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土家族经济形态论析

元明时期的土司制度,是元、明王朝为了稳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所建立的一种制度,也就是利用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充当地方政权机构中的长官之制度。它最基本的特征是,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利用少数民族首领进行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继续保留,而通过当地首领进行贡纳式的征收。土司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元明时期土司制度下湘、鄂、川、黔毗邻地区的土家族经济形态及其历史发展进行具体探析。一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移民垦殖,屯田是土司制度在农业经济领域的重要内容。…     

明清土族地区的土司在历史上的作用

<正> 我们历史上的明清时代,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了土司制度,同样,在甘、青一带少数民族地区也实行了这一制度,其中以土族地区十六家土司势力最大。从土司制度的形成(明初)到废除(1931年)约五百多年间,这些土族土司多能协助中央,调和民族关系,成为封建政府在西北边陲的得力助手。他们“与民错杂而居,联营结社”,与各族团结融合,携手本地建设,“绝不类蜀、黔诸     

青海土司制度研究

土司制度是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地方行政体制。明清时期青海地区的土族、撒拉族中也实行了土司制度。本文从土族、撒拉族所处的历史背景、民族属性、地理环境条件、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土司产生的原因。认为土司制度是明清中央政权在这一地区实行的符合民族特点的地方行政体制,对稳定边疆地区的局势、调和民族关系、维护明清的封建统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乌江下游土司时期贡赋制度考略

贡赋制度是土司制度的主要内容。贡赋包括贡赐和赋税两方面的内容。历代中央王朝既把贡赋制度作为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一种经济手段,也把它作为考量土官是否忠于中央王朝的一种重要标志。贡赋制度虽然加重了土司对土民的盘剥,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乌江下游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     

浅谈土族地区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

<正> 土司制度自明初开始至1931年明令废止,在土族地区存在了560余年,今天考察土族地区土司制度时,对其长期存在的原因应给予重视。笔者拟就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土司制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较长久地适应了土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 一种政治制度的可容性,决定于它对社会的发展是促进还是阻滞,是推动社会经济,还是成为它的桎梏。土族地区土司制度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衰落的过程,在它的形成、发展阶段,曾对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这就是这一地区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对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管理制度,是从历代“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主要包括石砫马氏土司,酉阳冉氏土司,秀山平茶、邑梅、石耶和地坝四个杨氏土司。重庆土司制度包括职衔制度、承袭制度、升迁制度、惩罚制度、贡赋制度、土兵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有助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西祁土司衙门及其文化遗迹研究

明王朝建立后为有效地统治边睡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官与汉宫参治，令之世守”的办法。设立在我省东部农业区的土官绝大部分为元朝的地方官吏和少数民族上层头人，准其世袭，亦称世官。土官初为武职，后逐渐演变为土司，设立衙门，成为特许封地的行政统治机构，在维护封建地方政权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设立在今平安县三合村的西祁土司衙门（旧称祁家川高羌衙门）系明清时期西宁府二十一家土司中制度较为完备、衙门建筑宏大、年代经历长久、具有代表性的一家。笔者近年多次实地考察，根据衙门城垣残迹绘制图纸两幅，搜集散存于民间的有关文化…     

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之我见

清雍正年间在上家族地区实施的改土归流是上家族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使士家族地区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土司统治，促进了土家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土家族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就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特点、社会作用谈点粗浅的认识。一、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元代统治者建立全国政权以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遂对少数民族地区加强治理。元代在宋代羁糜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一套上司制度，以此来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此时，土家族地区设立了许多军民长官司。明代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土司制度。有…     

明清时期土司官族科举入仕研究

科举制度、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一类是中央王朝依据汉族地区固有文教系统推行的官吏选拔制度,一类是元明清时期按照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礼俗实行的民族制度,规定土司为朝廷命官,按照法律承袭,代理国家对当地实施统治。然明清时期,随着朝廷在土司地区经营的深入,规定土司子弟悉数入学,使得土司官族积极向学,参加科举,中试后或进入流官体系或承袭土司,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司制度与科举制度的软性整合,强化了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对于地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汉族家族与乡里制度关系探析--兼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比较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国家由于其统治能力和地方财力的限制,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上,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在广大汉族地区,县以下的治理则是建立自治型的乡里制度。乡里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乡绅为骨干的家族治理机制。由于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实行土官、土司制度,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治理与汉族的乡里制度各有特色,互相映衬。     

永登的小土司

土司,是元、明、清各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少数民族首领的世袭官职,以统治该族人民的制度,也指被授予这种官职的人。 土司有文武、大小之分,昔日庄浪卫(明洪武十年,即公元1377年所置,后废为所,隶属陕西行都司,凉州府庄浪厅管辖)境内的土司多为武职。除甘青边境中比较有影响的连城鲁氏武职土司外,还有八处较小的土司。然而不论文职武职,官大官小,他们都是由朝廷直接赐给的。 连城鲁氏土司《甘肃日报》(1981年5月11日)和《兰州报》(1981年10月1日)已有介绍,这里再不重述。其他八处小土司是: (一)把只罕、脱欢长子,洪武四年随父降明,授掌印土司指挥佥事。相传至鲁典,在顺治二年归附清朝,置量镇海营参将。因镇压宁夏香山、贺武造反和招抚庄浪藏民十七族有功,被任镇羌游击。顺     

明四川行都司土司制度未因元制说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为统治少数民族施行的一项重要政策,曾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史学界有关土司制度的论述不少,也有许多争论,但迄至今日,有关这一制度的许多问题尚需重新评价。如相沿了数百年的土司制度“明因元制说”,就是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本文仅就明四川行都司土司制度是否因袭元制的问题加以探讨。     

土司职称及其演变考释

我国封建王朝在民族地区設置土司制度一事,在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土司的設置和土司称謂的演变,对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是一个必要的課題。但关于土司的称謂这一問題,至今还是众說紛紜,本文拟就这一問題作一些考释。江应樑先生于1958年出版了《明代云南境內的土官与土司》一书,书中将土官、土司当作两类职称而加以区別,可以說是开土官土司两类說之始。該书在論及土官、土司的区別原因时說:     

明王朝对藏区控制研究:以四川龙州土司集团为例

明王朝对处于汉藏边缘的四川龙州土司集团的社会控制是中央王朝成功治理土司的一个典型范式。终明一代,龙州土司集团和明王朝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和谐的政治关系:一方面对于四川龙州土司集团而言取得了国家认同,并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也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明王朝在龙州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完善龙州地区的土司统治网络,最后通过改土归流融入封建官僚体系,实现了封建政权对该地区的社会控制。     

元代云南政区土官土司的设置及相关问题再考察

元朝政府通过在云南政区进行相应行政设置和管理,结束了自南诏大理国开始的地方割据情况,使云南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体系中,真正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代在云南的设置中,土官土司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土官土司制由常规行政体系中任命土官和专门为少数民族首领设置官职体系,即宣慰司体系两条主线构成.这两条主线既有交叉又有重合,重合部分就是对少数民族首领的任用.云南政区的土官土司制在元代开始形成,并不断变化,不仅对云南的地方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更为明清时的土官土司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的发展及改土归流的特点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是广西土司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明王朝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土司制度的同时,又实行“土流并设”、“流官辅佐”,限制和削弱土官权力,并开始逐步进行改土归流。明代是广西土司制度的全盛时期,又是广西开始进行改土归流的时期。弄清明代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及改土归流的特点,对于了解广西土司制度及广西社会的发展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播州土司与水西土司关系之研究

贵州土司史上,水西安氏土司与播州杨氏土司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代贵州的四大土司中（其他两个土司为思州田氏土司,水东宋氏土司）,以水西安氏统治时间最长,辖地最广;播州杨氏经济最发达,汉化程度最深,与明政府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说。播州土司与水西土司域界相连,交往频繁,研究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土司制度的研究,对于贵州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一、平播前的水、播关系 我们知道,水西安氏土司的族属为彝族,其辖区的主体民族为彝族,播州土司杨氏的族属为僚人①,亦即讫佬族…     

青海撒拉族土司制度述评

<正> 元、明、清以及近代,如同云贵、湖广、四川一些少数民族区域一样,河湟洮岷流域的甘青民族杂居区,也星罗棋布地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土司。他们,曾经是封建中央王朝经营西北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局部地区的特殊政治体制的土司制度,既体现了封建王朝当时的民族政策和营边政策,也反映了一些少数民族历史变迁的复杂历程。 然而,土司制最完善的明代,《明史·土司传》却不录甘青,只有赵安、李英、鲁鉴、祁秉忠等功绩卓著的几个土司散见于列传。《清史稿》虽为甘青土司立传,又不免疏漏舛误、零乱失次。     

改土归流后湘鄂川黔毗邻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

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是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自改上归流后，清王朝为了巩固和维护其对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实行了发展经济的措施。如革除土司规定的“火坑钱”、“烟户钱”、“锄头钱”，废止土司规定给大小官员馈送礼物，取消“蛮不出峒，汉不人境”的禁例，革除土司老残称收等等各种陋现二十多条。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生产的作用。随着农业的发展，这一地区的手工业、商业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值得探讨。一、手工业的发展湘鄂川黔毗邻地区在改土归流前，工匠主要从远方雇人，手工业水平不高…     

唐朝在东北民族地区设置的府州

唐代是我国历史疆域最宏阔时期之一。自李渊建立唐朝政权之后,就开始在全国各民族地区设置州县。至唐太宗时,进一步完善了全国的行政区划,贞观元年(627年),将全国分为十道,自上而下地实行道、府、州、县四级中央集权统治。除了在内地设置了三百五十八个州府外,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已先后在四境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八百五十六个府州。分别册封各少数民族首领为王,并充任所设府州的都督或刺史,保持与内地的经常联系,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