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危机?思想启蒙?学术建构——试析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史学主潮

百年中国史学可以说是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这一明显特征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几乎有一全程展示。八十年代初是史学无所适从的年代,旧有范式的失落使历史研究者转而引进了各种宏大范式来填补史学研究的空白。九十年代是中国史学真正发生危机的年代,危机的发生来自乾嘉传统的大步回归,乾嘉传统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陈寅恪热”的出现即可看做是史料考订派“硬想回到乾嘉去”的载体。史观与实证的“兼容并包”是未来史学的不可争议的正确取向,任何一派的一统天下都将重蹈史学研究的闹剧。随着新实证研究方法的兴起,彻底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还历史以丰富多彩的原始风貌,可能是解除目前史学危机的一种新的尝试。     

论郭沫若史学的特色

郭沫若是继李大钊之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开创之功的史学大师。他的史学,内涵丰富,特色鲜明：一是善于开风气。首先表现于他以唯物史观为钥匙,打开历史科学的殿门,解决了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在研究范式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其次是他的不断追求、只问攀登莫问高的学术创新精神。他的许多研究引领了当时的学术争鸣和学术繁荣。二是他重史料,尊重考据学。这一特点反映了时下学者动辄以＂史观派＂称谓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片面性。三是他具有＂以情智交融之文笔,传古老历史神韵＂的历史写作风格。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文化形态史观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进

在20世纪40年代,几位中国学者依据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外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其中以雷海宗为首的战国策派颇具影响,从而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留下引人注目的一页;到50年代以后,有的学者仍在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探讨世界历史,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

源自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由斯宾格勒首创,汤因比继之.这种西方史学的新说,自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传入中国已有整整80年,它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发生了不同的回响.文化形态史观对40年代初战国策派的影响深刻,林同济与雷海宗接纳与改造了它,并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对战国策派学人在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地位应作新的评价.     

中国现代史学主潮论纲

:左右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方向的主要有三大史学思潮 ,即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相对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独霸史坛 ,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四十年代曾盛兴一时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十年代以后 ,尤其是四十年代逐渐成为主导潮流。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特点主要是强调客观 ,排斥主观 ;重视史料 ,忽视理论 ;主张求真 ,不问致用。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史学的主观性 ,重视理论的探讨和史观的重建 ,倡导史学的实用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以唯物史观的指导建立历史科学 ,主张理论和史料相结合 ,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三大史学思潮并不是壁垒森严的绝对对立物 ,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汇通与融合的特点和趋势     

论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

朱谦之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其史学生涯中,大量运用了史学批评,他以史学批评的方式建构了自己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论。与同时代其他人的史学批评相比,朱谦之史学批评更多地关注了西方学人及其历史哲学。其史学评论是在宏大架构之下展开的,不同于传统批评方法,突出了对史学现象、史学观念及史学思想的评论,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史料与史观并重,是其史学批评的重要学术标准,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作为史学双翼的史料与理论——重读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史料与史学》

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和《史料与史学》中,主张史料与理论不可偏废。这一观点在1949年以后他一直坚持着。其《中国史纲》一方面使用大量史料,另一方面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读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史料学派＂在学理上有一致性,就其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关系而言并无二致。＂史料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区别是：前者的方法是实验主义,其历史观是进化论,其成员多为学院派学者;后者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其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其成员则系革命家。     

略论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本文旨在阐述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介绍吕振羽在五十年间献身历史科学的主要成果;概述他跟着时代的步伐,以唯物辩证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并开拓许多新的领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他的史学体系在编纂学、史料学和历史观上的特色。     

傅斯年、史语所与现代中国史学潮流的离合

20世纪上半期是西方史学从兰克式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夕,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也正面临着一场深刻变革,新史学与新汉学的消长起伏构成此时的一道重要景观。新史学以社会史、民众史为主体,以社会科学为辅助方法,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潮、唯物史观派史学以及后来的会通史学都是这一范式的代表;植根乾嘉、外接西学的新汉学则重客观实证,以史料为中心,以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为主体。新史学与年鉴派不谋而合,代表着一种富含生机的新潮流;新汉学与兰克史学同调,绝非现代新潮。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揭橥科学的大旗,反对发扬国学、汉学,但在学术路向上,它侧重史料搜考,传导实证学风,实质上仍归属新汉学的谱系。由于知识背景、门户之见和派系利益诸方面的原因,以致史语所最终与现代史学的新潮流失之交臂。     

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两种传统

中国历史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重考据和重义理两种治学传统。这两种传统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高下优劣只存在于各自传统的内部。由于受“重实践”治学精神的影响,中国史学的主流是考据派,而此派在２０世纪受到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而获得了理性的形式后,更有独霸史坛之势。在“科学理性”日益向考据派渗透的今天,义理派应该大胆地向“审美的”领域拓展。     

解释学视野下的《兰亭序》真伪之辨

从解释学的理论来看,郭沫若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中的考证明显观念先行,说明艺术史研究对史料的考证与风格的判断不可能脱离主观的前理解,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循环论证。前理解在艺术史研究中的影响使艺术史研究必须意识到自身方法的限度,从而更客观地探索艺术史研究的方法,更谨慎地下判断。事实也证明,古史辨派的诸多辨伪其实均非古书为伪,而只是现代人不懂得古代的书体。就中国艺术史而言,善意的前见远比彻底颠覆传统的前见更为可靠与有意义。     

是捍卫还是背离？——论亨利希·库诺夫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读与运用

亨利希·库诺夫是第二国际时期重要的思想理论家，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占据着争议性地位，但却往往被忽视。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有其独到之处，并且将其原创性地运用于人类学领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他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倍受批判与其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公认的经济决定论者拉法格相比，他更加彻底地以“捍卫”的立场“背离”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将其理解为经济史观，并以此为基点考察资本主义的阶段特点，得出了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结论。在当下中国的视阈中审视并研究库诺夫的思想，对于中国的社会建设将大有裨益。     

论欧阳修《新五代史》的编纂特点

本文主旨是通过对《新五代史》编纂特点的考察,揭示历史编纂与史家、时代的关系。体现于通排纪、传和善恶必书中"不没其实"的义例原则,反映了欧阳修以功业、道德标准评价历史和人物,并把功业标准作为道德标准承载体的理论;人物传全部采用类传的形式,揭示出北宋中期史学在经学影响下以儒家思想为品评人臣标准的倾向;而欧阳修对旧史志的高度简化,则反映了他以拾遗纠谬的态度和朴素的唯物方式对待历史上天人关系的思想,开启了二十四史中以"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原则书写纪、志的先河。     

李则纲的史学理论成就

李则纲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在历史研究法、历史学功用问题上，他也作了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了以“诚”和“爱”为核心的史家修养论。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重视对传统史学理论的阐扬，同时注意吸纳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理论方面的成果，形成具有特色的史学理论。     

桐城文派一篇恢弘的文学评论大写真--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析记

<圣哲画像记>从数千年灿若群星的历史名人中精选三十二位,画龙点睛地概述其为学成就,并借此作为后辈为文的圭臬,给学者治学提供读书门径选择的便利路径,为后来张之洞<书目答问>起到探源导流的作用.曾国藩继承姚鼐"义理、词章、考据"之文论,创造性地提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分法,发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曾氏传承以神气论文的桐城文统,把阳刚、阴柔两种文章风格各析为四,提出八种文境之美的理论.其所作所为,达到了"中兴桐城"夙愿.     

人民群众和个人历史作用的当代探析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指出:归根到底,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同时也肯定了杰出个人对历史进程所起到的重大的作用.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个人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又有着新的不同的具体表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对于个人与群众之间关系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控制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格伦德曼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述评

格伦德曼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定义生态问题,回应生态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指责,指出马克思的＂控制自然＂不应对生态问题负责,事实上恰恰相反,生态问题的出现证明了这种控制的缺失。格伦德曼挖掘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潜能,从马克思的伦理理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人道主义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重构展现了马克思对人类幸福和解放的终极关怀,说明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今生态问题时所具有的生命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动力依然在场;但这种重构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从本质上看,格伦德曼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