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重构

吴承学等学者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的树立和建构,并在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研究范围、学科研究方法、学科内涵图谱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不过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和学科体系构建还在发展和探索之中,仍有很大的可开拓空间。借鉴韦勒克文学研究三个分支即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学科划分,以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三个分支来构建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在综述近20年来文体学学科及其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析文体史、文体批评、文体理论三个分支之间各自独立又互相渗透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以古代文体学传统中三个分支的原生历史存在形态来印证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重构的学理性和合理性。     

文学是文体的艺术——汉语文体学理论重构与韦勒克文体学思想

就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而言,汉语文体学并非只是关于分类和风格的理论,而是一整套关于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修辞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文体的艺术.现代语境下的汉语文体学研究,深受英美新批评代表人物韦勒克文体学思想的影响.此一影响以“文学是文体的艺术”为中心,依次在文体学的价值、文体学的方法以及文体学与修辞学之关系等不同层面展开,为中国文论文体意识的复兴和汉语文体学的现代重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道器与经史之辨——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探析

“道器合一”与“六经皆史”是章学诚思想的核心理论。从道器与经史之辨的视域,探究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可以展现乾嘉义理学的新变,及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理路。文章围绕经子关系命题,一是阐发章学诚“道器合一”论与“六经皆史”观的哲学意蕴,二是揭示其“六经正名”观前提下的传记还原论,三是疏证其“六经皆史”观前提下的经史子关系论。由此,藉以阐明章学诚对汉学与宋学的双向排遣和兼采,及其对晚清回归原典运动及诸子学复兴的影响,从而说明章学诚开启了“后乾嘉之学”。     

文体学理论方法参照下的词谱编撰——徐师曾《文体明辩·诗余》的贡献与意义

徐师曾的《文体明辩·诗余》因长期受到《啸余谱》的遮蔽,故历代研究较为薄弱,或多关注其文体学一隅,或仅局限于词谱学的范围。实际上,徐师曾是在文体学理论方法的参照下编撰《诗余》图谱的,他借用了图谱的形式对独特而多样的词体进行阐释和印证,对文体学和词谱学都做出了开拓和创新,因而具有双重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是文体分辨与词谱编撰的结合与共存;其二是作品采选和文献征引的拓展与丰富;其三是图谱编撰和谱式设计的改进与创新;其四是词调分类和编排体例的创新与突破;其五是同调异体和词体分辨的开拓与深化。     

对外交往活动中书面用语的分析与研究——浅释英文合同的文体特点及翻译

本文借助在标准英文合同中出现的典型范例,从合同的词法、句法及语法特征对其文体特征做了阐述,继而运用功能文体学理论从词汇的角度对其译文进行了分析.     

对外交往活动中书面用语的分析与研究——浅释英文合同的文体特点及翻译

本文借助在标准英文合同中出现的典型范例,从合同的词法、句法及语法特征对其文体特征做了阐述,继而运用功能文体学理论从词汇的角度对其译文进行了分析。     

章学诚的"文衷于道"论——"六经皆史"与文道论的新变

章学诚提出"文衷于道"论,从"六经皆史"出发,强调从人事角度理解道义,揭示了道与众人的关系、道是渐形渐著的、道蕴含在"小史"中,可从即器明道、言公为道、随时撰述、道贵通方等四个方面加以把握.章学诚把道义历史化、众人化、现实化,更加贴近社会人生实际,指向了道义的现代理解.     

"一日史"的意义——论历史维度谱系与整体史

历史由诸多维度共同刻画,主体(人物)、时间、空间、行为(事件)是几个基本维度.事实上,每一维度都体现为一种谱系,比如时段的长短便构成时间谱系.特定的时代、不同的考察者常常偏向某一历史维度谱系中的一端,而忽略另一端.茅盾以<中国的一日>留下的"一日史",实际意味着一种历史的时间维度极端,随之,其他历史维度发生了相应变化:人物维度由社会精英变成了平民百姓,由庞杂的个体行为构成无数的社会角色;事件维度由重大社会现象变成了日常生活,由重复的琐事敷演为碌碌的生活影像;空间维度由抽象的全盘世界变成了具象的生活共同体,通过芸芸众生的人际关系呈示出鲜活的历史情境."一日史"所凸显的历史维度谱系之间.桴鼓相应,以鲜明的平民史观,区别于传统的精英史观,构成史观维度谱系.历史维度谱系的所有端绪合成整体的社会史.整体史需要加强历史维度谱系内部的牵连.通过跨学科的沟通,改变思维方式,克服"碎片化"倾向,在世界视野中观照共同体,在社会结构中考察边缘角色,在特定时代中确定日常事件的意义.     

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

对于清代经学的性质、特点、分期和历史地位，百多年来，学术界异说纷呈。作者认为，清代的经学，总的说来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是宋明经学的延伸。这种经学，在内容上无疑存在矛盾的构成，但主导形态则是它的守旧性和腐朽性。“正学”与“邪说”、“心学”与“实学”、“宋学”与“汉学”、“中学”与“西学”、守旧之学与革新之学等等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于清代经学的始终。     

在史法与史义之间:刘知幾的经史观与史学批评

刘知幾的经史观一直是《史通》研究的热点,也是学术界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刘知幾是从史法和史义两个不同的层面来看待经史关系的。在史法层面,刘知幾贯穿经史,以经为史,把经书与史书并列,一同纳入到自身史学批评的系统里进行评骘,讨论史书名目、体裁流变、体例沿革、记事得失、文笔优劣等历史编纂学问题。在史义层面,刘知幾服膺孔子,效法圣人,尊崇经书"意旨",以经义衡史,倡导经为史则,讨论著史宗旨、史学功用等形而上的问题,把经书中所蕴含的"明道淑世"的观念当作史书效法的原则。刘知幾以经史互释的方法进行史学批评,以经衡史,所强调的是经对史的指导;以史评经,所强调的是史对经的验证。在这种经史互释的过程中,刘知幾消解了经学的神秘化和神圣化,实现了经学的理性回归,彰显了史学的社会价值,并试图通过经史之互补,为经史之学的发展寻找出路。     

《尚书》及两汉经学有关巫咸的叙事与角色认定

<书序·咸乂>和<尚书·君奭>两次提到巫咸.孔安国作为西汉古文经学家,把巫咸说成是殷商王朝的贤臣,巫指姓氏,咸是其名.东汉古文经学家许慎从文字构形切入,认定巫咸的身份是殷商朝廷的巫师.马融、郑玄师徒兼通古文和今文经学,他们一致认定巫咸兼有朝廷官员和巫师的双重身份.司马迁作为孔安国的弟子,兼用今文和古文<尚书>,对巫师所作的叙事和认定未能一以贯之,有时回避他的巫师角色,有时又把他纳入巫师行列.     

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及启示

我国古代的经学,由西汉今文经学到东汉古文经学,到魏晋“王学”,到南北朝隋唐疏注之学,到宋明义理之学,到乾嘉考据之学,经过了四次振荡式发展。造成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主要有社会文化需求的阶段性变化、实现儒学社会价值与追求儒经学术品位的矛盾,以及经典文本特点（主要是文词的多义性和句义的可扩展性）这三点。经学振荡式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必须贴近现实,面向社会,为大众服务。     

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

钱玄同一方面受康有为经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誉美之辞,而另一方面二人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同样的道路。可以说,康有为是近代的今文经学家,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钱玄同则不泥家派,超越今古又超越经学,是埋葬经学、变经学为史学的一个功臣。分析认识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对于认识康有为和钱玄同的经学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经学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阳明经学思想新探

王阳明提出化繁就简,去好文之风;提倡和重视心学,强调"四书"、 "五经"不过是说这心体;认为看经书就是要致吾心之良知,由此主张复<大学>古本,以阐发自己的致良知说.形成与程朱理学不同的经学观,从心学的角度发展了中国经学.     

论经学史与儒学史的统一

自20世纪初经学的神圣地位被取代,经学研究被西方所创立的学科系统所分割,传统儒学研究成为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其结果导致一部具有丰富内涵和独特传统的儒学史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景象。其实不论先秦子学形态的儒学,还是宋明理学,都可以解释为经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和存在形态。今天我们将经学史与儒学史统一起来,作为现代儒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对于把握儒学的本质,探讨儒学复兴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孔子、儒学与经学

经孔子撰定的《五经》及其传记,即经学,乃中国古代文化之总汇;宗师孔子、祖述《五经》《四书》的儒学乃以人为本的"人学",它在构建和谐社会,避免人类生存危机方面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文化认同视阈下金代儒学典籍出版的内在理路

金朝虽然是女真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但金代文化尤其是在儒学文化的发展并不逊于辽宋。其根本原因在于金人对中原汉文化的历史认同,尤其是金代社会上下对儒学典籍的推崇。金统治者文化价值的应然取向、治国理政的实然选择和推广儒学教育的必然需求,共同促进了金代儒学典籍的出版与流通。这对于巩固金人对汉文化的认同意识、催生金统治者的中国国家观念及推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     

汉武帝与经学的产生

政治的统一首先需要思想的统一,在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的情况下,汉武帝登基数年,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将这一理论延伸至社会的各个层面,经学从此在思想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霸权.当时的社会性质、武帝的性格构成以及他对意识霸权的利害分析,最终决定他会取于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