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首先概述了定州历史,接着概括了定州伊斯兰教的地位,探讨了伊斯兰教传入定州的时间。然后根据元至正八年碑正文及碑阴重点研究了伊斯兰教在元代定州兴盛的有关情况。而将探讨的重心放在利用定州清真寺元明清三代文(碑文)、物(建筑物)皆有所存的优势,对这座清真寺寺貌、寺名、寺之建筑规制、寺之管理制度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建筑成就上。同时对清末民国定州穆斯林的兴学修寺也有所涉及。最后存目式的列举了现知定州各清真寺的碑刻匾联等文物。     

定州清真寺元明清三幢古碑之校点

在由余振贵、雷晓静主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河北省民族宗教厅的马祥学同志校点的定州清真寺的元明清三幢古碑错误甚多,抄错词句、遗漏重要内容、点破句子、漏点标点等问题比比皆是,使人不能了解古碑的真正涵义和重要性,尤其使人难以原谅的是马祥学在《中国回族金石录》第14页中对定州清真寺元代的《重建礼拜寺记》碑简介中说:“原碑已佚,拓本现存定州清真寺北碑廊。”《定州揽胜》（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1年     

义军降酋

青海各家土司在明代二百六七十年中,各领所部耕牧,管束土民,效忠朝廷,“有捍卫之劳,无悖逆之事”,封建秩序井然。但在明朝末年却受到了农民起义军的有力冲击。 崇祯八年(1635)李自成起义军于“荥阳大会”后,分兵作战,拨一支部队在陕甘转战数千里,使明军疲于奔命。崇祯九年,惠登相、九条龙等在兰州、河州一带活动,其前锋迫近西宁卫地区。当年七月,碾伯人黄澄、镇海堡人马安邦,聚众反明,响应农民起义军因准备不是,旋即失败。崇祯十年,李自成部转战陕西,其西翼军迫近临洮一带活动。次年“自临洮轶出番地”。     

明朝在青海地区的施政方略

明朝在青海地区的施政方略宋宁明朝洪武初年，通过军事征伐和招抚措施，甘青等地归于明朝版图、元帝虽败退漠北，但势力仍盛，屡谋兴复，成为明朝最大边患。明廷为巩固北部边防，除沿长城一线列置若干军镇以外，在西北边卫，军民兼治，并建重镇于甘州，以实现“北拒蒙古，...     

从明东胜卫到蒙古妥妥城

明东胜卫位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为防御北元—蒙古而设,地理位置重要,初设于洪武四年,因明朝军事失利,五年即撤。随着明朝军事力量加强,洪武二十五六年再设东胜卫。此后明朝有意南缩防线,永乐元年将东胜卫内徙河北。东胜卫的兴废典型地反映了逐渐形成的明蒙以长城为界南北对峙的情况。长期以来学界对东胜卫的设立时间和地点看法不同,本文做了新的考证。东胜卫旧地后来成为蒙古土默特部恰台吉的驻地,称妥妥城,本文进一步论证了妥妥城是以恰台吉的本名脱脱命名的,揭示了他的生平、驻地,以及他在明蒙关系等事务中的作用,认为他的名字被当作地名沿用了四百余年,是对这位历史人物的珍贵纪念。     

西路红军

西路红军西路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组成部分，是指１９３６年秋至１９３７年春与马家军阀血战河西走廊最终惨烈失败的二万余红军将士。１０３６年１０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经过长征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九军、三十军立即奉命在靖远西渡黄河，组成西...     

明军卫所

明朝在各省设都指挥使司以统军事,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下设卫和所。辖地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卫设指挥使一员(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和指挥佥事(正四品)若干员。每卫一般辖五千户所,边卫视情况而定。每千户所辖十百户所。大率5600人为卫,1200人为千户所,120人为百户所。洪武四年设河州卫,辖归德守御千户所、积石州千户所等七所,管辖今循化,同仁、尖扎、贵德等地。又置必里千户所,隶属于河州卫,永     

清代凉山越嶲地区土司管控模式演变与地方治理

本文旨在分析清代越嶲地区管控模式与土司管控体系的演变过程及其推动因素,探讨汉、藏、彝等多民族杂居区域的治理方式。康雍时期,清廷设宁越营与越嶲营并通过对土司的招抚与监管,形成越嶲卫辖土司与宁越营、越嶲营辖土司的管理体制。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廷派出抚民通判管理并监管土司,标志着越嶲厅的设置;越嶲营分防汛塘,镇戍地方并监管土司,形成越嶲地区的军政共管模式。道光十三年（1833）,清廷在处置越嶲焚掠事件后,将越嶲抚民通判改为“抚夷”同知,其内在逻辑是清朝治理越嶲地区重点对象的转变,“抚夷”同知兼辖汛塘,增加军事驻防力量,调和汉土矛盾与调整民族贸易形式,形成以政统军的管理模式。     

蒙古军平“大理”路线考辨

一二五三年蒙古军平“大理”问题过去曾有几位学者作过研究,有的看法颇有见地,值得称道吸取,也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兹不揣翦陋,提出点滴心得,向广大读者请教。 第一,平“大理”的蒙古军是否三路都到达了大理?有的说,东路军由诸王抄合也只烈率领,拟南下至今宜宾,入滇东北,再西向大理城,但此路兵可能是受到当时四川方面的南宋军队的阻击而不得入。这一意见显然是认为,当蒙古军进攻“大理”时,抄合也只烈率领的东路军尚被阻于川西,并未到达滇西参加战斗。     

藏军番号的汉译名应改为“团”

编辑同志: 过去许多文章、书籍中,写到藏军部队番号时,都使用“代本”一词,如“藏军第4代本、6代本”等等。其实,这一用词是很值得研究的。 藏军部队的番号名称为“玛噶”,字意为“兵营”、“营房”,相当于团。“玛噶”最大者1500人,稍大者1000人,多数为500人。藏军部队番号出现最多时,是在1950年秋冬的昌都战役前后,藏政府大肆扩军之际,曾经扩编到16个“玛噶”。按藏文三十个字母的顺序,藏军各部分别称为“噶当玛噶”“卡当玛噶”     

文成帝《南巡碑》所见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

文成帝《南巡碑》可进一步充实对北魏前期以幢将郎卫制度为主体的禁卫武官制度的认识。《南巡碑》所见幢将有内都幢将、三郎幢将、雅乐真幢将、内小幢将等 ,内都幢将当为负责殿中宿卫的禁卫长官。《南巡碑》所见斛洛真即胡洛真 ,意即“带仗人”(宿卫者 ) ,斛洛真军将或即宿卫军将。雅乐真、胡洛真可能就是史书中常见之羽林、虎贲 (郎 )。《南巡碑》可见大量郎官———内行内三郎、内三郎、三郎 ,内三郎多兼将军号。北魏前期亦有左右卫、武卫、四军、骁游等将军 ,似亦为禁卫武官。左卫将军所兼之南部折纥真即南部下大夫 (尚书南部侍郎 )。文成帝时禁卫武官出身于五六十个家族 ,归附拓跋鲜卑的各部族几乎都有代表人物任职于北魏禁卫武官系统 ,主要以帝室十姓、勋臣八姓及素和氏、斛律氏等约十余个家族为主。高车 (敕勒 )族的乙旃 (叔孙 )、斛律氏与北魏禁卫军权的关系极为密切。禁卫武官的出身和来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前期政权浓厚的民族特色及广泛的代表性     

浅谈李红光同志在南满游击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广大朝鲜族人民也和其他各兄弟民族一样积极行动起来,抛头颅、洒热血,在东北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统计,在抗联十一个军中,每个军都有朝鲜族干部战士。其中第二军朝鲜族战士占全军的绝大多数,第一军和第七军的朝鲜族战士也占半数左右。在这些成千上万的朝鲜族抗日勇士之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李红光同志。李红光同志是南满抗日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人,是     

从写亦虎仙之死看明代哈密危机的内因

明代哈密卫的残破除了周边土鲁番政权崛起所造成的直接威胁外,其自身由于忠顺王王位继承问题上危机不断,历代哈密忠顺王无力控驭哈密三大部族,最终导致哈密卫部族分裂,哈密危机不断加深.而哈密卫回回部都督写亦虎仙之死折射出哈密危机不断加重过程中的内在因素.     

一帧照片谈长征

这张照片是我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团长征途经贵州毕节时,与部分苗族同胞合照的。当时,我任红六军团政委。红六军团建于1933年6月,活动在湘赣边地区。1934年10月,我们与红二军团汇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同志为首的总指挥部,以后又与三十二军汇合,成为红二方面军。我们六军团与二军团汇合后,恢复和建设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八十多个团的“围剿”,有力地配合了第一方面军的长征。1935年11月,我们突破敌军一百多个团的包围,也开始长征。由湖南进入贵州、云南、四川……,走的大部分是少     

明代关西七卫残破原因初探

明王朝从建国伊始,便开始对西北边境进行经营,以构建明朝在西陲的防御体系.但由于明朝消极治边政策的影响、七卫问的内讧对七卫力量的削弱及明廷对七卫受到外敌威胁时支持不力等原因,导致明廷对西北边境的影响力不断下降,结果"嘉峪关外,皆为寇境".     

暗军考——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

对于吐蕃军事体系中的特殊兵种■(暗军),学界长期以来未能给出确解。文章基于敦煌、新疆所出藏文写本和简牍,获得了更多关于■的古藏文书证。尤其2014-2015年《吐蕃兵制律例》的全文刊布和初步释读,更为探究■的确切内涵和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综合研究,文章认为■应系吐蕃军旅中的先锋军或奇袭军。基于相关古藏文文献,不仅可以透视■在青海、西域、中亚等地的活动和影响,而且可以管窥吐蕃王朝军政体制的若干细部和断面。     

程凤翔第一次进兵察瓦岗

1906年12月赵尔丰的巡防军平定盐井“腊翁寺之乱”后,该寺叛乱主谋德林及其残部逃窜盐井西北察瓦岗,勾结当地少数头人欲攻盐井。1907年经赵尔丰批准,巡防军后营管带程凤翔率部第一次进兵察瓦岗的扎玉、左贡,将德林捉拿归案。文章就进兵的准备、时间、空间、路线,以及由此引发的纠纷作了简要分析,以求通过历史问题研究推动现实问题研究。     

明初撒里畏兀儿设卫考

明洪武初,撒里畏兀儿降明。明朝将其分为四部,设为安定卫等几个羁縻卫。目前,学界正根据各卫与各部的对应关系,判断撒里畏兀儿内部的族群划分状况,而对究竟为撒里畏兀儿设立了哪几个卫,各卫如何对应各部,认识仍存疑点。本文重新解读《明实录》对卫所设置的记载,结合明初俞本《纪事录》中的重要记载,提出了新的看法:明初撒里畏兀儿既非《明实录》记载的设安定、阿端两卫,也非现代学界认为的设安定、阿端、曲先三卫,而是设为安定斡端、曲先答林两卫,分别对应阿真、阿端两部和苦先、帖里两部。这个结论说明,现代裕固族的祖先撒里畏兀儿,在明初分为源自于阗和库车的两大系统。     

支持黄巢义军的桂州“溪洞蛮”族属小考

唐末,黄巢统帅的农民起义军,在进行恒古未有的流动战中,于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到达岭南僚人地区,从而促使了僚人的反唐武装力量与农民起义军队伍结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成为亡唐的重要力量之一。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在     

明代必里卫新考

一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署名徐健竹的文章《明朝必里卫在什么地方》。该文根据《明实录》的材料,订正了《明史·兵志》及《大明一统志》、《寰宇通志》、《皇舆考》、《名山藏》、《明通纪》、《满族源流考》、《明元清系通纪》诸书将必里卫系于辽东奴儿干都司的严重失误,断定明代必里卫在西北,隶于陕西都司。作者虽然没有考察必里卫的确切方位,但在辨析《明实录》的有关记载时,推测必里卫“与河州卫邻近”。接着,在同年六月二十日《光明日报》的“读者来信”栏中,刊出柳义南的一封短信,从明人王世贞的《弇洲史料》中,抄出“必里族”的一段材料,以补徐说。时隔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六三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张鸿翔先生的《明代必里卫考》(以下简称《考》)的长篇考证,进一步探讨了明代必里卫的隶属、方位诸问题,提出“河州地区无必里卫”,“必里卫在朵甘都司”,其地望即今“青海星宿海之西南”。该文搜采宏富,征引资料几六十种,对必里卫及明代藏族地区的行政建置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