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友兰晚年的政治意识

冯友兰先生的一生从未放弃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他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特别强烈,他晚年对历史现实的反思更为深刻.冯友兰先生的政治意识始终呈现在他的学术思想中,已成为他的思想学术的生命、灵魂,他的哲学与政治意识是完全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到了晚年,他更多地提到"旧邦新命",旧邦新命寄托了冯友兰先生的政治理想,也体现了他的道统意识.     

民主法治视域下的毛泽东执政理念论析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念进行了发展与创新,确立了＂人民群众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等执政理念,这些执政理念围绕着＂靠谁执政＂、＂怎样执政＂和＂为谁执政＂这个中心展开的,已初具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价值取向,体现了民主政治中的人民主权原则、保障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毛泽东的执政理念,对于中国以后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展论纲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综合转型以及和谐理念在全社会各领域的全方位导入,作为统领和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治发展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形成、发展与实践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法治发展进程具有全面性与针对性、整体性与层次性、阶段性与大局性有机统一的特征。     

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关系研究

百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不仅仅是中国人民探索国富民强的现代化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寻求超越西方文明体系的新文明建构史。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当前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源自西方文明体系的思想,但是,在当前指导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儒家作为中国古代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作为古代王朝的意识形态基础,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所在,作为中国的文化积淀在更深层次上指引着中国的未来。从根本上讲,百余年的中国现代化奋斗史,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史无前例的文明"解构"和"重建"的历史,而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都是中国文明秩序重建的重要思想资源,双方的重组与构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来源,现代化转型和马克思主义共同激活了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同时,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在现代化转型中,也给予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以深深的中国烙印,成为中国创造超越西方文明秩序的重要思想来源。二者的良性互动,将使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现代",同时也是"中国"的。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哲学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初论

深刻理解与论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这是新时代中国法学界关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就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哲学阐释,深入探讨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创造性地阐发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悉心把握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趋势,科学揭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统一规律和交流互鉴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命题,深刻确证当代中华法治文明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历史性生成的内在必然性;创造性地论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理念,为重构全球秩序体系确立了价值基石,指明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前行方向,从而彰显了科学法治理论逻辑的真理性力量。     

中西方法治理念之比较——以自然法思想对法治理念的影响为主要视角

法治思想起源并完善于西方社会.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成功的法治经验和法治文明的成果.但是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其法治现代化的道路必然不同于西方社会,具体表现在中国和西方近现代法治理念的区别.文章以自然法思想对法治理念的影响为主要视角,分析两者的区别,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集大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法治与党、法治与人民、法治与治理、法治与活力、法治与改革、法治与德治等六个方面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提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揭穿“党大还是法大”这个伪命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发展理念,突出法治的人民性;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突出法治的全面性;以法治效能为导向,坚持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协调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强调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论城市文明的秩序意蕴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市逐渐成为我国大多数人生存、生活和发展的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共同体是以对城市文明的追求建构其发展秩序的,从而彰显出城市文明的秩序意蕴。城市文明内在的秩序是指在城市空间区域里,由"物"的文明、"人"的文明和"制度"的文明三大构成要素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和结构状态。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城市文明秩序的建构应以"三大转型"为现实起点——从"发展崇拜"向"发展文明"转型、从"城市化"向"城市文明化"转型、从"创制"的文明秩序向"自觉"的文明秩序转型。同时,"社会认同"、"文明实践"和"网络式治理"将成为实现现代城市文明秩序的路径选择。     

邓小平的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邓小平在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邓小平生态思想,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坚持人口、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理念;加强环境保护与治理;依靠科技改善生态环境;依靠法制保障生态建设。邓小平生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史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它是对毛泽东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源头活水。将邓小平生态思想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史中加以把握,有助于我们挖掘其宝贵的生态智慧,指导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     

百年变局下的世界秩序：解构与重构

百年大变局下的世界秩序面临转型与重塑的双重任务。从历史上看，世界秩序在形成、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离不开权力、文明、制度因素的影响。从现实中看，当今的世界秩序正在遭遇霸凌主义、民粹主义等西方传统政治思潮的冲击，面对这种原教旨式思潮运动对现存世界秩序的震荡，西方社会政治思潮中的世界政府设想虽然为秩序的重构提供了一定借鉴并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功用，但因其具有的乌托邦色彩并被西方大国注入了政治强权成分而逐渐失去应有的价值功能。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正在通过重新认识自身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为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一个新逻辑和一条新路径。即以重视礼的秩序为特征的王道理念，以无外性、包容性为内涵的新天下主义以及以强调和谐共存、和平共处为国家间相处之道的共生型秩序观。但这三种具有中国本土特性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在给世界秩序重建提供新的选择之时，也需要在保持其本源性特质的同时不断同新的国际现实进行磨合调试。唯有如此，才能为百年变局下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具有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文化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在汲取中国传统法治营养,继承和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智慧结晶的基础上,借鉴并吸收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理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自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人类法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文根基与人类文明新境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文根基与人类文明新境界顿占民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长中提出的关系目身成败的尖锐问题对自身新人文根基和新文明境界的呼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生长过程中日益感受到旧计划体制和旧市场体制的旧人文根基和旧文明境界的冲击、阻碍和危胁...     

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及路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视域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了法治之路,在向法治中国目标转型的过程中,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法治文化建设既是实现法治中国目标的内在要求,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二者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法治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方向指引,同时又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必要前提和有力保障。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和谐社会之关联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党根据新形势下的具体国情,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出发,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及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我党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的实现必须有一个法律制度作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则需要一个最佳的法治理念,换言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前置.     

冯友兰的哲学信念与反思

“阐旧邦以唯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冯友兰融入了自己人生体验的哲学信念,冯友兰经历了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批判与反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反思和创获,一代哲人具有不凡经历及其心路历程。     

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

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一边倒＂,争取中间地带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一条线＂,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等历史阶段。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等思想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相应的国际战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客观估量国际局势、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永远不称霸。这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王岱舆的天命观

天命观是王岱舆＂以儒解回＂的典型表现,他在运用儒家的＂天命观＂阐释伊斯兰教思想时,坚持了伊斯兰教立场并赋予其伊斯兰教含义。王岱舆的＂天命＂指真主从天所降下之＂明命＂,真主自天降下＂明命＂目的是＂修道而立教＂。＂天命观＂在王岱舆伊斯兰教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运用这一范畴,王岱舆系统阐释了他的中国特色伊斯兰教哲学体系,丰富了中国伊斯兰教哲学传统。     

“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与当代中国社会资本转型

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是围绕不同层面的“人类合作”问题而展开的,如何促进合作网络的不断扩大和发挥其积极效应可以说是该理论的独特价值与核心追求所在。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最大问题就是“合作网络”的封闭、缺失和分布不均衡,即合作秩序的难扩展。社会资本转型的实质就是探讨如何使不同层次的“合作网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走向扩大并发挥其正效应。“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实质上是指西方市场经济文明下的人类合作秩序问题,由于中国的社会资本转型是建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背景之下,所以从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中得到理论启迪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薛福成的"考旧知新"说及其现代价值

＂新＂与＂旧＂,是薛福成考察中西文化的一对重要范畴;考＂旧＂方能知＂新＂,是薛福成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考旧知新＂说表达了薛福成对近代中国文化在西学冲击的困境中如何发展的理论思考。这一思考是积极的,但它终究还是没有摆脱时代的局限,突出反映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但＂考旧知新＂说正确合理的内核为当代我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探索

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法治现代化建设提出了确保人的法律安全、实现人的法治获得、提升人的法治幸福的新要求。当前，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直接影响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推进的战略部署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文明理念、全面提升法律制度的供给水平、积极推进依法治理的能力建设，实现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探索的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