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独相制论纲

在中国封建社会宰相制的发展历程中，存在一个独相制阶段。它萌芽于战国后期，形成于秦代，发展于西汉，至东汉产生变态。独相制是秦汉时期国家政体的特有机制，它的发生、发展是中国古代社会国家行政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秦代的独相制打破了政府首脑在宗族内部的世袭制，废除了丞相任职终身制，开创了丞相任免制的先河。西汉时相位一人制确立，相权相对合理，设置了含有国家正式官吏编制的丞相府。东汉时独相制产生变态，相位虚设，尚书令成为最高行政长官，反映了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斗争。独相制具有历史进步作用，有利于形成新型的国家政体机制，保持政局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钱穆的禅学研究探析

钱穆的一生,亲近过佛学经典、亲历过佛教修行、进行过禅学研究、参加过禅学争论、接受过禅宗大师影响,与佛与禅都有极大的因缘。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下,钱穆的禅学研究是以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他指出,从佛教发展的角度来看,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中心台柱";从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来看,禅宗堪称佛教史上的"宗教革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禅宗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中国文化与异文化融合之典型。在20世纪关于《坛经》及其作者的争论中,钱穆反驳了胡适的观点,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考据在禅学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特别注意了禅宗思想中的"悟"与"修"的关系问题。     

皇权与皇权政治--《明代皇权政治研究》评介

我国历史上,自秦代到清代的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形态.这一延续21个世纪的政治形态,对我国的历史与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它的内容、结构、历史变迁,一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我们有幸看到同济大学李渡教授的新作<明代皇权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全书不足22万字,却很耐读.     

钱穆的贤能政治论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钱穆先生针对中国近代以来主流学界的“专制政治论”展开了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诸多层面的反驳与论证，其中的政治学论述集中于作为政制史研究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作为宪制时评集的《政学私言》，其基本目标在于建构一种有别于又可适当兼容西方民主政治的贤能政治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展现了钱穆对一种类似于剑桥学派之“历史情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区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以及确立政制研究的“七步法”而典范体现于该著作关于汉、唐、宋、明、清的政制个案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非专制论”，并对中国新政治的建构提出若干建议。《政学私言》代表了1945年前后民国制宪过程中相对缺席之儒家立场，从传统政治论角度对五权宪法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从宪制的多重制度层面提出契合于传统政治原理的意见和方案。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以社会科学方法推进了钱穆政治学基本命题的当代展开。中国传统政治对当代政治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恰恰在于在一个“民主民粹化”的失序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     

从丞相、太尉、大司马大将军看西汉君权与臣权关系

西汉王朝建立初期,继承了秦代建立的三公九卿制度,以丞相、太尉为代表的臣权相对较大,掌握相当程度的中枢权力,不时与君权发生冲突,因而丞相与太尉经常受到皇帝的猜疑与限制。汉武帝即位后,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君主集权,削弱相权,并设置大司马大将军与丞相分权,但这一举措适得其反,在汉武帝之后逐渐发展形成大司马大将军大权独揽、皇权旁落的局面。     

试论传统祭祀的社会功能 --以两汉国家祭祀为例

古代王朝的国家祭祀,从本质上讲属于宗教制度范畴,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是通过郊祀、宗庙等各种祭祀活动强化国家的政治信仰,维护以皇帝统治为核心的政治秩序,通过神的权威来树立皇帝的权威,通过宗教秩序来巩固政治秩序。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来看,国家祭祀不仅具有如上的政治功能,而且还有敦行伦理教化、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强化农本意识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以下我们就以两汉时期为例,具体探讨传统的鬼神祭祀所具有的社会功能。     

家天下背景下的君臣关系变迁研究--以唐太宗、明太祖时期为分析中心

家天下政治体系内含着一体两面的政治行为,即立君与驭臣。不同的皇帝权力结构中如何立君与驭臣,既存在相同的政治理念,也包含不同的政治技艺。从唐太宗、明太祖时期来看,两者是中国古代皇权不断加强过程中的两个拐点,随着皇权从相对独裁向绝对独裁的转变,君臣关系也从普通的尊卑关系蜕变为主奴关系。     

传国玺与君权神授的观念

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有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这是围绕着秦代的“传国玺”而展开的。“传国玺”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文化之迷,有关传国玺的有无、始末等问题,唐宋以来有许多人在这方面做过文章,我们今天重新研究这一问题,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考据其有无、叙述其始末上,而要深入解决为什么会在秦始皇时创制这颗传国玺,其中贯彻了一种什么思想,以及它的授受演化,对当时及后世的政治起了何种影响等问题。本文试图找到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答案,以期识者指正。     

文化卫道与政治抉择——以徐复观、钱穆为例的讨论

在西潮的冲击下所形成的保守主义思潮中,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为己任的文化保守主义构成了“文化卫道”景观。当保守主义透入到现代性政治的抉择时,则形成拒斥现代性政治的政治保守主义,文化卫道就此与政治抉择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徐复观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走向了政治上的现代性道路;钱穆的文化保守主义落到现实政治层面,衍生出政治保守主义。前者是局部意义的保守主义者,后者是彻底的保守主义者。仅就这个角度来看,钱穆确实不属于“现代新儒家”的阵营。     

略论秦代文学发展的进程与特点

秦代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数十年时间,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却形成了一道深沟,蓬勃发展的先秦文学至此戛然而止,其原因就是焚书坑儒.秦代文学的面貌深受焚书坑儒的影响,加之统治时间短的缘故,秦代文学并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特征.试从焚书坑儒的影响来探讨秦代文学的一些特点,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数李斯.     

宋学精神与汉学工夫——钱穆与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之比较

清代学术史是钱穆、张舜徽先生一块可见彼此异彩纷呈的重要研究领域。钱穆注重清儒宋学精神,张舜徽则欣赏清儒汉学工夫。在对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及其评价时,钱、张二人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差异,其实正是两人各自治学旨趣的一种透露。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启蒙之史——《中国古代史》与清末民初学子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本为清末中学堂教科书,1933年列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之中,成为大学用的历史参考书,到2000年,该书被河北教育出版社列作"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之一,地位不住"升级".该书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论者已作出颇详尽的研究,但它对清末民初青年学子起的启蒙作用,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以钱玄同、顾颉刚和钱穆几位著名学者为例,探讨他们青少年时习史,如何受到夏曾佑史书的启迪.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     

半个亭林,“半之中又失其半焉”——胡适、钱穆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阐发

钱穆、胡适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不同阐发,是他们治学思想歧异的具体反映。胡适主张治学只在求真,强调考据之学;钱穆主张学当经世,考据当以义理为归宿,反对考据与义理两分。     

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

傅斯年与钱穆,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思想的史学大师。傅斯年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学主实证求真;钱穆实际上则是新儒家学派的中坚,治学主经世。实证求真学派、新儒家经世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三足鼎立的三大史学流派。因之,从傅、钱二者的交往和关系看二者的学术思想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颇有代表意味的,给予吾人的启示意味深长。     

文化的三阶层——论钱穆的“文化构成”说

在钱穆看来,文化即人生。人生必须面对＂物世界＂＂人世界＂和＂心世界＂,相应地,文化则是物质的、集体的和精神的三部门之融合体。作为其文化学理论的基础内核,＂文化三阶层＂理论从人类生活、文化要素及人文演进3个层面展现了文化的立体性。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而言,＂文化三阶层＂理论启示我们要注重文化体系各部门配搭的协调发展,尤其是要重视发挥道德的引领作用。同时,也要重建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     

在诗史互证中显现文明的美丽——陈寅恪与钱穆诗学解释的自由意向

从诗史互证出发,陈寅恪与钱穆对诗学形成了许多重要贡献。一是对民族文化形成了诗性美丽的读解,二是确证了民族生活中人格风流的文化特质,三是对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形成了诗意重绘,四是重视民族文学历史的自由精神体验。这些,皆对当代诗学与价值论关学的重建具有启示。     

论木斋、宇文所安古诗研究对台湾国文教学的影响

古诗起源及其形成与发展,是否如同传统文学史所言,大约是东汉中后期无名氏文人所作,在木斋先生《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与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二本古诗研究相关著作问世后,这个概念濒临重组或解构的挑战。     

《列朝诗集小传》“胡应麟条”辨析——兼谈胡应麟的历史评价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胡应麟评价极低,但影响极大,后世关于胡应麟及《诗薮》的评价大体循钱氏之论,这对正确认识胡应麟及《诗薮》颇为不利。其实,钱氏批评的主观性太强,不应成为学术评价的主要依据。我们应当重新认识胡应麟及《诗薮》的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