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治理现代化:理论特质与建设路径北大核心CSSCI

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和组织机制在减贫发展领域的应用,是包含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内容和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体。它既致力于建构援助者和服务对象“内外结合”,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协同互动”的结构体系,也是兼顾传统发展智慧和现代治理技术,积极推动居民认同及参与,不断提高贫困治理系统性的过程。未来,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还需要以农村社区的本土发展资源和贫困人口的发展需求为基础,充分挖掘乡村留守群体和青年群体的优势能力,并从制度治理、技术治理和人文治理三个维度,优化贫困治理结构与秩序,推演出更加多元和符合地方特色的治理模式。     

农村健康贫困的演变逻辑与治理路径的优化

健康扶贫是健康中国战略与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内容。虽然目前国内并不缺少对健康扶贫的研究,但大多都是把健康贫困作为整体性贫困的一个研究侧面,缺少独立地对健康贫困的治理模式和路径优化的研究,以及从健康贫困缘起和演变逻辑这一角度构建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机制框架。所以本文从影响健康环境的"劣化"、疾病与贫困的"共生"以及健康贫困结果的"不可逆"三个主要特征,分析了健康贫困的发生逻辑、作用逻辑和实现逻辑。以此为基础,针对健康贫困演变逻辑的不同阶段,从健康参与能力、疾病应对能力和健康保障能力入手,分别提出对应的路径优化策略,为贫困地区有效认知健康贫困的具体成因及制定脱贫对策提供理论支持。     

数字技术赋能相对贫困治理逻辑与路径

当前贫困治理重心将从显性的绝对贫困向更隐蔽、识别难度更大的相对贫困转变，但贫困治理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问题依然存在。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一的治理规范、治理工作或治理要素，而是融合为一股新的治理力量，嵌入到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当中。我们迫切需要正视并剖析这股新迸发的治理力量，重新理解贫困治理的复杂性与长期性特征。运用理论思辨和逻辑推理方法，提出通过“场景适配—情境互动—主体增能”的嵌入逻辑，为数字技术赋能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新的研究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解决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可行路径。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历程、经验与启示

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消灭剥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历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时期、形成与发展时期、深化与拓展时期和创新时期。依据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路线、中心任务及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地采取发挥制度优势、强化以人为本、扩大治贫视野、适时调整贫困标准与贫困治理目标、积极探索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综合减贫等多种经验做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后脱贫时代,应更多地关注精神贫困问题、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重视多维贫困问题、防止脱贫后返贫问题,以彻底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贫困问题。     

后脱贫时期我国贫困治理的演变趋势与应对路径

我国进入“后脱贫时期”这个贫困治理的新阶段,由于贫困的韧性和动态性,贫困治理将呈现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客体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治理视域由农村贫困转向城乡贫困、治理模式由攻坚扶贫转向预防返贫等一系列新特征。基于此,“后脱贫时期”的贫困治理需要提出新的应对路径,通过整合社会扶贫资源、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的叠加效应,综合治理相对贫困、探索建立长效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融合的贫困治理体系,防范化解返贫风险、构建防返贫机制,实现“后脱贫时期”贫困治理体系的重塑与转型。     

贫困治理的包容性金融路径

世界日益追求包容性发展,中国则再次打响了"脱贫攻坚战"。为了增强脱贫效果,必须进一步完善贫困治理路径。贫困成因多源性、类型差异性决定了政策诉求的多样性。金融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媒介,为更好地响应多元化政策诉求,需要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发展包容性金融,不仅有助于贫困分类治理,还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部门的协同治理功用。这样,既有利于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多元化帮扶方式激发受助者的积极性、责任感,又能规避无偿给付型扶贫助困方式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等问题。针对现存问题,我们需要不断创新,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切实推进"放管服"综合改革,加快包容性金融发展,进而为贫困分类协同治理创造更有利条件。     

资本的培育:我国农村社区多维贫困治理路径

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数量多且有返贫问题,治理难度大,可以说,我国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但却不能永久地消灭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问题。贫困与资本缺失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社区因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缺乏、社会资本缺失而呈现出经济、人力、文化及社会权利多维贫困。基于我国农村社区资本缺失导致的多维贫困,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保障社会权利资本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来培育农村社区资本,是治理农村多维贫困的有效新路径。     

中国贫困治理的历程、特征与经验探寻

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光辉进程中伟大的成就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立国、执政兴国和践行初心使命最鲜明的体现。回顾中国贫困治理进程的基础建设、体制变革、扶贫开发和精准扶贫四个历史阶段可以发现,中国贫困治理呈现出治理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治理理念从外部帮扶向内源发展、治理措施从广泛救济向精准滴灌、治理格局从局部化向一体化转变的总体性特征。中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是党和政府坚持适合本土国情的减贫策略的结果。这些宝贵经验不但为衔接期和相对贫困期提供了理论基础,更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治理范本。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现状与路径

积极探索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分布,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及脱贫人口返贫现象严重,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较大现状,提出坚持扶贫主体多元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加强反贫困立法、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农村财政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利益的组织、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等治理途径。     

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创新路径研究

当前人才资源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因素。依托我国的重大人才工程和人才计划,各地方政府和综合实验区都在摸索一条吸引人才的创新政策,通过对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无锡"东方硅谷"、武汉东湖、福建平潭、广州南沙这六个典型人才实验区在人才政策创新及其成果的数据探讨,形成了高层次人才创新政策与人才工程推动作用之间的闭合路径图。实验区高层次人才引进应创新方式方法、政策创新应建立建成创新体系;政策施行受到市场经济、特区软硬环境、法律保障体系以及自身优劣势和政策价值取向的影响。     

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

企业技术创新与财税政策的关系密切。要认真分析制约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因素 ,充分借鉴国外运用财税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作法 ,有效完善财税政策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乡村治理权力结构对扶贫的影响

扶贫工作中宏观的制度上的问题已经被广泛关注,但对微观的权力与结构性问题关注较少,然而,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最后一公里"。扶贫成效与乡村治理状况紧密相关。乡村治理呈现出一种共谋与垄断性的权力结构,乡镇政府与村干部之间存在共谋,两者都具有扶贫资源的分配权,其越轨行为会给扶贫工作造成各种偏差,如识别不准、资源跑漏、扶贫效果不好等。普通村民尤其是贫困群体常常被排斥在扶贫决策过程之外,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这既不利于干群间建立信任,也不利于贫困群体发挥主动性和主体性作用,会极大地影响扶贫效果。因此应提高贫困群体的参与度和发言权,以制度创新改善乡村治理权力结构。     

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生成路径、治理困境与对策探析

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生成与传播的重要场域,科学把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厘清其生成路径,有助于进一步延伸和拓展关涉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触角与研究空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治理困境,不仅与其生成路径类型紧密相关,还与其技术结构特征紧密相连。基于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问题凸显,实践中需紧紧扣住建立健全网络立法和规制工作、加强网络社会组织行业自律制度建设、充分利用新兴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党员干部的网络素养以及践行网络群众路线等基本着力点。     

政府环境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理论与实证分析

环境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要求其价值在开发和使用中得到补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环境污染的经济理论指出 ,政府课税正是环境资源价值得以实现的效率政策 ,同时又兼顾公平原则。发达国家实践表明 ,政府环境税收促使污染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 ,改进生产技术 ,提高市场竞争力 ,实现既降低成本又减少污染量 ,取得环境资源配置中的效率收益 ;同时在调整收入分配、提高就业水平、社会福利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宏观经济效果。     

地方数字治理:实践导向、主要障碍与均衡路径

数字治理不再是简单外化的数字技术在治理领域的工具应用和方法创新,而更多地体现为适应地方社会结构变迁和治理需求变化,内在推动地方治理模式变革和转型的有效途径.地方数字治理的实践导向主要聚焦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维护基层社会安全稳定,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但区域、城乡之间的"数字治理鸿沟"仍然存在,数字社会服务和治理的供需能力有待提升,数字治理的制度保障机制需要健全.提升地方数字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和空间布局,促进数字治理资源配置均衡.推动技术与社会双向赋能,促进数字社会服务供需结构均衡."智治"与"制治"结合,促进数字治理机制协同均衡.     

基于公民主体性的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诉求和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是对传统社会管理的超越,是在充分肯定社会组织作用的前提下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从公民主体性的视角来看,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诉求在于民众对社会福利和社会价值的共享,民众共享价值诉求需要通过政府、社会的合作治理的途径得以实现,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实现合作共治的关键因素。     

产业转移企业参与农村治理的效果及其路径构建

2008年,广东正式实施的"双转移"战略使得粤北和东西两翼农村治理日趋复杂。对佛山禅城(清新)、佛山顺德(英德)与河源东源(深圳盐城)等产业转移工业园进行的调查表明,转移企业已成为推动农村治理的重要力量。以政府为主导、以员工(村民)为媒介,将先进的治理理念及社会责任与技能运用于农村经济、政治、社会事务,是产业转移企业参与农村治理的适宜路径。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可持续发展:理论、现实与路径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与贫困生资助体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其实施7年来,始终未能解决个人金融服务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的政策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本文结合功能金融理论,在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可持续发展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适应性、稳定性与效率性现状,进而提出构建基于“功能观”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可持续发展路径,并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诠释。     

乡村治理转型与农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新的战略,也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乡村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使精准扶贫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相适应已成为决定农村减贫成效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治理中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社会环境、治理单元、治理动力等方面的转型来阐述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的影响。面对转型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加强对于扶贫资源的监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推广网格化的精准扶贫治理模式,大力提高贫困村专项扶贫资金额度,从而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