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分析——基于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视角

宏观审慎政策作为稳定金融系统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实践年份较长,但具体政策效果还有待探究。该文使用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12—2019年数据,构建反映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指标,然后使用系统GMM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方面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宏观审慎政策的整体实施能有效抑制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实施效果与政策力度正相关。此外,宏观经济环境和银行自身变量也会对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产生差异化影响,进一步研究还显示,实施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有利于降低经济周期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波动,平滑经济周期。因此宏观审慎政策应以逆周期实施为主,并对国有五大行进行特别关注,必要时可对商业银行自身指标提出要求。     

基于宏观审慎视角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研究

随着金融业在国际间、机构间、行业间的交叉融合及互动性增强,房地产、汇率、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逐步显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增多,维护金融稳定的压力显著增加。从宏观审慎视角考察系统性金融风险,探索构建金融风险压力指数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指标,并以金融风险压力指数的滞后项和具有先导性的经济、金融指标为解释变量,建立我国金融风险压力指数预警模型,可以预见2014年上半年,我国金融风险压力指数将延续2013年下半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并在6月末降为负值,2014年第三季度开始我国金融风险压力指数有上升趋势。     

金融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及实践

金融系统性风险严重影响着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而金融系统本身的顺周期性则扩大了这种风险的可能.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以微观审慎监管为主的金融监管方法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和预防无能为力,在金融微观审慎监管已无法从全局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局面下,迫切需要金融宏观层面的监管以弥补微观监管的漏洞.金融宏观审慎监管除了要体现逆周期性外,其管理方法、操作工具乃至政策配合都有其特殊性.     

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宏观审慎政策作为金融行业重要的调控工具,直接与金融体系发生密切关联,但是其最终所产生的效果是否可以有效降低金融风险还需要作深入探讨和具体研究。将存款准备金率和可变的LTV上限作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采用系统GMM方法检验其在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方面的作用,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能够显著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通过逆周期调节能够有效降低银行的过度信贷增长以及过高的杠杆率。在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时期利用收紧政策工具,而在经济发展态势呈现下行趋势时采取宽松政策,可以弱化风险承担和宏观经济环境之间的正向关系,有利于平滑信贷周期。     

国际视野下关于我国推进宏观审慎管理的几点思考

发达经济体作为推动宏观审慎管理的先行者,尽管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困境,但所开展的积极探索对于中国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推进宏观审慎管理的过程中,一是要做好金融管理框架的安排以及宏观审慎工具的设计;二是要关注宏观审慎管理的潜在影响;三是要在参考国际通行做法基础上,制定合适我国国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基本特征与审慎监管——基于金融危机视角的反思

与历次金融危机不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蔓延、深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指那些具有一定规模、市场重要性以及全球相关度,以至于破产或出现问题时会对全球或本国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紊乱和经济后果的金融机构,其基本特征包括:巨大的负外部性、普遍的道德风险、竞争不公平性、成本收益不对称性、评估结果动态变化性、评估标准不绝对性等。因此,必须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特点实施有效的审慎监管,在微观上防范单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在宏观上防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     

影子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及其监管政策研究新进展

与以往危机不同的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的扩散与传播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并不是传统金融机构,而是影子银行。近年来,我国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对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其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社会各界的担忧,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关键问题。新常态下,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中应当将影子银行纳入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本文以影子银行为切入点,从影子银行的界定与规模测算入手,对影子银行如何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影子银行的监管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等问题的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评述。基于此,本文发现,为了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与金融稳定,监管当局应当适时将影子银行纳入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并注重与货币政策在信息共享、风险预警等方面的协调合作,最后还给出了这一研究未来拓展的空间。     

商业银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对策研究

2009年对国内商业银行而言,是艰难的一年.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危机正加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扩散,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衰退,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国内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危机影响面已经从单一行业蔓延到产业链上的多个行业,从少数客户扩散到亲周期行业的大部分客户,从经济区域内的局部扩散到整个区域.由于实体经济的下滑影响存在一定时滞,在2008年三季度以来实体经济主要指标大幅下调的背景下,2009年国内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压力不言而喻.鉴于本次风险具有极其明显的系统性特征,探究商业银行当前需要迫切关注和重点防范的系统性风险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格外重要.     

金融监管框架的国际范本与中国选择——一个解构主义分析

站在历时性维度对金融监管框架进行解构主义分析,可知其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金融监管框架概念中预设的“监管－风险”二元对立结构并非泾渭分明、稳固不变的,监管不当可能诱发新风险,故监管并非金融监管框架中的永恒中心。以国际主流监管框架为基本素材,对金融危机后各国监管改革方案进行解构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统一监管、分业监管、双峰监管、超级央行等关键词重新剖析后,可知废除分业监管、成立单独机构统一监管、超级央行及双峰监管皆非我国当前最优选择。以一行一委两会的新设计为雏形,未来我国监管框架改革重点在于：以风险和目标为导向;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强调功能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合理配置央地监管权责;细化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协调监管权能等。     

宏观审慎管理研究综述——基于中央银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视角

本文基于中央银行履行维护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职能的视角,从金融危机爆发后反映出的宏观调控机制漏洞、利用宏观审慎手段与工具调控弥补漏洞、如何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共同纳入中央银行政策调控范围以及中央银行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等方面入手.对宏观审慎管理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整理,并对其进行评析.     

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成因及防范研究

银行系统性风险表现为因一个或多个银行出乎预料倒闭 ,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成因比较复杂 ,银行机制本身的问题是其先天的“内生性”原因 ,而投机性冲击、风险的溢出与传染是外在原因。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办法是构建银行安全网 ,但银行安全网组成中的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人制度在提供系统性风险防范手段的同时 ,也可能产生道德风险 ,从而使银行安全网失效。因此 ,消除或减少道德风险 ,构建有效的银行安全网将是各国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必然选择     

货币政策对金融系统风险周期的影响研究

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稳定金融系统,是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时变参数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衡量金融系统风险周期指数,再分析货币政策对金融系统风险周期的作用效果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系统风险周期指数能有效识别高风险和低风险时期;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降低金融系统风险,但影响效果在长期减弱;在美国次贷危机时期和新冠疫情暴发阶段的货币政策抑制效果显著增强。紧缩的数量型（价格型）货币政策和信贷收紧的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增强价格型（数量型）货币政策影响效果,但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削弱价格型货币政策效果。     

防范房价泡沫化风险的对策研究:“疏堵结合”的新思路

为了防范新一轮房价泡沫化风险,央行和银保监会于2020年12月31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对各类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设定了上限。本文认为,《通知》与已有监管措施的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设法“堵住”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资金流向房地产的通道,进而从总量上管控房地产部门的信贷规模。但是,以往多轮房价调控实践经验表明,只靠“堵”难以有效防范资金流向房地产,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会设法规避监管,持续不断地将更多资金投入到房地产领域,而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偏低才是资金“脱实向虚”的关键,只“堵”不“疏”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有鉴于此,秉持“疏堵结合”的新思路,才能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一方面,通过《通知》所出台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等宏观审慎监管以及完善房价考核机制等措施“堵住”资金违规流向房地产的通道;另一方面,尽快“疏通”实体经济面临的发展障碍,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从根本上提高实体经济对资金的吸引力,这样才能彻底扭转资金“脱实向虚”的局面。     

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角色定位:争议与实践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微观审慎监管框架基础上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共识。国内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一致认为中央银行应当在宏观审慎监管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具体扮演什么角色,存在很大争议。笔者通过对金融业宏观审慎监管改革的国际实践进行研究,发现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角色定位有三种:唯一决策者、主导者或参与者。     

跨境借贷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研究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已逐渐成为学术界、实务界高度重视的议题。在剖析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风险溢出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风险溢出效应和机制。研究表明：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显著提高了银行系统性风险,且不同结构的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均显著提高了银行系统性风险。银行间风险溢出效应在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机制中具有中介作用,“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银行间风险溢出效应→银行系统性风险”传导渠道有效“,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同业资产规模/同业负债规模→银行间风险溢出效应”传导渠道也有效。其他投资资本流动风险敞口、货币和存款资本流动风险敞口以及贷款风险敞口则通过显著增加银行同业资产规模和同业负债规模来提高银行间风险溢出效应。     

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与度量——基于金融压力指数的视角

在全面学习境内外机构编制金融压力指数监测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梳理中国资本市场高风险时期列表,并通过ROC检验来筛选对高风险时期敏感的基础指标,构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资本市场风险特征的金融压力指数。本研究构建的资本市场金融压力指数能够匹配从资本市场角度监测系统性风险这一应用场景,并且该指数在2015年6—8月股市异常波动时期、2016年1月熔断机制导致短期流动性枯竭时期、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时期及2020年2月新冠疫情冲击资本市场时期均突破预警线,具有较好的实证效果。     

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的系统性探微

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在认识路向、方法策略、实践框架三重进路中彰显出系统性。其表现在：耦合交织的新时代风险演绎成为实在的复杂系统,风险系统的整体性、结构性、动态性内蕴着统筹全局、注重整合、把握变化的智慧光芒。承袭风险的认识论基础,风险治理策略讲求斗争艺术,主张强化顶层设计、增进协同配合、把握重点环节、协调利益冲突。以此为指导,风险治理在实践中开拓出“人本-安全-发展”“法治-技治-民治”“预防-化解-善后”“共商-共建-共享”四维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