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终于放弃了“剿共”政策，实现了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的兵谏─—“西安事变。”该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是中共的‘通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国民党由‘剿共’内战到国共合作抗日政策重大转折的开端。”①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过程中，…     

红军东征与国共两党的抗日谋略

1936年前后，晋绥两省成为中日交锋的前沿地带。中共把“经营山西”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国民党则将两省视为南京中央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联手抗日的重要阵地。然而，国共两党并不了解对方的抗日谋略，中共为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倾全军之力东征山西，国民党则因担心日本势力插手而欲从速阻拒东征的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大批开入山西后，中共为保存抗日力量主动撤回陕北，待陕甘后方稳固后再东向抗日；国民党则顺势将中央军留置晋绥周边，悄然转化为防日的国防力量。东征之役虽是一场内战，但其缘起、过程和结果都深受国共抗日筹谋的作用。它客观上改变了双方的抗日布局，影响了两党的关系走向以及全面抗战初期山西抗战格局，在抗战史中具有一定的枢纽意义。     

国民党山西抗日游击战述论

国民党山西抗日游击战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它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华北日军的力量 ,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对阻止日军进攻西北、西南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 ,由于国民党的阶级本质所决定 ,并且由于对游击战争认识的偏差 ,国民党山西抗日游击战最终走向了衰落     

论“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计划及其破产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全国人民纷纷谴责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一些反蒋派系也纷纷亮出抗日招牌，真抗日乎？假抗日乎？一时令人难以分辨，本文试就“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口绝交宣战计划及其流产作一剖析。！93年2月，蒋介石与粤派元老、南京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因“约法之争”发生冲突，蒋一怒之下竟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此举立即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4月30日，从南京南下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发出弹刻蒋介石“独裁专制”的通电，5月25日宣布成立“中国国…     

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我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了这一政策,并且作为当时的十大政策之一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 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战的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随着革命事业的巩固和发展,边区的党、政、军机构日益扩大。一九四一年,日寇的蚕食,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使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     

顽固派没有好下场——学习《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体会

抗日战爭时期,我党经历了一场与国民党顽固派是前进还是倒退的激烈斗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漸转移到反共反人民。他们于其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之外,又大搞政治欺骗,宣传所谓“民主宪政”,反对进步,制造分裂,准备投降。叛徒、卖国贼王明、林彪之流,拜倒在蔣介石     

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主要指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国民党战时体制对抗日战争影响极大.它的嬗变与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战略方针的变化以及中国政局的走向密切相关.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经历了建立、调整和扩大三个阶段.本文拟将其嬗变的过程和利弊作一初步探讨.一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称之为“第一期抗日作战”.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怒潮的推动以及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在这个阶段中,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是比较积极的.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立场.8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确定的对日战略方针是:“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的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也即“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争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为了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为了实现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国民党迅速建立了战时体制.     

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

<正>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鲁西北特委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同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广大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和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创了鲁西北生动活泼的抗日局面,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统战政策

以国共合作抗日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乃是由于新的历史环境决定的,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全中国.这种历史事实,使国内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各个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着变化.各阶级、党派、集团的一切抗日力量,一致认识到民族斗争是主要的,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首先热情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主动与国民党谈判.国民党也逐渐改变政策,转到与国内各党派团结抗日的立场.由此可见,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历史环境下,抗日救国就是全民族的共同利益.     

抗日民主政权的民主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椐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极为特殊的政权组织形式,在抗日战争中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对后来党领导的政权建设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的民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重要的启示。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对抗日开始动摇,准备对日妥协,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坚持自卫原则,坚决予以反击;另一方面,揭露蒋介石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把宪政的口…     

抗日战争时期的牺盟会和决死队

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薄一波等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山西省国民党当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了牺盟会和决死队。牺盟会的成立,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团结国民党抗日起了重要作用,对我们党组织和实现发动群众抗日起了重要作用。通过牺盟会和新军我党发动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参加抗日队伍,对培养训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与国民党顽固派统战的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依靠英美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顽固派,对待抗日和中国共产党一贯实行错误的两面政策。“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历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0页)因而,我们党对付它的方针,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反对其错误的两面政策。但是,当时我们党领导全国军民如何具体地有力地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我军的进攻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呢?在这些方面有那些宝贵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和总结的。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

“九·一八”事变后(1931——1934),随着国内局势的急剧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也开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许多爱国的国民党将领在奋起抗日的同时,为了抵制蒋介石的消灭异己的政策,开始主动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考察和研究“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对地方实力派认识及其策略的演变过程,不仅有助于深入探讨抗日民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青帮的争取与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都企图操纵利用青帮,积极反共,破坏抗战,同时,青帮依仗在民间的巨大社会势力也对中共发展壮大力量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针对青帮的本质特性,制定采取了积极、稳妥和灵活、科学的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策

<正> (一) “三三制”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三三制”政策,是一九四○年三月中共中央对党内的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正式提出来的。这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年,由于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很大发展。除陕甘宁解放区外,在敌后开辟了六个大的解放区,即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和华南解放区,拥有九千多万人口,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五十万人。共产党员由四万人发展到八十万人。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也已被我打退。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巩固,为我们在敌后解放区,特别是华     

吉林义勇军抗战述略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战争。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军大部奉命撤进关内,仅几个月时间,东北的大部分国土就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怒潮。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帮助与影响下,东北工农民众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了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     

周恩来与皖南事变

<正>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皖南事变。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次最集中的大暴露。在这严重的历史关头,周恩来以他的大智大勇,领导和团结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力量,坚持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又团结又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坚持了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为我党胜利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本文,试就周恩来在皖南事变中的丰功伟绩作一探讨,并寄以缅怀之情。     

西安事变新论

对于西安事变,史学界一向评价甚高,认为它是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愿就教于史学界同仁。我认为,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本由妥协退让转变为抵抗,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侵略者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危及到国民党集团的统治,使它从本质上有了抗日的愿望和要     

论我党在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原则过程中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不仅广大工农和小资产阶级行动起来,坚决要求抗日,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甚至国民党营垒也发生了分化,有的中立动摇,有的同情抗日反蒋,更有些爱国将领纷纷起来抗日。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表明中日矛盾正上升为主要矛盾,客观上已经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但当时在主观上却不具备建立抗日民族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转变的主观因素探析

“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由妥协退让转向抵御外侮，这固然是国内外多种客观因素促成的，但其主观因素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认为中国国民党曾经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有着反帝反封建的优良传统和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国民党内有一支要求抗日的积极力量；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当权者蒋介石本身具有民族意识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了错误的分析判断。在这些主观因素的交相作用下，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转到抗日御侮的立场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