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完善我国的条约批准制度

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条约批准制度存在缺陷。法律全球化趋势及人们对人权的关注凸现了条约批准制度的重要性 ,分析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条约批准制度的类型。提出了完善我国条约批准制度的设想     

最高人民法院与条约司法适用机制的完善

国际条约的司法适用是实现条约法律效力的要求,但现有宪法、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效力位阶的规定尚不明确。法院的司法活动可以在法律规定模糊、存在漏洞时,在不违背立法原意的情况下起到明确法律内涵和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因此,为了保障我国切实履行条约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率先采取完善国际条约司法适用的措施,包括出台司法解释、公布相关指导案例、建立逐级汇报制度、在内部设立专门机构等,从而为将来时机成熟之时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这些内容做好准备。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的国际法理分析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揭示的法律事实蕴含着丰富的国际法理,包括中国先占取得钓鱼岛领土主权、“条约必须信守”捍卫着中国的领土主权、割让和时效理由不能支撑日本的主权主张、“非法行为不产生权利”拒绝日本的领土声索等.白皮书揭示的法律事实也清晰地表明:日本的“无主地先占”主张在国际法上不能成立,其“实际控制”没有达到“有效控制”的国际法要求.中国应积极运用《白皮书》揭示的法律事实及其蕴含的国际法理,驳斥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与领土声索,让国际社会认清中日钓鱼岛问题争端的真谛,促进争端的外交解决;同时,中国应继续强化对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的实际控制,为日后时机成熟时争端的法律解决进一步充实国际法理依据.     

国际条约在日本国内法体系中的地位:兼对“砂川事件“的透视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９８条第２款的规定,国际条约在日本国内法体系中的地位并不明确。但在“砂川事件”中,日本最高法院认定对国家存亡有着重要影响的高度的政治性条约是否违宪的审查,司法机关要受政府和议会的制约,这使政府和议会的立场具有了权威性。而日本政府认为与国家安危相关的条约有高于宪法的效力,其他条约的效力则低于宪法,但高于一般法律。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法律保障

本文从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十周年出发,指出它是一部体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宪法,并从现行宪法的指导思想、基本精神、主要特点论述了现行宪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法律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法解释案例实证问题研究

宪法规定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解释机构以外的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规定解释的案例 ,尽管为非宪法规定的法律解释 ,但仍构成活的解释案例。经验地描述这些解释案例的地位、性质与作用 ,分析它们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 ,有助于理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过程 ,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宪法、法律解释制度的实际情况。这些“活的宪法解释”案例的方法、程序、效力 ,在规范的宪法解释、法律解释制度最终确立之前 ,将继续存在。研究这些不为人们了解的“活的宪法解释” ,是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实施与法律解释制度实际情况的重要部分 ,有助于全面的、正确地理解中国法律实施的实际状况和法律解释的现状     

条约入宪基本问题研究

条约入宪,是指我国在宪法中就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规定。关于条约被接受为国内法的方式,“条约入宪”等同于纳入式,而现有的“自动临时纳入”应提升为“自动永久纳入”。此外,需要正视“自动永久纳入”之后可能面临的问题,并运用区分自执行与非执行条约、国内法在国内效力最高等一系列方法,使立法机关仍然切实掌握条约在国内适用的自主决定权。     

宪法文化的超越

“超越”具有更为广泛、深邃的内涵，是人类及其社会特有的品质和机制，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现象，宪法文化具有同样的品质。中国文化具有“内在性超越”的本质属性，宪法文化也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具体体现在宪法序言和条文的规定中。深刻体认这一特点，是现行宪法进而贯彻实施宪法不可或缺的哲学基础。中国宪法文化与西方的宪法文化形成鲜明的反差，西方宪法文化是“外在性超越”。这两种文化特点各有所长。中国在发扬“内在性超越”宪法文化优势的同时，也要吸收“外在性超越”注重制度性的约束机制的特长。     

我国宪法文本之“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嬗变及内在逻辑——以五次宪法修正案为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并注重将“中国式现代化”适时引入宪法文本,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明确其重要地位。宪法文本载明的宪法规范是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规范,既体现国家意志,又对其他法律起到示范作用。自1982年我国现行宪法制定以来,一共进行过五次修改,形成了五个宪法修正案,其中每个宪法修正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均有所调整,主要体现在内涵扩充、逻辑调整、语词增删、领域增加等方面,这种表述嬗变深刻体现了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统一、直接表述修改和间接表述修改的统一、宪法规范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蕴含了社会主义宪法是充分反映人民意志的好宪法的理论逻辑、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同向同行的实践逻辑。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对宪法文本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进行调整,既有助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也有助于保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从条约法角度评“死刑不引渡”

中国为引渡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均承诺对被引渡人不适用死刑。许多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然而中国宪法却缺乏相应的明确规定,以致我国有关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没有统一的规则可以遵循。因此,我国法院在审判被引渡人时,面临着遵守国际条约还是服从国内立法的两难选择,我国应当完善有关立法,尽快填补上位法规定的空白,以妥善处理条约在我国的适用问题。     

对“特征性履行理论”的再认识

在综观各国立法的基础上,归纳了特征性履行的3种立法疗式,分析了特征性履行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内在关系,并在理论上对确定特征性履行连结点的依据作出适当的分析与探究.     

浅论中国宪法的司法化进程

宪法司法化是宪政的基石,中国宪法的司法化无成例可考,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剖析;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概括了外国违宪制度的相关类型和发展趋势,据此提出从宪法引用、违宪审查两个方面均应司法化的观点。分析了中国宪法司法化在法理上、制度上的障碍,提出了“法规审查备案室”到“违宪审查委员会”再到“宪法法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必经之路。     

台湾“宪政改造”的法理透视——以“制宪权和修宪权的关系”为逻辑起点

鉴于“中华民国宪法”对台湾社会的现实规制,本文拟从“制宪权和修宪权关系”的宪政理论角度,对“宪政改造”的法理意涵略做分析。作为制宪权的延续和派生,修宪权抛弃狭义制宪权寻求颠覆的暴戾。同时,“修宪”即使与“公投”配套,与始原性的制宪权的权力属性、行为性质也不同,而台独势力期待的“制宪”结果则是确立台湾“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地位。因此,台湾地区应以修宪的方式将改革的成果写入宪法,但不得对“五权体制”、“权能区分”以及“中央与地方均权”的制宪精神和原则予以毁弃,亦不得超越程序方面的规制。     

穷尽法律救济之规范分析

穷尽法律救济原则是宪法救济的重要原则之一。穷尽法律救济原则对于发挥各部门法的功能，维护法律秩序的统一、稳定，树立宪法权威等具有重要的作用。穷尽法律救济原则在实践中具有多种适用情形，但其均遵循“穷尽”之逻辑，同时该原则在适用中面临着原则的识别与把握及宪法规范的内在逻辑等诸多难题。     

我国《立法法》制度的现实性思考

《立法法》是一部宪法性法律。现时期中国立法的实际生活显示出,立法经验的确需要以《立法法》的形式予以总结、反映和固化,使这些经验得以上升为国家意志,以便更好地推行。《立法法》在适应这种需求方面完成了其基本任务,但在解决了立法活动中存在的部分问题的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矛盾与法律的冲突———即面临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我国《立法法》未能涉及立法与市场关系的根本问题,未能从宏观层次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的自发机制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立法法》本身条文以外的制度上的一些根本问题,以求对《立法法》作一些现实性思考。     

海事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原则

从国际条约与国内法一般关系理论及中国法律涉外条款的规定出发,探讨中国对国际条约在国内的一般态度,中国海事立法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等的密切联系,分析中国目前适用海事国际条约的一般原则。     

“公共利益”之界定

"公共利益"是当代各国宪法和法律中常见的概念,我国宪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二条修正案分别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并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解释;理论界至今也没有完整而权威的界定,甚至在国际公法学界也找不到精准的诠释,造成实践中"公共利益"的滥用。通过综述各种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找出其中共性的结论,为描述我国宪法条文中的"公共利益"含义,以及限制其随意使用提供借鉴和佐证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三大理论支撑

对马、恩晚年提出的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时代发展变化的高度进行辩证的理解。在社会生产力未高度发展,从而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落后国家将始终处于跨越“峡谷”的过程之中。“跨越”是一个完整漫长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实现完整“跨越”的三个重要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的高度,发展和完善了马、恩的“跨越”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