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报恩牌坊是谁建的

常熟县南门外,原有一座“报恩牌坊”,一九○五年又发现了此坊之“碑序”,这是太平天国时期为纪念忠王李秀成的政绩所立的。据罗尔纲先生考证,牌坊是“忠王李秀成克复江苏、浙江之后,使广大人民得到安居乐业的生活,常熟人民感恩报德”而建立的(《太平天国文物图释》)。虽无直接证据,还是比较合于情理的。六十年代,戚本禹别有用心地大批李秀成;文化大革命中,李秀成更被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而大批特批。直到一九七七年七月出版的某些著作,仍然把李秀成作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进行     

评《是尊重历史事实,还是为乞降辩护?》

《江汉学报》上期发表了史佚同志的文章:《是尊重历史事实,还是为乞降辯护?——评罗尔纲〈忠王李秀成的苫肉缓兵计〉一文》。读过这篇文章,我们很有些不以为然的看法。一文章一开头就说:“李秀成在被俘后究竟乞降过沒有?(李秀成不是已经投降变节了吗?《李秀成自述》不是一部道地的叛徒自白书吗?为什么还要谈究竟乞降过沒有?这是否意味着李秀成只是乞降过,还沒有达到事     

《八法对笔迹的鉴定》序

我在五十年代初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卷首印有《李秀成自传原稿》、《忠王谕李昭寿书》、《忠王亲笔答辞》三种笔迹的对照,以证明《李秀成自传原稿》并非赝品。年子敏先生把这三种照片送司法部法医研究所鉴定。鉴定结果,年子敏先生在《评罗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里报道说: 据司法部法医研究所(56)法医物字第0124号函附之笔迹检查说明书称:所谓《原供》与所谓《亲笔答辞》,“字迹潦草不甚熟练”,而忠王《谕李昭寿书》则“书写整齐而老练,笔势挺而有力”,由于字体与所谓《原     

《<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抽毁辨》的质疑

黄永年先生近年发表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抽毁辨》一文,力持《自述》原稿未被抽毁说。早在1982年钱远镕先生在《学术月刊》上也发表了《李秀成<书供>原稿未被撕毁——与罗尔纲先生商榷》一文。我有些不同看法,提出来求教二位先生和读者。一、黄先生提出的《自述》原稿未被抽毁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一)黄先生说:《自述》原稿,“如被抽毁过,必然会按照不同的抽毁方式留下不同痕迹,但在这个写有原稿的簿子上找不见任何痕迹。”如果其中某些整页被抽毁,则被抽去     

李秀成与“天”“捻”关系——三论捻军与太平天国之关系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在曾国藩的挟迫下,曾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自述》,缕述太平天国兴亡史事.由于太平天国和捻军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李秀成自述》当然不可能避而不谈.“我天国坏者,……是招得张乐行之害”.这便是他对天捻关系所作的概括总结,也就是说捻军的存在不仅于太平天国无补,反而成为导致天国败灭的重要因子.揆诸史实,斯言颇令人困惑.从李秀成方面讲,他原是联络捻军的先行者.1857年3月,他通过李昭寿与捻军领袖张乐行、龚德树接洽,在霍邱达成联合作战之协议.在捻军的武力支持下,太平军得以驰骋淮河南北,李秀成亦因此青云直上,由一个普通将领而被洪秀全超擢.如李秀成自己所说:     

赝品怎可据为罪证——关于李秀成晚节的评价问题

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文汇报·学术专刊》发表李兴华同志《重评李秀成》一文说:“一八六四年七月李秀成被俘后,在敌人的囚笼中确实写了几万字的供词,有过动摇变节的行为,玷污了自己光荣的革命历史。”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论点;“方山被俘,是李秀成一生历史活动的界标。在此之前,他的功绩是主要的,不能抹煞;在此之后,他的错误是主要的,无须掩盖。”于是,他对忠王李秀成作出了肯定结论:“说李秀成晚节不终,非常恰如其份。白璧有瑕,临危辱节,没有把忠于太平天国的气节坚持到底……”     

忠王李秀成自傳真伪問題商榷

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文献之一——“忠王李秀成自傳”,自經曾國蕃刪改后,虽曾發生过“真本”和“節本”的問题,卻沒有發生过“真伪”的問题。自从一九四三年冬廣西通志館向湘鄉曾家攝取了“李秀成自傳”原稿,一九五○年由罗尔綱先生撰成“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一書,对于前一問題。得到基本上的解决。一九五六年華东师大学报里發表了年子敏先生“評罗著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和束世激先生“評罗著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讀后記”兩文,認为这个自傳“顯然是以曾國藩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伪造的”,这可以說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問題。这兩篇文章,經“人民日报”、“文匯报”等的介紹,頗引起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人們的注意。最     

广东史学界討論关于評价李秀成的方法論問題

十月二十九日,广东历史学会邀请了广东部分史学工作者三十多人举行座談会,就当前史学界評价李秀成的方法論問題交換了意见。在会上发言的同志,分析了罗尔纲同志把李秀成这个叛徒考証成“苦肉緩兵”的英雄,是采取了一种“大胆假设,小心求証”的資产阶級实用主义的方法。罗尔纲同志提出,不应該首先根据《李秀成自述》     

简评“忠王李秀成的评价问题”

《学术月刊》一九六四年第八期所载陶翊之同志“忠王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一文(以下简称陶文),对李秀成被俘后投敌变节的行径,千方百计地为之辩护和美化。其主要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大半与罗尔纲的“考证”雷同,而且还进一步散布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为了辨明是非,本文拟对陶文中的一些错误,加以评论。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太平天国芜湖会议考辨--对"围魏救赵"战略决策的质疑

所谓太平天国芜湖会议,实际上是一次由忠王李秀成创意的战略决策过程,应称作“芜湖战略决策”。太平天国在天京并没有制定“围魏救赵”的战略决策。李秀成起初仍想沿用以往破解京围的经验,从皖南调兵直接援京。只是在芜湖期间,他通过综合分析敌我态势后,才决定向宁国广德机动。     

论太平军两次进攻上海

<正> 赖文光在其《自述》中说过:"忠王李秀成者,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皆由此举."话说得很重.立意也很明确.多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者,多受其见解影响,对李秀成进攻上海多有贬斥.这是缺乏具体分析,极不客观的.从太平天国的实际利益和爱国主义立场出发,洪秀全、洪仁玎都主张进攻上海,李秀成两次进攻上海,都是代表了太平天国中央领导集团的立场和意志,并不是"不知君命而妄攻"的.李秀成确有"不知君命"的分散主义思想,但不表现在进攻上海本身.要弄清进攻上海的问题.必须搞清当时的复杂背景,探讨许多问题.本文想就李秀成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战略动机,以及在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对侵略者认识的提高等力面进行一些分析,力求恢复历史之本来面目.     

试论所谓“忠王李秀成自传”的动机问题

罗尔綱先生在有关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諸項著作中,基本論点有二: (一)1944年广西通志館至湘乡曾家据以拍攝照片与抄录之所謂“李秀成亲供”,因和龐际云所藏的所謂忠王“亲笔答詞”,及“忠王諭李昭寿手書”笔迹相符,而确定系出自忠王手笔,为“原稿无疑”。 (二)李秀成“供狀”充滿乞降語句,乃系效法三国演义中蜀汉大將姜維降鍾会的故智进行假投降。我对罗先生的論点不敢贊同,关于“李供”真伪,罗先生所列举之笔迹,經我商請有关專家科学鉴定     

《李秀成自述》与防洋动机

如何看待《李秀成自述》,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篇短文,仅就《自述》的思想动机的一个方面——防洋,试作探讨,以就教于学者.在《李秀成自述》中,提出过“收齐章程”的建议.究竟怎样分析与理解“收齐章程”我们认为,李秀成提出“收齐章程”,是基于他对形势的以下两点分析:一方面,他看到“今我主死国亡,我亦被擒到步(这里)”,“天朝之根已     

实事求是地评价李秀成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袖之一,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一八六四年七月清军攻陷天京时,他突围后被俘,在敌人囚笼中写了一篇长达数万言的亲笔供词,这就是流行至今的《李秀成自述》。对李秀成的《自述》和李秀成一生的功过如何评价,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同意见可以展开争鸣。然而,戚本禹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把李秀成《自述》说成是“变节分子的自白书”,并依此把李秀成定为“叛徒”。凡对此稍有异议,就给扣上“为叛徒翻案”,宣扬“叛徒哲学”、“活命哲学”、“曲线救国”等帽子,大张挞伐。后来,“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猖獗于一时,实由戚本禹首肇其端。戚本禹亦以此发迹,平步青云,显赫一时。但是,历史毕竟是不能任人颠倒的,对李秀成必须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以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柯文南博士谈忠王宝剑

英国著名的太平天国问题研究者柯文南博士所著的《太平造反:李秀成亲供》已于197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 作者曾于去年参加南京举行的太平天国史讨论会,今年又来进行学术访问。 柯文南先生曾把他所获的忠王李秀成的宝剑赠     

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讨论

不久以前,武汉地区的教学、研究单位和湖北省历史学会,先后举行了评价《李秀成自述》(下简称《自述》)和李秀成一生的学术讨论会。在讨论中,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見: 一、关于《自述》的性質問題一种意見认为:《自述》是叛徒的自白,投降变节思想贯穿于它的始终。李秀成在《自述》中不止一处地对曾氏兄弟阿谀奉承,对太平天国革命恶意诋毁,并以他对革命叛徒和清朝将领如何宽仁礼待和     

折衷主义背后的资产阶级党性——评一川的《不要尽量美化,也不应一笔抹煞》

当前学术界几个重大问題的激烈论战,生动地表明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斗爭正在蓬勃开展。这和当前国际、国內阶级斗爭的深化发展,若合符节地互相呼应着。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评价问題,是激烈爭论的问題之一。李秀成究竟是一个投降变节的可耻叛徒,还是一个“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李秀成跪倒在曾国藩面前所写的《自述》,究竟是一个彻底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还是所谓“利用诈降去钻封建统治者的空子”的一条“苦肉缓兵计”?以戚本禹同志和罗尔纲同志为代表的两种针锋相对的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

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史学界继否定李秀成之后,一九六五年的《文史哲》、《历史教学》等刊物,也先后发表文章,对“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则更进一步对陈独秀一笔抹煞。最典型的是“四人帮”在上海的舆论工具——     

太平天国幼天王错位的徽、赣“归根”行

一 清朝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湘军曾国荃部攻克天京（南京），太平天国幼天王跟随忠王李秀成等，于六月十七日凌晨逃出。二十一日到达皖南广德州。     

叛徒与革命英雄可以“合二而一”吗?——对李秀成评价的一种意见的商榷

从《李秀成自述》来看,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是很清楚的,大多数论者也承认这种事实。但是,在承认这一事实的论者中间,对李秀成的评价却极不一致。有两种对立的意見:一些论者认为,李秀成是变节者,是叛徒。另一些论者认为,李秀成被俘后动搖变节,这只是他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对李秀成一生的评价,应该是“伟大的革命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