国家与社会互动下精准扶贫的运转逻辑——以“第一书记”的制度框架展开分析

为了实现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并完成精准脱贫任务,国家通过选派"第一书记"的做法,意图构建国家与社会的接点,将国家权力和公共资源传递到基层社会。但从现有实践来看,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运转逐渐出现了资源依赖性、治理短期性和基层权力结构冲突等制度实施困境。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以鄂西L村的案例进行研究,探寻"第一书记"扶贫制度在基层的落地与运转成效。结果发现:在国家资源与权力的不断弱化下,"第一书记"代表的国家力量在与社会韧性的互动中经历了主导型合作、竞争型受限、排斥型失控等阶段,在基层受到了来自乡镇一级政权、村民自治力量和群众认同感等多重排斥因素,在有限的任期内"第一书记"很难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为了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国家需要避免急功近利和短期主义,在顶层设计上逐级完善驻村帮扶的方式,并以培育村民自治的内生性作为治理核心。     

新“双轨制”：中国精准扶贫脱贫的一种新形式

第一书记扶贫脱贫制度是国家通过第一书记健全村级领导班子,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战斗堡垒,实践党建引导和统筹扶贫工作的新机制。受益于费孝通对中国政治生态分析而提出的“双轨政治”概念的启发,提出的新“双轨制”,指涉第一书记扶贫制度与村书记制度的新型“双轨”在贫困领域中的交汇、互动和嵌入。新“双轨制”大大提升了扶贫绩效,然而,也面临系列困境,基于公共政策视角,可从国家顶层设计、地方政府行为、乡村政权建设和基层社会的“四位一体”进行完善。新“双轨制”是对中国扶贫脱贫工程中新思路和新方法的一种尝试性总结和概括,期望为中国扶贫提供一种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本土分析框架。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中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

为研究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中的重要作用,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山东省派东平县第三轮第一书记扶贫工作实践为研究对象,从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视角,构建了农村小微权力“村支两委、第一书记与扶贫工作队”双轨治理主体,在识别归纳工作实践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及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选派第一书记工作长效机制、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提升小微权力规范运行的质量和效率等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保障,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对实现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无缝衔接,推动乡村振兴行动,建设高质量的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双重嵌入与制度激活:第一书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经验逻辑

中国在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作为国家与社会间的关键接点,影响着国家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成效,并被赋予加强基层党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职责,但也常常面临着被乡土社会"悬置"、单向度为村庄链接资源等,而无法提升村庄治理能力的实践困境.探讨了第一书记在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实践模式,研究表明:第一书记应既能实现村社内外建设力量的有效整合,又能推动村社自主治理持续运转;应通过发挥党内民主、践行群众路线嵌入基层党组织和乡土社会,获得党员和群众认可支持;同时,乡村治理应借助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等外来力量,以激活完善既有协商民主治理制度为重点,着重解决协商民主制度的组织支撑、实践平台、正反馈机制和社会基础等问题,运转村级民主治理.在此基础上,中国乡村治理才能进一步提升村内外资源良性互动和村级治理水平与能力.     

权力下乡: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以村庄权力互动视角审视驻村第一书记制度,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结构的改造,其本质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倒逼对村庄权力结构进行改造,于是,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并基于新权力的引入重塑了村庄权力互动关系,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独特优势的“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村庄权力结构,这就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的过程。依靠干部队伍的嵌入整合、资源输入的权威效应、村治运作的模式创新等方面的联动施力,驻村第一书记成功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通过在“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建立了培育、监督、辅助三重导向的权力互动崭新条线以及在“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开展了脱轨纠治的互动调适,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互动关系的重塑。新型村庄权力结构的优势在于国家对村庄权力运作与村庄治理的可控性以及能够促进调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加强党和政府自身建设、推动基层民主发展。不过,上层国家权力下乡也面临着乡土社会的双重屏障、权力运作的支撑不足、下乡成效的生产失衡、目标结果的反向错位等四重现实困境。未来,必须通过统筹个人深入与组织协助、明确书记角色与决策规则、完善制度主导成效机制、坚持村庄权力改善原则来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以不断赋能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第一书记与村两委关系类型及其形成机制——基于L乡和N镇的村庄调研

第一书记制度是国家在贫困治理领域的重要制度实践,并将继续在乡村振兴中提供助力。第一书记与村两委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L乡和江西省N镇的村庄调研,总结出第一书记与村两委的关系类型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书记与村两委的关系有三种类型:包办代替型、辅助合作型、独立松散型,村庄层面的社会结构与组织基础、个体层面的政治追求与影响网络、政府层面的村庄定位与资源配置三者共同构成第一书记与村两委关系类型的形成机制。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的结合,是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无缝隙对接的关键,第一书记工作重心向村庄组织建设的回归尤为重要。     

乡村治理权力结构对扶贫的影响

扶贫工作中宏观的制度上的问题已经被广泛关注,但对微观的权力与结构性问题关注较少,然而,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最后一公里"。扶贫成效与乡村治理状况紧密相关。乡村治理呈现出一种共谋与垄断性的权力结构,乡镇政府与村干部之间存在共谋,两者都具有扶贫资源的分配权,其越轨行为会给扶贫工作造成各种偏差,如识别不准、资源跑漏、扶贫效果不好等。普通村民尤其是贫困群体常常被排斥在扶贫决策过程之外,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这既不利于干群间建立信任,也不利于贫困群体发挥主动性和主体性作用,会极大地影响扶贫效果。因此应提高贫困群体的参与度和发言权,以制度创新改善乡村治理权力结构。     

第一书记制度实践的差异化类型及其形塑机制

第一书记制度是我国扶贫领域的一项制度探索和创新,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特征。第一书记制度的进村,在村庄层面实现国家治理和基层自治的对接,形成了具有差异化的治理结构和实践样态。村庄调研发现,第一书记制度与村庄社会的互动存在三种关系模式：包办替代型、合作辅助型和被动疏离型。这一实践差异由村庄的资源基础与治理能力、地方政府的村庄定位与资源匹配以及第一书记的个人资源网络与职业追求三方面形塑而成。第一书记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性和可持续性问题,优化第一书记制度绩效应从组织体系再造和资源精准对接两方面展开,以推动村庄内生脱贫潜能和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     

科层制的嵌入与执行背离——“第一书记”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

2015年出台的"第一书记"政策,为我国农村扶贫治理带来了新的制度变革。"第一书记"制度仍然符合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科层制的概念,科层制的"嵌入型"介入使精准扶贫工作走向了规范化和制度化道路,推动了村庄内部矛盾的化解和村庄外部资源的调动。"第一书记"政策中"以人为本""因户施策"的要求为精准扶贫工作中背离科层制的运行带来了可能性,该政策允许扶贫场域中的行动者采取适当"弹性"的做法,弥补了科层制"非人格化"的缺陷以及信息沟通的低效性。     

驻村帮扶“接棒治理”的逻辑与归宿——基于豫南L行政村的田野调查

有效贫困治理需要强有力的村社集体,然而，废除农业税之后，乡村基层组织越来越“悬浮”于农民。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实施和大量扶贫资源持续输入农村，软弱涣散的村社集体却失去了与国家资源对接的能力，造成贫困治理的“内卷化”。村社集体的内生活力某种意义上需要外部力量予以激活和再造，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驻村帮扶”是贫困治理的一种有益探索。驻村帮扶本身是连续性的，成员通常由同一单位选派，类似于接力赛，故称之为“接棒治理”。“接棒治理”能够为理解驻村帮扶贫困治理实践提供一种可取视角。在“接棒治理”的框架内，由同一单位选派的驻村帮扶成员有着共同的身份认同，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旨在最大限度地为帮扶对象争取更多的资源、多办实事。作为外部嵌入力量，驻村帮扶不可避免地对村庄内部治理秩序产生影响，但由于退出机制的确定和可预期，驻村帮扶下的“接棒治理”不会完全改变村庄内部权力格局，更不会对村庄自治造成破坏，其旨在培育并回归自治，将“接力棒”最终交接给村社集体。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