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研究简论

明代学者对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进行研习,撰写了不少著述,有对三国史中"魏蜀"正统之争进行论辨,对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评速和考证,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一些分析结论.与明代当时的理学、心学相适应,强调义理名教思想;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如胡应辟、朱明镐、周婴等对<三国志>与裴注进行考证.大多注重证据,通过归纳解决问题,这开启了清代考据学的学术潮流.     

朱熹与《尔雅》

朱熹学识宏富,遍注群经,却惟于<尔雅>一经既无专门著作,又极少论说,学者对朱熹与<尔雅>关系的研究因此也十分罕见.从总体上说,朱熹对<尔雅>持一种较为明确的怀疑和否定态度,认为其"不足据以为古".尽管朱熹对<尔雅>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但在其著作中对<尔雅>解说进行正面驳正的例子却极少,更多的则是对<尔雅>解说的撷取.朱熹对<尔雅>的态度,首先与<尔雅>一书的词典性质有关,词典的形式使它无法像其他经书那样可以更直接地表现其义理思想,因而难以引起主要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的更大关注;其次,朱熹对<尔雅>的怀疑态度,是宋代以来疑古辨伪思潮的必然结果,朱熹怀疑<尔雅>也是其辨伪学的重要成果.朱熹对于<尔雅>的言说应当成为朱熹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选·三都赋》旧注底本问题试探

李善注<文选·三都赋>时所采用的旧注底本应当为綦毋邃序注本,该本在张载、刘逵及卫权<三都赋>注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三都赋序>注.在李善注<文选>时,綦氏序注本略有残缺.对于臧荣绪<晋书>与序注本在旧注作者问题上产生的分岐,李善采信了史书的记载,因此导致了后人对<三都赋>旧注的误解.     

《左氏春秋》的撰作与流传——《左传》的性质之考辨

<左传>初名<春秋>,又名<左氏春秋>,是先秦诸多春秋学著作中的一种.<左氏春秋>的撰作不为<春秋>义理,不归属于孔门,其史事在战国至西汉各类子书中屡被征引.终两汉之世,学者屡引<左传>史事以谏,都未及<左传>的义理.从<左传>的最初撰作与初期流传来看,<左传>是编年体春秋类著作,它不是作为经书,而是作为史书被人所重视的.     

《管子》体系研究综述

历代学者对<管子>都有一定的研究.其中,清代之前的学者们主要就文献的作者、义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到了清代,学者们则偏重于<管子>的文献考证工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近代之后的学者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管子>全书体系的研究中.在此期间,有部分学者将<管子>归入稷下学宫的论文集或零散的档案编纂,也有学者指出<管子>全书存在一个鲜明的中心主体,所有的篇章围绕"道"而展开.文章对前代学者在<管子>流传和体系研究方面的成果作了简要总结,着重探讨"道"对<管子>全书的纲领意义,以期对<管子>体系研究有所积累和推进.     

李白对《诗经》的接受

李白对<诗经>的接受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在思想上自觉把<诗经>当作反对齐梁柔靡之风的武嚣;第二,他与<诗经>有着相同的精神契合点即抒发性情;第三,他看重<诗经>的政治讽刺精神.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白在其作品中从字词、句式、意境、手法、题材等各个方面对<诗经>进行了接受.     

左思《三都赋》卫权注校考

<文选集注>中保留有许多左思<三都赋>旧注,其中包括卫权<吴都赋注>.台湾学者周法高撰<吴都赋卫权注辑>,但颇多讹漏,因此重新辑入并加以补正.周先生认为,卫权注今独存<吴都赋>中,颇合裴松之注<三国志>谓"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语.其实不然,卫权<略解>序注皆当是针对<三都赋>而作的,其注独存<吴都赋>注,盖与<三都赋>旧注本流传有关.     

自然与人伦的和谐交融——论《周易》伦理文化结构模式

在<周易>的义理演化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周易>从单纯卦象符号到卦爻辞产生、从原始的八卦发展为六十四卦,其义理是在由自然秩序向人伦秩序逐渐展开.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原始的自然崇拜情结穿越了不发达的神道思想阶段,进入了人道思想兴盛的阶段,而由原始氏族制度所产生的人伦观念(家族伦理观念)也没有因个体私有制的形成而解构,也进入了人道思想兴盛的阶段.崇拜自然和崇尚人伦两种文化情结,在东周时期产生的<易传>中得到了和谐的交融,从而形成了<周易>独特的既崇拜自然、又崇尚人伦的伦理文化结构模式.     

宋代《诗经》学的两种主要方法及关系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解经方法上形成了鲜明特色和关键突破,即重视文本的"因文见义"与主张古今人情事理相通的"以今论古",对两宋<诗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基者是欧阳修.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共同为形成衡量汉唐、裁夺义理、熔铸新解的宋代<诗经>学新风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在<诗经>学及<诗经>学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探讨宋代经学的方法革新也不无启示.     

梁启超管子研究之肇端——1903年《管子传》考析

1903年2月11日刊登于<新民丛报>第25号的<管子传>并非梁启超一人所撰,而是他与投稿人汤学智的"合著作品".虽然该文较之1909年的<管子传>,无论在篇幅字数,还是思想内容上,皆逊色不少,但它是梁启超将管子纳入其学术视野的肇始,亦即其管子研究的开端.同时,文中所体现的政治倾向,也是此时期梁个人思想的真实写照,故1903年<管子传>颇值重视.     

郁达夫的男权意识与文学创作

五四时期张扬个性的郁达夫作为男权中心社会的一员,他始终无法摆脱男权意识的传统影响,在抒写女性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了男权意识与男性立场。     

论项羽之死——文化的视角

项羽兵败身死,除学界已多有探讨的社会背景、决策得失、谋略高下及其性格气质等表层原因外,深层次原因是"潜伏"于其内心深处的文化观念,主要包括"仁义礼信"观念与"无颜见江东父老"意识、乡土意识与衣锦还乡观念和极端的复仇意识等。正因如此,才在中国历史上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广泛讨论,从而造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有关项羽兵败身死原因的论争,并最终使其兵败身死有了非同一般的文化意义。     

"禹生石纽"续辨

古文献中涉及大禹出生问题者,多达二十余处,而其说又颇有异同.其言"禹生石纽"十余处,其中六处不言石纽所在郡县;又六处皆言石纽在汶山郡广柔县,而释广柔所在竟有三、四说不同;另四处则不认为石纽在广柔而在他地,但其地又不可查考.是石纽所在虽有七、八说,但究在何地则莫可确指.究实论之,"禹生石纽"本系神话,其言怀孕、分娩以及怀娩地点等等,莫不都是怪诞的神话.且这些神话不是产生在人类的童年,而是产生在文明时代的西汉晚期,那时正值谶纬神学兴盛发达时期,神学家们对古代的"圣帝明王"从伏羲到刘邦、甚至包括孔丘,都莫编造一套感生神话,给他们戴上一副神圣的花环."禹生石纽"只不过是众多感生神话中的一个而已.这等妖妄怪诞的谎言,显然都是不可信据、无法查证的.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求真求是,所以严谨的历史学家长期都对此说不屑一顾.近年来三峡考古出土了一通东汉的"景云碑",碑文有句"术禹石纽汶川之会",这句话本来就是明确告诉人们,禹和石纽的关系是禹曾在石纽汶川召开过一次诸侯大会.但根据茂、理、汶的自然条件,在这里召开一次诸侯大会,可能也只是一种附会之谈而已.但是,竟有历史学家用搞旅游的手法,把这句碑文曲解为"禹生石纽",是不可以不辨.     

关于严羽著作几个问题的再考辨

作者通过对高Bin《唐诗品汇》所引严羽论诗语,元代摘编《严沧浪先生诗法》,李严《诗辨》的考察,指出在宋末及元代,流传着严氏著作的不同文本,作者通过考察《沧浪吟卷》的版本源流,指出李南叔录本《沧浪吟卷》始刻于元代,并不存在所谓宋刻李南叔录本。民国张钧衡《适园丛书》本《沧浪吟卷》补足元刊本所脱三首半诗。作者发现两个日本本子也载有这三首半诗,并考定此三首半诗的补足时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前,学术界相信此三首半诗的真实性,作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对于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作者则认为应是出于伪托。     

中唐诗人戎昱籍贯考

戎昱是中唐大历时期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其籍贯,有“荆南”和“扶风”两种说法,当今学者普遍认同戎昱为荆南人,几乎成为定论.然而,通过充分挖掘戎昱自己的诗歌作为内证,以现存的史料典籍、当今学者对戎昱的研究资料为旁证,戎昱的籍贯应为长安附近的扶风.     

李煜词的美及美感

词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五代词尤为特殊。李煜词句句真、字字情,凄清、婉转、感人,具有真实美、自然美和意境美的特韵,是古代文学中一颗瑰丽的明珠,具有极高的赏析价值。文学是一种＂情学＂,五代词在＂意境＂的舒展后,＂缘情＂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给人以审美的愉悦。     

严羽的诗“品”论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南宋的一部重要诗话。《诗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包含了严羽的重要诗论。严羽把诗的风格归纳为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九种,把多样化的风格总结为＂优游不迫＂、＂沉着痛快＂两大类型,既欣赏＂沉着痛快＂一类的诗,又赞美＂优游不迫＂一类的诗,并把＂入神＂视为诗的最高境界。     

李渔叙事结构思想试探

李渔重视叙事作品的结构。李渔的"结构"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整体构思意义上的结构,二是主题意义上的结构,三是谋篇布局意义上的结构。李渔对结构的讨论主要是从戏曲的角度进行的,但其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运用到整个叙事文学的创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