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炎黄阪泉之战的地理位置及相关问题

<正> 黄帝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著名人物,其事迹遍布于整个黄河流域.今山东、河北、北京、山西、陕西等地,均流传着有关黄帝的各种传说.在黄帝的全部活动中比较突出的事件是进行了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即"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阪泉之战"是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争,"涿鹿之战"是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这两次战争不仅规模不小,而且在时间上也是连续进行的,在现存古籍中有不少著作在不同程度上记载了这两次战争的情况,其中以《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内容较为详细:     

中华合符坛与北京人文奥运

根据史料记载和专家考证 ,位于北京市西北部的涿鹿是古代黄帝、炎帝、蚩尤进行阪泉、涿鹿之战的古战场 ,也是两战后黄帝统一天下的合符地。本文考证了“合符釜山”的史实依据 ;提出了融合统一的不朽文化传统及其现实意义 ;建议在合符地建立合符坛 ,作为2 0 0 8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的标志点。     

京西涿鹿、阪泉非炎、黄、蚩尤战地说

<正> 言北京故实者,欲北京地区成为我民族发祥之地,常谓黄帝轩辕氏兴于京西涿鹿.此不独近人,李白亦尝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明人黄佐《北京赋》且谓"粤若稽古,帝轩都涿".此未足怪,因为西晋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已说上谷郡涿鹿县"黄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池、黄帝祠",东汉应劭也已说黄帝战蚩尤于"涿     

对祖国上古史应更新认识

1 谈到我们对上古史的更新认识,首先,就是黄帝,是不是确有这么一个历史人物?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黄帝曾和炎帝在“阪泉”发生过的三次大战。“阪泉”是北京市官厅水库以北地区的古称。过去旧史学界都认为这是春秋战国以后的“神话传说”,甚至有的讲到黄帝,说这是秦汉以后才出现的传说人物,认为中国上古史是“层累”建设起来的。这是前辈历史学者顾颉刚氏的著名观点。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认为不是。这是因为,除了《五帝本纪》、《竹书纪年》、《帝王世纪》之外,关于黄帝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记载了。在黄帝与炎帝“阪泉”三次大战之前,黄帝还曾经作过未知吉凶的占卜,《左传》僖公十三年就有关于这个占卜的记叙。可见这个黄帝并     

十卷本《北京通史》开始出版

<正> 全面、系统而又科学地论述北京历史面貌的大型学术专著《北京通史》,开始出版发行。十卷本《北京通史》,资料翔实,结构宏大,全书三百余万字,内容丰富,记述完备,系统完整,是一部纵贯北京古今的大型史学专著。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通史课题编写,曹子西主编。目前,已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其中的第一卷《远古至魏晋北朝卷》(曹子西、王采梅、于德源撰著)和第三卷《辽金卷》(王玲撰著)。其他各卷,今明两年陆续出齐。《北京通史》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重点科研课题,列入“北京社科规划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是北京市史学研究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     

北京社会科学院召开《北京通史》特约编审会议

<正> 北京社会科学院承担的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六五"、"七五"规划项目《北京通史》研究,已近十年.自一九八七年进一步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之后,研究工作取得大步进展.目前,已出版《北京史研究资料丛书》三集,另两集正在印刷中.《北京历史纲要》     

苏联召开全苏历史编纂学会议

据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83年第5期报道,苏联科学院通史研究所和“史学史”科学委员会于1983年1月3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全苏历史编纂学大会。会议专门讨论了西欧和美洲国家史学发展中的马列主义影响问题。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所的学者。“史学史”科学委员会主席M.B.涅奇金娜和通史研究所所长乌达利佐娃在大会上致了开幕词。在全体大会上,巴加图里在“马克思揭示了唯物主义史观”的报告中指出了历史科学     

日本出版三卷本《日本通史》

日本山川出版社在1986年8月至1987干9月的一年时间里,先后出版了三卷本《日本通史》。著者在谈到此书编写动机时称,目前各类日本通史不绝于世,但大都使用二十年前的史料,很少吸收战后日本史学丰富的研究成果,难以满足当代日本人对史学的需求。尽管近年来有些学者试图从问题别通史、人物史通史、社会史等角度有所突破,但都缺乏对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研究成果的综合性和自始至终从清新观点统率全书的连贯性。     

北京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北京通史》前五卷内容构架

<正> 刚才,《北京通史》课题组的总主持人曹子西同志向大家汇报了我们这个课题十年来的准备情况和提交大家审议的《北京通史》三级目录框架形成的过程和指导思想。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工作有一个由浅入深,纵横交叉的研究过程;我们的队伍,也有一个由小到大,逐步锻炼、提高的过程。《北京通史》是一项开拓性的巨大工程,它不仅需要充分的资料准备,而且需要较深的理论准备。如何处理好资料和理论的关系,是编好《北京通史》的一个重要关键。在现代史坛上,曾出现“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对立。我们感到,要编好一部大型的北京史书,应消除这种对立,把史料和史观结合超     

试论通史与普世史的区别——以王夫之和鲍修哀的史学著作为对象

鲍修哀是17世纪法国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是他在历史学方面的代表著作。自20世纪初以来，国内不少译著和研究论著都将鲍修哀这部书的书名译作《通史论》或《世界通史》等，这是不太合适的。刘家和曾指出，中西之间有着重通史与重普世史的特点之不同。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也就是说，西方思想中的Universal history（普世史或普遍史）与中国的“通史”概念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中国的“通史”思想其核心在于“穷变通久”，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以王夫之为例，其史学著作虽属史论体，但特别注重对古今之变以及历史变化的辩证发展和深层原因的揭示，尤其是对变与常关系的深刻把握，使其成为继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通史精神”的又一典型代表。作为与王夫之大体同时的鲍修哀，他的史学著作虽然在内容上涵盖古今广泛的时间，但指导思想却是基督教普世史的神学观念，把历史变化归于神意，未能体现出“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这是中西传统历史观念中的重要区别。     

论方志的起源和演变

一、方志的起源《汉书地理志》载:昔在黄帝,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周爵五等而上三等,盖千八百国。按黄帝对初造文字,史官仓颉、沮诵分记言行,传世的《世本》即黄帝以来史官的记录。但当时人事简纯,尚无所谓国史,更无所谓方志。方志是封建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论方志起源者多谓起于东周,有多元论及一元论两种说法。多元     

《北京通史》的编写准备和框架设计(汇报提纲)

《北京通史》课题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六五”、“七五”期间的科研项目,也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院级重点项目。经过该课题组全体成员近十余年的共同努力,已陆续收集、整理、编撰、出版了一批北京史研究资料专书和专门学术论著,《北京通史》十卷本也已基本完稿。《北京通史》第一卷《先秦至魏晋北朝卷》和第三卷《辽代卷》已公开出版,第四卷《金代卷》和第五卷《元代卷》正在排印,第六卷《明代卷》、第七卷《清代卷(上)》、第八卷《清代卷(下)》、第九卷《民国卷》和第十卷《当代卷》已经脱稿,第二卷《隋唐五代卷》即将完成。为了介绍这项系列科研成果,兹将1988年12月26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北京通史》编撰工作研讨会”上,由《北京通史》课题组长兼该书主编曹子西、副组长王玲、魏开肇等人所作的汇报,该书学术顾问侯仁之、单士元和特约编审戴逸、何兹全、徐苹芳、彭明、林甘泉、刘北汜、于杰、赵其昌、陈述、陈高华、许大龄等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刊载,供中国地方史志、区域史、城市史、都城史工作者、研究者参考。     

“五朝遗绪”与“大夏龙雀”——唐及先唐“文学”研究趋势之姑妄言

<正>一、复须时熟慧皎《高僧传》记载,昙摩耶舍梦见"博叉天王"显灵对自己说:"道假众缘,复须时熟。"[1](P41)凡事都离不开"缘"与"时"。中国古典文学叙述模式大变革的"缘"与"时",以至于逐渐形成今天的模式,差不多就发导于一个多世纪前的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大败之后,中国知识界普遍从"形而下"的器物不如洋人,认识到"形而上"的治学方法也不如洋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出版后约十年,罗振玉在上海重印此书,其所作序文     

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反映了史学家对国家和民族之前途、命运的关注,对社会治乱、人民生活的关注,是史学家之历史感、时代感的集中表现。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在通史撰述、本朝史撰述、史论撰述等方面都有深刻的反映,成为两宋史学的突出的特点之一。     

《周易》与传统史学的历史思维

《周易》丰富的思维术,对传统史学的历史思维有着重要影响。《周易》的天、地、人相联系的整体思维,启发了传统史学的"究天人之际";"《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通变思维,启发了传统史学的"通古今之变";"一致百虑"思维,启发了传统史学的"成一家之言";"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忧患意识,启发了传统史学的历史借鉴思想。     

古代中国的通史与西方的普世史观念

古代中国的通史著作之源可追溯到《竹书纪年》和《世本》,然而较为全面反映通史特点的著作则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古代西方的普世史著作始于希腊化时期的史学家埃浮鲁斯.然而,无论中国的通史观念,抑或西方的普世史观念,均早于史著的出现.因此,研究中国通史和西方普世史观念的形成过程,对于深入认识其各自所具有的特点无疑是有意义的.     

情异则法有别

正中国的诗词绘画都讲究意境,诗由情起,画自境生。北宋郭熙的《林泉高致》第一次使用了"境界"一词,清初的笪重光《画筌》继唐代王昌龄《诗格》之后,第一次在画论中谈到"意境"。总而观之,都是主张在对物象的描绘过程中表现作者的思想和意趣,借景抒情,笔随意动,达到"摅发人思"的目的。     

一部史书启迪一个时代的史学批评——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再认识

孔子所作《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历史撰述,它的问世不仅直接推动了先秦史学的发展,同时也成为最早的史学评论对象之一,带动了先秦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无论是史学领域中《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战国策》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评论《春秋》,还是思想领域中孟子、荀子等诸子评《春秋》,《春秋》已成为先秦学人史学评论的焦点,呈现出一部史书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密切关联。揭示这一关联,不仅是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阶段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现象,也是对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一种再认识。     

填补史学领域空白，学风严谨实事求是

填补史学领域空白，学风严谨实事求是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１０卷本《北京通史》的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对于为本书付出了大量心血和劳动的作者们，表示由衷的钦佩。说三点想法：一、近年来，城市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上海、武汉、重庆、天津等...     

以文学的名义：《史记》经典价值的建构——张新科教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与《史记》文学研究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的文化奇迹，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古代通史，由于《史记》的问世和影响，史学才冲破传统经学体统，以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中国古代学术之林。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接受塑造了《史记》的文化品格，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叙事体例、语言表达范式、行文风格对后世叙事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化的神圣殿堂。《〈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自《史记》问世两千年来“以文学的名义”被接受、认知的文学经典建构之路，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追溯、探索《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学术思想史，进而期待《史记》文学研究尤其是《史记》对叙事文学影响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