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公益精神面临的困境及其培育对策

公民公共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匮乏和非理性财富观是导致我国社会公益精神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要把公益精神化为公益行动、被动公益变为主动行善、做到由旁观到参与,需要强化公民教育功效、创新公益行动激励机制、夯实公益文化基础.     

论公益信托制度法律价值取向

公益信托是指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为将来不特定多数受益人的利益，促进一国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环保、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和规范管理而设立的一种特殊的信托，是为财产权人提供一个可以充分信任的财产管理和处分的制度设计。通过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大众树立公益捐赠意识，使公益捐赠常态化并把这些捐赠所得资金利用公益信托进行管理使用，这是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一种有效形式。     

现代社会公益精神的价值及本质特征

公益精神是当代伦理精神拓展的时代体现,是公益主体自我内在发展的吁求,具含对社会发展的人文关怀意蕴,它有助于公益主体获得内在驱动力量、对社会成员进行道德教化和提升个体生活品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公益精神在其特征上表现出一般性的时代特征和制度层面的特性.因此,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现代社会公益精神的培育必须同中国社会进步和公益事业发展的现实要求紧密结合,坚持普适性、超越性与实践性原则.     

公益伦理的界定

所谓公益伦理，是指公益活动中调节公益行为主体和客体各方面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总和，是公益活动中各种道德意识、道德行为、道德心理的综合体现，是依据一定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价值观念对公益活动的客观要求所进行的理性认识和价值升华。其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公益伦理具有无偿性的特点。     

教育公益诉讼的法理解析与制度完善

公益诉讼是相对私益诉讼而言的,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教育决定着个人的成长与未来,更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益事业之一。公益诉讼有助于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教育公益诉讼的准确表述应为“教育领域中的公益诉讼”,是一般意义上的公益诉讼程序在特定教育诉讼案件中的实行与运用。根据教育诉讼中被告的身份以及适用的救济方式和程序不同,可以把教育领域中的公益诉讼划分为教育民事公益诉讼和教育行政公益诉讼两大类型。当下,我国教育公益诉讼制度已初步确立。特定组织和机关对于在教育领域内发生的公民、法人等民事主体违反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教育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教育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妨碍青少年健康成长,影响教育事业顺利发展并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而未果,有权向法院提起教育行政公益诉讼。然而,我国教育公益诉讼制度还相当粗略。为进一步健全我国教育公益诉讼制度,应当突破对教育公益诉讼起诉主体资格的不合理限制、明确教育公益诉讼的具体受案范围以及摆正教育公益诉讼的位置...     

数字公益助力城乡双向整合的理论和实践逻辑

在数字技术支持下,我国社会公益事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融合提升、社会成员全面发展、共同文化生产和交流等方面出现了大量数字公益场景。这些场景在城乡之间建立联动并促进城乡主体走向联合的过程中,成为城乡之间新的对流平台,推动城乡主体按照共同体逻辑进行双向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有机团结,催发了集体意识,弥合了城乡差距,推动着城乡协同发展、融合共进。数字公益场景已经成为构建城乡共同体的新场域。     

现代西方社会公益精神理论溯源

在慈善文化由传统的仁爱观、伦理观向现代以责任意识、人权意识等为特征的现代公益文明转换过程中,社会正义理论、社群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理论对现代西方公益事业发展和公益精神的现代转型有着直接影响,并使现代公益观在观念形态、组织层面、行动主体等方面区别于传统慈善,倡导树立和养育基于责任的公民利他自觉的公益精神。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模式选择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保障环境权益的最佳救济方式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诉讼法领域。以起诉权的主体为依据,环境公益诉讼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国家机关主导型模式;二是社会主导型模式。前者主要是指以检察机关或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作为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诉讼的模式;后者则指以公民个人或社团为主体提起诉讼的模式。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模式选择应当是渐进式的,先实行国家机关主导型模式,即通过司法解释或司法判例确立检察机关和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行使起诉权;最终建立起社会主导型模式,即以普通公民和环保社团拥有环境公益诉讼起诉权为主导、以检察机关和环境保护行政机关拥有环境公益诉讼起诉权为辅助的环境公益诉讼模式。     

民事公益诉讼启动程序的困境与出路

民事公益诉讼可谓是世界各国民事诉讼制度都面临的一种新型挑战。我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启动权仅赋予给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这种极窄的范围并不利于预防制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在拓宽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程序适用领域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启动主体的范围,赋予检察机关和公民个人程序启动权,并减少对社会团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限制。     

互联网公益技术支持机构赋能社会组织的变迁模式与驱动因素——以J机构为例

互联网技术和公益的结合正成为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显著趋势，互联网技术支持机构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中介作用。基于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框架，选取J机构作为案例，分析互联网公益技术支持机构在赋能社会组织过程中自身模式变迁过程及其背后呈现的演化逻辑。研究发现：互联网公益技术支持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社会组织的业务流程和战略体系，推动生成多元主体融合参与公益事业的行业生态，显示技术赋能公益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虽然J机构在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了定制化、标准化和可持续化的技术赋能模式，但背后呈现的是一以贯之的行动逻辑，即“价值为本，技术为用”。在分析公益领域组织的技术采纳时，有必要将价值(Value)作为核心重点突出，生成TOEV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