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体系视角看中国和平外交思想的历史演进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和平外交的优良传统。从古至今,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的和平外交除了受其文化传统、历史地理条件影响外,也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深刻影响和制约。不同时期的国际体系,赋予了中国和平外交不同的内涵和地位。     

从科学发展观探析中国和平外交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同时,也不断受到外界的挑战.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具有创新性的发展理论,为人们审视自身和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途径.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审视中国和平外交发展,需要不断完善理论、体制建设,推动国际问互信、互利、互惠,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与外交创新

21世纪初,中国和平发展步入新阶段,中国崛起的国内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中国和平发展迫切需要外交创新开拓新局面,外交肩负着中国崛起的和平诉求、发展诉求和责任诉求。在和平发展战略的引领下,中国外交创新出现了新变化,外交策略更加奋发有为;外交理念强调合作共赢;外交视野突出全球意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承载着实现中国崛起的历史重任,实现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有赖于外交理论、外交制度和外交实践的改革与创新。     

试析旅游业的和平外交性

本文试图对旅游业的和平外交属性进行探讨。文章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深厚的和平底蕴是和平旅游外交的基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和平旅游外交的本质,广泛的“人流”与关注是和平旅游外交的途径,无边界发展和民间特色是和平旅游外交的空间。旅游业是完全意义上的和平外交产业。     

中国外交与北京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是中华民族百年梦想的实现和中国步入世界中心的象征,需要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也需要中国外交的协作支持和国际运作,而这也为中国新外交的理念实践提供了外交契机。围绕北京奥运的多元化外交运作将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获取更广泛的国际支持,增强软实力,营造更为有利的国际空间和环境,最终从根本上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但另一方面,某些西方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海外媒体以及“藏独”等分裂祖国势力借助于北京举办奥运会之际,企图通过致使奥运政治化、妖魔化中国和破坏奥运进程来阻挠奥运会成功举办,进而破坏中国和平发展,面对三重复合型挑战因素,中国外交已经开始理性而务实应对。     

俾斯麦外交体系的内在逻辑——兼论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启示

1870年统一的德国出现在中欧,对欧洲政治地缘版图造成了强力冲撞,也使德国处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旋涡中.俾斯麦构筑了一个复杂的外交体系,使德国既实现了孤立法国的目标,又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甚至大国合围的窘境.俾斯麦外交体系的本质在于以矛盾制衡矛盾,它压制了但未能解决原有存在的矛盾,却造成了一系列新矛盾.这一外交体系的成功依赖于俾斯麦的外交手腕.俾斯麦的继任者违反了这些原则,促成了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形成,使德国陷入世界主要大国的合围中.吸收俾斯麦外交思想,对当前中国营造一个有利于和平崛起的友好的周边环境有借鉴意义.     

刘坤一外交观念的形成原因初探

刘坤一在中国晚清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对他的研究却显得过于单薄 ,特别是在他的外交思想方面。本文详细地从开放的国际环境 ,友朋的影响 ,主动了解西方 ,对国际关系的认识逐渐明朗四个方面分析了刘坤一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的中国外交战略——析十八大报告外交论述的新亮点

在十八大上,胡锦涛以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主题,对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做了精辟有力的论述。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化中国自觉自律的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实施公共和人文外交策略等多个新亮点,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浅析二战后德国和平外交的思想根源

在导致二战后德国和平外交的各种因素中,德国外交思想的延续性是相对而言更为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原因.德国外交思想的延续性蕴含了德国外交中长期不变的战略基础和基本构想.德国要在战略上避免他国结盟的噩梦的困境,就必须正确对待自身地缘政治的特殊性,并从历史和战略的高度上认知其影响和价值,从而趋利避害,实现德国的安全与欧洲的和平.这便是德国在二战后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的思想根源.     

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外交战略的转变——从追求政治安全到促进和平发展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战略主要是以追求国家政治利益为主的"革命外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战略转变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国家改革开放提供良好外部环境服务.这种重大转变是由国内外、历史与现实中的多种主客观因素促成的,但总的来看,国内的变革和观念的变化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论湖南维新派的外交观念

甲午战后,维新派要在湖南变法维新,首先必须考虑如何正确对待西方事物和如何理性处理与洋人的关系等问题。他们对当时湖南盲目仇外打教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遵循公法原则和与英日同盟等方式与西方列强进行交涉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近代化的外交观念。这些主张是一种外交层面的"文明排外"。     

论列宁的"和平外交"发展观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准确而深刻地解读列宁的"和平外交"发展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外交事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文章从三个方面对列宁的"和平外交"发展观进行了阐述即独立自主是"和平外交"思想的前提与基础;和平共处是"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在主线;发展壮大社会主义是"和平外交"的思想核心.     

政府层面上的公共外交话语修辞策略研究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新殖民主义论”甚嚣尘上。在这样的国际舆论背景下,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宣传中国的政策、战略就显得十分重要。修辞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说服,因此公共外交话语必须讲究修辞,运用必要的修辞方法使自己的话语更具说服力。在此主要探讨了政府层面的公共外交话语的修辞策略,主要是修辞格的运用策略,如引用、比喻、排比、反问等。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中国外交

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一种具有较强政策内涵的理论。一旦美国依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行事,则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为此,中国应该转换国家安全战略,加快中国国际身份建构和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还必须发展必要的保护自己战略利益的手段。     

当代中国外交中意识形态建设与国际话语权建构——基于中国外交话语分析视角

外交话语不仅是外交实践的工具也是外交中意识形态的载体,而国际话语权也是通过外交话语加以建构的,外交话语之所以能产生国际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同。从中国外交话语变迁来看,60多年来,中国外交中意识形态经由了从革命型意识形态到发展型意识形态的深刻转型。从中国外交话语特点来看,当代中国外交中和谐型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是扬弃阶级性与体现人民性、包容多样性与富有批判性、保持民族性与赋有国际性。从中国外交话语传播来看,当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推进理论研究、拓展话语平台和创新话语表达方式。     

习近平外交话语用典的认知语用机制解读

习近平外交话语用典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从架构转换理论与言语行为借代理论的融合视角来看,外交话语用典的认知语用机制包含架构转换、架构整合以及场景借代等过程。习近平外交话语用典遵循着事典、语典、事典兼语典的认知语用机制。外交用典中的文化叙事蕴含着鲜明的民族特性。特定外交场景中的巧妙用典是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重要途径。在外交话语中反复用典,可以强化外交理念,彰显外交话语的中国特色。     

外交话语技巧与国家安全危机的化解

习惯于丛林法则思维的人大多认为,国家安全危机化解的关键手段就是国家的实力,甚至只是武力。但是国家实力并不是确保国家安全和化解安全危机的唯一手段,国际关系的“安全困境”表明,在国家实力之外,化解国家安全危机还有其他有效的手段,即话语技巧的使用和语言功能的发挥。外交话语视域下,国家安全危机大致可以识别为:舆论攻击、经济制裁、战争威胁、军事包围。这四个方面即便在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军事包围,只要战争还没有打响,那么外交行为就不会停止,话语化解安全危机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话语化解安全危机的方式主要在于话语技巧的使用,即把话语技巧嵌入外交声明、说服、辩论、反驳等话语实践中,使不可能的和平变成可能的和平,使可能的战争成为不可能的战争,从而大大降低国家安全成本,维护国家安全。     

美国霸权、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

冷战后国际体系的两个突出特征是美国霸权主导的单极世界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美两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既存在着结构上的战略矛盾,但由于美国霸权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国内面临的种种困难,特别是中国经济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又使得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至于演变成为无法控制的大规模冲突。由于中美关系之间这种矛盾与合作并存的复杂性,两国关系近年来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周期性的起伏不定的突出特点。从近期来看,中美两国在各自的核心利益上并不存在根本冲突;从长远来看,中美两国避免冲突、加强合作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国际政治中权力本质的变化也将改变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动必然导致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传统认识;另外,外交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和平方式促进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     

认真对待观念与话语:话语制度主义如何解释变迁

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在内的新制度主义正在经历一场观念与话语的转向,逐渐从"内生"的角度审视制度变迁问题。作为新制度主义的最新进展,话语制度主义不仅关注观念的实质内容,而且重视制度语境下话语的交互过程,通过解释行动者的真实偏好、策略及规范取向,在深入考察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方面极富潜力。同其他三个流派相比,话语制度主义没有把制度界定为过于静态且遵循外部规则的激励结构、路径依赖或文化框架,而是将其理解为内在于能动者的结构与构造物。能动者的"背景性观念能力"可以创设并维系制度,"前景性话语能力"则使人们以批判的态度来审视这些制度并由此变革或维系制度。     

论“五四”启蒙话语中文言观念的复杂性

在"五四"启蒙话语中,文言文是当然的批判和否定的对象。但是,站在启蒙话语对立面的所谓保守阵营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味捍卫文言文,事实上,包括甲寅派和学衡派文人在内的许多保守阵营人士都已经意识到文言文面对新时代的种种欠缺与失当,两个阵营在文言文的认知方面其差异性并不如人们一般印象中的那么巨大。而在所谓进步阵营,由于启蒙者自幼受文言文的哺乳,对文言文即便是在批判之际也怀有各种复杂的心态,有人全盘否定文言文为"鬼话文",更多人则强调在言文一致的意义上保留文言文的某种因素。这样的复杂情形为文言文在现代语境下的存续和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观念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