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诗的语言与文体问题再认识

胡适认为现代新诗的语言是白话,古诗中"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诗就是"白话诗".这不仅混淆了诗歌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古代优秀诗歌和普通白话诗的差别.在胡适的影响下,新诗以未经艺术加工的白话语言走向了"非诗"的道路.鉴于诗歌文体对于审美语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新诗一直试图摆脱自由文体,建立文体规范.在新的成熟文体出现之前,新诗应该以必要的"诗体意识"对诗歌创作进行内在的规范和引导.     

浅议新诗百年发展过程中的文体建设——以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为例

从早期白话诗至今,中国新诗的探索进入了新的时代.回顾百年新诗的发展轨迹,起伏与转折常令人始料不及;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新诗的百年探索,充分认识和分析不同诗歌文体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就要重新审视和把握这其间发生的、容易被忽略的重要的文化现象.政治抒情诗对新诗发展的贡献在于建立一种相对规范的文体,并且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能够进行持续的创作,这种文化现象对于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新诗百年探索的大背景下,考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代表性人物贺敬之及其艺术情怀,认识政治抒情诗的成就和历史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文体革命的特征及后果

白话诗和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生成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的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了文体革命。这不是一场纯粹的诗歌文体革命,而是当时激进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重点是对古代汉诗,特别是以格律诗为代表的定型诗体的摒弃。由于当时恶劣的诗歌生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文体革命不仅无法建设现代汉诗诗体,而且还为以后百年新诗的诗体建设留下了隐患,使新诗在百年历史间始终存在着自由化与律化的对抗。     

新诗标准的现代性建构及其反思

新诗标准问题是百年新诗发展中的一个难题.从现代性维度来看,其标准的形成在现代性中遇到了挑战,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不同范式之间的冲突,新诗审美价值取向的摇摆等多种因素,都对新诗文体规范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这是新诗现代性本身的后果之一,也是我们要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一个方面.而新诗标准和文体规范的建构,需要在"新诗标准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系统"、"新诗标准建构取决于诗歌审美价值标准"、"新诗标准建构需要直面现代性的反思性"等几方面认识的基础上进行.     

女性诗歌创作与诗歌文体秩序的建构——以女诗人安琪为例

从性别文化视角来说,随着女性创作者的公开登场,女性诗歌传统正在逐步确立,新诗的文体创造更为完备;作为"中间代"的代表者,福建女诗人安琪以其自觉的女性主义创作实践与理论创构,及其各种诗歌活动,在新诗文体的伦理和秩序的重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

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一开始就表现出文体上的自觉与成熟,注重散文文体建设;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散文观念的偏差与文体意识的失落,散文文体发展也面临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散文观念的多元化倾向,散文文体体式呈现出多种多样.中国现代散文文体的演变轨迹不仅清晰可寻,而且体现出古今文学的历史传承与现代性延展的整合性.但就目前研究情况而言,对其进行整体、系统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和粗放.鉴于此,本文从古今文学的传承与演变,散文的模糊混用与清晰划一,散文的坚守与破体,以及散文的审美性与自由性等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散文在百年演变过程中的不同文体观念、文体形态、文体特征和文体精神,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散文史做出新的阐释.     

中国新诗的知性传统与视听传播

中国新诗百年历程中形成了薪火相传的知性传统.印刷媒介时代的知性新诗借助"现代解诗学"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并未显示出明显的传播劣势.视觉文化时代,中国新诗试图通过与影视媒介的联姻突出重围.与易懂易诵、轻快明朗的抒情诗相比,知性新诗在视听传播的范式转型中更易受到忽视和遮蔽.这与它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经典定位和评价形成鲜明反差.知性新诗的视听传播应当成为诗学界和电视文艺界关注和破解的重要课题.     

对新诗"像诗,不是诗"的反思——从诗歌文体的"破"与"立"看新诗的衰落

巴赫金认为每一种体裁都具有它所特有的观察和理解现实的手法,艺术家也总是用体裁的眼光来看现实的,所以文体中蕴藏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全部特征,甚至于一个时代的思想及思维方式的全部信息.因此本文拟从文体为切口,切入历史的纵深处,追寻新诗产生的历史踪迹,在共时与历时的立体背景中,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新诗产生的动力因素,从时代对新诗的诉求和新诗的回应及自身体裁发展要求中找寻新诗发展中所遭遇的困难,并从新诗对困难的回应中勾勒出其抗争、衰落的命运.     

"朗诵诗"的文体形式及诗学阐释——抗战诗歌朗诵运动的诗学反思之二

"朗诵诗"概念在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诞生,既特指作为宣传工具和政治活动形式的抗战诗歌运动,又具体指称专为诗歌朗诵活动而写作的新诗文体,还作为现代诗学文体论形而上认识的诗学概念等,含义多重。重新梳理抗战诗歌朗诵运动史料,阐释有关"朗诵诗"论争中的各种观点,可以观照朱自清"新诗中的新诗"论断的依据及其诗学价值,并明确"朗诵诗"文体形式"诗的语言"建行所体现的诗学本质。     

寻源、辨体与文体研究的目的——读书手记

文体研究的第一步是文体寻源,与之相联的第二步是辨体.每一种文体之出现,必有其出现之原因与条件,这也决定了其文体体式.文体寻源涉及礼乐制度、政治状况、社会风貌、文化环境,能从一个角度很好地说明我国古代诸种文体产生的民族文化特色.辨体涉及尊体与破体、正体与变体、文体分类等方面.文体的生成与它的正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辨体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辨别各种文体的功用及与其相匹配的体貌,它的正体的形态和它在发展过程中变体的面貌.文体研究有种种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它与文学的关系,即在诸体中,或每一体之内,分出文学与非文学,这也是文体研究中最困难的工作.     

新诗30年五大成就和五大问题

新诗的起源与命名决定了新诗是一种偏激的文体,先锋性、动态性文体特征导致其得失共存.30年来的新诗主要有五大成就和五大问题,还应加强三方面的建设.30年来的先锋诗颇能呈现新诗为中国思想解放所做的贡献,很多诗人争做诗意的先锋而非诗艺的先锋.诗人的"纯文学"写作同样具有政治革命的潜能.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新诗.     

新诗诗体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兼论新诗诗体学的构建策略

一、新诗诗体学建设的历史回顾在新诗史上,诗人的秩序与自由及文体自觉与文体创造、诗体的破坏与建设及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等矛盾尖锐,一直存在新诗是否需要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的"诗体之争",即自由诗派与格律诗派之争。"中国新诗将近80年的艺     

认同危机与汉语新诗

认同危机是百年汉语新诗面临的核心问题,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汉语新诗自身的问题。汉语新诗没有从根本上从现代汉语的语境出发来建构文体内涵。从肇始期就固执地坚持模仿域外诗歌,放弃了自我主体性的独立建构。过于注重诗学理论体系的营造,相对忽视诗歌文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理论与文本的本末倒置的扭曲现象。正是这些违背诗歌基本发展规律的做法,引致了汉语新诗的百年迷途。     

中国古代文体命名与释名中的"因情立体"

"因情立体"是中国古代文体生成的重要特征.就文体命名而言,为数众多的"心"部字与说明行为的"言""口"部字、指示载体的"竹""木""糸""石"部字,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文体命名的三个主要来源.以文体释名观之,人之喜怒哀乐皆可成为诗、骚、哀、诔、辞、吟、操、曲等特定文体生成的情感动力.考虑到"体"在"体制"以外另有"体势"与"体貌"之义,"情"亦有一时情感与长久性情之分,还可借由"情"与"体"的同异离合,重审传统文化及文论中的"体有万殊"与"情有多端"、"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自骋骥騄"与"鲜能备善"、"文如其人"与"心声心画总失真"等经典论题.     

百年汉诗文体的流变及其叙述

本文的重点是百年汉诗文体流变的“叙述”。依据现代历史叙述观念 ,揭示百年汉诗文体的发展线索、历史分期及现代化趋向。依据现代文体观念 ,揭示百年汉诗文体流变史 ,既是诗歌语言形式探索的历史 ,又是诗歌精神品质嬗变的历史 ,最终归结为诗学观念和审美情趣嬗变的精神发展的历史。在此基础上 ,提出叙述百年汉诗文体流变包含诗学观念的梳理、语言形式的分析和精神品质的提示 ,包括体裁的叙述、语体的叙述、风格的叙述 ,包括诗体流变中规范与反规范的矛盾运动以及诗体形式规范的积极审美功能等重要内容。     

现代汉语诗歌文体的构建策略前瞻

现代汉诗（新诗）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文体建设始终在自发与自觉间徘徊,未建立起相对规范的诗体,严重影响了发展。加强文体建设是当务之急,应该采用现实与理想构建两套构建策略。现实构建强调实用性,理想构建强调艺术性。总的原则是适度规范诗体,拓展诗的功能。     

1990年代诗歌叙事诗学的"综合性"

转型时期的1990年代诗坛迫切需要寻求新的诗学话语,以抵抗新诗自身所依傍的以"朦胧诗"为代表的话语惰性,以及重新思索如何在边缘的立场之中重新建立新诗的自信.新诗在1990年代重新开启了叙事的探索,"叙事性"应运而生,它本质上倡导一种综合与包容的诗学,打破诗与非诗之间的"二元对立"逻辑惯性,寻求新的对话与关联.文章聚焦于1990年代诗歌叙事诗学所具有的"综合性"特征,围绕文体互渗及美学风格方面进行阐析,并探讨"叙事性"如何实现了诗歌从单一型向综合型诗学话语形态的展开.     

论新诗革命的历史语境与非诗化特征

新诗革命分为“诗界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两个阶段。“诗界革命”是新诗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先锋”作用。晚清诗坛进步与保守势力既对抗又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改良”性质。这种文体改良方式,正是“白话诗运动”采取激进的文体革命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诗界革命”是重内容、轻形式的诗的风格的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语言改革和诗体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诗的体裁革命。但是它改变了汉诗的功能,特别是“我手写我心”的提出,赋予了汉诗在内容上的创作自由,这必然引发诗体形式的选择和文体创造的自由,并标志着汉诗现代化的开始。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