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法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影响力最强的两个学派,在义利观问题上都认为"利欲之心"是"人之本性",但在如何"制利"的问题上观点又显著不同,前者强调重义轻利,以义为主,后者强调贵法轻义,以法为主.两者的观点对于我国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义利问题,是道德价值论的基本问题.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儒家义利观有着丰富而复杂的蕴涵."以义制利"、"义以为上"是儒家义利观贯彻始终的思想,同时也是其积极合理的内核.这一基本精神对铸造和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传统美德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在当代社会亦具有重要价值.     

法家义利观探微

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派,对义利关系持有独特的观点。法家义利观以人性好利自私为立论基础,主张利以生义、以利为义、以法制利,以法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作为法家的指导思想,法家义利观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能为现代社会提供某种参照。     

先秦儒家与法家人性学说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在治国方略上针锋相对,儒家崇尚德治而法家强调法治。本文试图从儒、法两家的“人性论”中找出他们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并论证当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统一的合理性。进而结合现实讨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儒家义利观论纲

义与利之间呈现出既统一又矛盾的现象。儒家最早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提出处理道德行为和个人利益关系的主张。他们认为这一矛盾可以化解,其方法是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必要时舍生取义。这就要求人们把自己所得的利益,建立在道德行为基础之上,消除不义而有利的行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儒家义利观有所误会,认为儒家只讲义不讲利,否定人们的物质需求。本文旨在说明儒家义利观之真义,并指出其思想主张的主导面是合理的,对于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一定积极作用     

试论儒家和法家法观念的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礼治”的思想,法家则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思想。文章分别阐述儒家、法家的法观念,并对两家法观念进行对比,阐述儒法融合的过程和表现,进而详细分析融合的原因和对后世法律、治国方略的影响。     

论先秦法家的缘起及法家学说的文化价值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最重要的学术派别之一。本文探讨法家产生的纵向历史渊源和横向环境条件 ,论述法家学说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现代价值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积极意义

先秦儒家在义利关系方面基本的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但并不绝对反对求利,因此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先秦儒家义利观本身包含着积极、合理的因素,弘扬这种见利思义的重义优良传统．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廉政建设,净化社会风气均有积极意义。     

对儒家法家政治思想的评述

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法家的政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来源,对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政治思想作评述,可为我国目前的治国实践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源头活水。无论是孔孟的先义后利和荀子的以义制利 ,还是墨子的贵义兼利和韩非子的崇法尚利 ,它们在当时及其以后的历史命运表明 ,义利观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之经济利益及力量对比在道德领域里的反映。总的来说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近代功利主义那种追求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的义利观 ,也没有形成独立的个人利益主体 ,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尽管如此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可以进一步挖掘的思想资源 ,就某些方面来说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对儒墨两家义利观的再认识

儒家和墨家在义利问题上持义先于利、重义轻利和私利服从公利的观点。儒墨义利观中义以为上的伦理价值取向、义然后取的取利价值标准和义是利之本的义利价值辩证关系的伦理价值特点,对和谐社会建设中个人、国家公务员群体和企业处理好义利关系,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伦理价值追求和依此价值标准行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日本人的义理观解读

义理是日本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观念,主要有“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两类。通过调查发现义理并非是日本特有的道德观念。中国宋学的义理思想传入日本后逐渐与日本的社会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既保持东方本色又带有日本特点的文化现象,成为扎根于日本社会和文化的一种风俗、社会规范。义理与人情并非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义利之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义利关系及其当代审视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义利关系是备受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处理义利关系的不同主张在<国语>、<左传>已现端倪.在漫长的处理义利关系的实践和思考中,形成了义之至上、利之优先及义利相和三种处理义利关系的不同模式.任何一种模式都程度不同的为现代人处理义利关系提供了相关智慧.     

儒家义利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构想的提出,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义利观有着不可忽缺的重要作用。从儒家的义利对立、重义轻利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义利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论述,可以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义利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墨经》"义,利也"校诂

《经》文以“利”释“义”,即用“利”字为“义”下定义;意思是:凡“义”即“利”而非非利,非“利”则非“义”。《经说》三句:(１)“芬”字,毕沅释为“美”,是;其他还有一些解法,则不必是。(２)原文本无讹误,下一“能”字,实应训“安”,是把“义”定义为“能安利”“天下”。(３)墨子实在是十分汲汲于用世的,虽又主张“爱民者非为用”,但并未绝对地排斥“用”,“非为用”也绝不是“必不用”;这里的意思是,“利”天下不是为了“用”天下,即“不必用”而“利之”,是“以天下为芬”而“利之”的。     

中国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在对中国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对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义利观"给予重点剖析,并对儒家经济伦理的典型:徽商和现代儒商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儒家义利观的吸收借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第二个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案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对古代儒家义利观的吸收借鉴,从“原则”“标准”“党员个人利益”等方面,论述了正确处理党员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极大提升了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透彻性与说服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良传统。     

儒家法律文化的现代意义研究

儒家法律文化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演化和社会积淀,以非传统的表现形式寄寓于我国现代社会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实践于中国法治社会的承接力量,也是现代民间法形成的重要渊源。儒家法律文化中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本土化开辟了人文法治的道路,因此深刻挖掘儒家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颜元义利观探析

颜元提倡“正宜谋利,明道计功”,大力弘扬合义之利,肯定合理之理对个人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其观点使人们更加理性地看待义与利,更加合理地追求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