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怀念狼》对商州民间传说的采借和创化

《怀念狼》是贾平凹的一部重要的生态力作。作品大量采借了商州“狼传说”和“狼故事”:狼与狗猪羊的传说、狼与人的传说,以及狼与狼的传说等。其中80%为口头传说。作家依据自己的创作审美理想,对商州民间“狼传说”进行了诗意地融构和创化。显示出一定的生态意识和“民间精神”。     

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基于对话哲学的视角

师生关系是教学成败的关键。无论是传统的“传话”教育,还是“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论,都未能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哲学上的“对话”理论虽早已被运用于教育领域,但师生之间“对话”的特性与比较优势并未得到深入的阐释与有效的运用。充分展开师生间的“对话”,将是构建新型师生关系的必然选择。     

“复元古”意识下的写作精神重构——论中国现代文学对民族神话、传说叙事精神的理论阐扬

神话、传说与民族精神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民族神话、传说蕴含着民族文学的叙事密码和叙事精神。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上大力阐扬民族神话、传说的叙事精神,其意在恢复叙事效果上的“新鲜感”,实现叙事文风上的“古风”意韵,在叙事经验中抵达对“神思”的妙用。中国现代文学对民族神话、传说叙事精神的理论阐扬,实质上是“复元古”意识下的写作精神重构,沉潜地表达了对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归心;在如何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时代潮流的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上对民族神话、传说中深层次意蕴的发掘,于当代中国文学叙事的民族性建构,以及相关的文学批评等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炎帝传说探论

炎帝是传说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这一名号是一个通称,指代的是北方黄河流域某个重要部落中的历代首领.炎帝传说自战国流传以来,历经两千余年,像滚雪球一样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质,以及多样的地域文化杂糅于一体,在“时”与“空”的层面上完成了层累积聚.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科学性.炎黄二族文化的交融促进了华夏文明的繁荣,“炎黄子孙”的称谓蕴含着不同区域文明在与中原华夏文明渗透交融后最终认同华夏文明的历史素地.     

“蟂矶传说”考析

所谓蟂矶传说，是指孙夫人为刘备自杀于蟂矶的故事。此事不见史书记载，杜撰系数高。明成化问，官方通过立庙对传说予以确认。此传说获得官方认同并形成广泛影响，离不开罗贯中对孙夫人形象的再创造，民间关于孙夫人投江而死的说法及“蟂矶”与“枭姬”音同，也为蠊矶传说的产生提供了一系列的依据。     

上古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的传统叙事与地域文化实践

上古帝王传说以帝王为核心人物形成了丰富的叙事,帝子作为特殊的继承者角色,不仅完善了帝王传说的叙事体系,而且在与帝王的关系表述中隐射出历史的某些真相。通过对上古帝王父与子传说典型文本及叙事意义的梳理,可以总结出谱系化与非和谐化的父与子关系特征,以及“一与多”与“子不肖”的父与子关系模式。同时,在功能性人物如“不肖子”“拒位者”的辅助下,父与子的传统叙事体系进一步得到巩固。然而,在上古帝王传说的当代地域文化实践如山西长子县的“丹朱文化”中,父与子关系却被重新建构,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对上古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演化的研究,可进一步窥探传说叙事发展背后的多元因素。     

成吉思汗与悲剧英雄源义经——兼论日本的领土扩张与民间传说

日本民间传说源义经并未自尽,而是通过虾夷之地进入满蒙,摇身一变为成吉思汗.一见之下,颇为荒谬,然其是非对错自有辩.大凡传说之事多有一定的精神与主义镶嵌其中.观其背景,别有意味.江户时期产生的“义经北行传说”乃幕府“关心”虾夷地的“产物”.明治时期诞生的“义经乃成吉思汗说”,正是日本扩张领土与入侵大陆的风潮体现.     

神农氏与太行山地区关系之考察

关于炎帝神农氏,论者多以为起源于陕西宝鸡.检索先秦文献却发现,有关神农氏活动的记载皆集中于太行山及其周边地区,而“宝鸡说”却找不到任何根据.“宝鸡说”所据以立论的“姜水”,据《山海经》言则在太行山中.汉唐以降文献披露了相同的信息.而在太行山地区至今仍存有大量与神农氏相关的祭拜建筑、传说遗迹以及习俗活动.同时据考古所得,最早的粟作农业遗址,也集中在太行山地区.文章以古典文献为依据,结合方志碑刻、地方传说、民俗信仰、生态环境、考古发现,对神农氏与太行山地区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认为太行山地区是中国粟作农业的发祥地,也是神农氏活动的主要区域.     

从《阿细的先基》看人类早期的婚性问题

“兄妹成婚”传说广泛存在于我国很多民族中,而这类传说一直被视为人类经历过“杂交”和“血缘婚”阶段的主要依据之一,笔者对此持相反观点。通过对此类传说产生的原因、存在的功能等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这类传说正是对“杂交”和“血缘婚”的否定,是对后人行为的警示：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决不允许发生性关系,更不能结为夫妻;它具有整合人们意识的功能：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增进群体成员的认同感     

传说对神话原型的重现与改写——以环洞庭湖刘海砍樵传说的演变为例

环洞庭湖刘海砍樵传说是“狐精”这一古老神话原型的复现,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古老的民族记忆。这一神话原型在刘海砍樵传说的演变中发生了“置换变形”,表现在神话原型逐渐世俗化,英雄原型与彼岸原型植入到传说中,迎合了中国民间的“狂欢化”想象。     

近代旅沪定海商人论略

＂定海商人＂是宁波商人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此前从未有人将宁波所属几邑的商人分门别类地考察研究,但是由于自然、人文的原因,＂定海商人＂确乎自成一体,别具特色。上海是宁波商帮,也是＂定海商人＂活动的重镇,因此本文从发展历程、经营范围、人文特性等几个方面,探讨近代旅沪定海商人与宁波商帮的各种从属关系,阐述定海商人在近代上海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业绩和作用,同时指出因其＂归属＂问题,有被日趋＂边缘化＂之势,因此亟须加强对这一群体的研究。     

山西战争文化地名类型、空间分布特征及背景分析

山西历史时期战争频繁，形成了富有区域特色的战争文化。山西与战争相关的地名作为战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广，数量大，类型丰富，不仅包括关、城、堡、寨等军事设施和营、屯、所、队等古军制之类外延型地名，还包括用战争英雄、军事传说、战争意愿命名有特定战争涵义的内涵型地名。受历史战争和其他文化影响，军事文化地名在山西各区域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呈现条、块状等规律性。它的形成背景既受历史战争的遗迹的影响，也是人类战争防御意识的反映。     

情境教育的德育意义及其实践——以《定海保卫战影集》为例

情境教育由于集合了榜样、陶冶、传情、启迪等手段,为人们提供了直接的情境经验,从而发挥它的教育作用。因此,情境教育更适合于青少年的德育。文章以《定海保卫战影集》为例,总结了情境教育材料的选编、表现形式以及操作要点等经验。     

生态文化视野下的“十八杉”民俗解析

本文从分析我国南方“杉木文化带”内各族林农历史上盛行“十八杉”民俗的文化源流入手,应用民俗学、历史学、森林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等的学术观点,剖析了“十八杉”民俗的生态文化内涵,阐释了“十八杉”民俗的生态文化底蕴,寻溯了“十八杉”民俗传承的生态文化轨迹,进而提出“十八杉”民俗在生态文化视域下的重构与调适。     

科尔沁地名传说中的英雄与故乡——“风水宝地出英雄”母题探讨

“风水宝地出英雄”,这是科尔沁地名传说的主要母题之一。这一母题是蒙古族故乡崇拜与英雄崇拜相结合的产物。它源于蒙古人“地母”信仰,是蒙古英雄史诗“英雄神奇诞生”母题的传承,他受到了汉、藏文化的滋润,并在近代以来科尔沁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影以及社会环境中发生和日臻成熟起来的。     

竹枝词中的“叶榆”、“僰子”及其他

清代竹枝词中的“叶榆”、“鹤拓”是大理古代地名,“云南”是祥云古代地名;“白人”、“人”、“西爨”、“白蛮”、“夷”是历史上对白族先民的称谓。竹枝词反映了大理历史上的许多战争,描写了大理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具有史料价值。     

新世纪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

现代世界民俗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建设,已经超越了一国民俗学的时代。民俗学家们不再以研究本民族或他民族来作为自己与人类学家的区分标准。另外,民俗学家已经很难指望在什么偏僻角落发现不为外界所知的奇风异俗。在世界民俗学的学术视野中研究世界各地的民俗事象,实现对民俗创造者的代际理解、族际理解、国际理解乃至普世理解,应该成为民俗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中国民俗学应该而且能够与世界民俗学有机结合。     

论民俗表演艺术的当下语境

民俗本质上是非艺术的。可是在后现代语境中,一切都可以用来观赏和消费,即许多曾作为仪式信仰的民俗业已成为观赏和消费的艺术。在民俗的艺术化过程中,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投资者和民俗持有者等角色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当民俗表演作为产业开发时,民俗以往所具有的性质也随之改变。     

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

都市民俗是在都市环境中蕴育形成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等。在20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都市民俗形成了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对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异质民俗”书写、40年代新市民作家的“日常民俗”书写,以及80、90年代当代作家的“民俗寻根”书写等阶段,从而建构起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都市民俗文学书写的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民俗的文学创作承传也积淀着作家个人的文化情结与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     

柳田国男民俗学与重出立证法

柳田国男（Yanagida Kunio）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日本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形成的。日本民俗学界习惯于把柳田国男提倡、指导和实践的民俗学称为柳田民俗学。柳田民俗学的基本立场是试图阐明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文化变迁。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柳田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方法,即重出立证法。重出立证法是通过对从全国各地采集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归纳、分类和比较研究,阐释日本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