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格《论涵义和意谓》的当代逻辑哲学意义

《论涵义和意谓》是弗雷格就从句的涵义和意谓问题做研究的一篇文章。究其对后世的哲学和逻辑学产生重要的影响,不仅是因为他从从句的语法地位出发探寻逻辑作用,而且是因为他运用等值替代规则的方法证明结论,其中提到的内涵逻辑、预设和隐含理论等影响着逻辑学和哲学的发展,研究这篇文章也对我们学会用逻辑的方法做学问有重要的意义。     

论《庄子》之“无”的美学意义

"无"是《庄子》思想的主题,"无"之美是《庄子》美学的核心。《庄子》的"无"既不是空无,也不是虚无,而是蕴含了五层含义:一是与"有"共在的"无";二是"有"之"无",这是对自然之"有"的超越;三是作为否定的"无",即对人为之"有"的否定;如果说前三种"无"构成了"物"之"无"的内涵的话,那么,第四种"无"则是形而上的"道"之"无",它是万物的原初本性,也是前三种"无"存在的基底;第五种"无"是"无无",与其说它是"道"之"无"的否定,毋宁说它是真正的"道"之"无",它要否定任何将"无"变成"有"的企图。《庄子》之"无"的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显现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路。因此,对于中国美学而言,审美既不能见物不见人(道),也不能见"有"不见"无"。     

语言的意义与无意义——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转变

早期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意义约束在世界中,其有无表达为作图式语言(非镜式语言)的能力与无能。思想批判表现为语言批判。由于作图式语言面临的种种困难,后期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意义约束在语言使用的游戏中,其有无表达为对语言的可能使用与不可能使用。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意义看法的演化让他进入并超越了哲学的语言转向。     

论构式“无A不B”的逻辑意义

“无A不B”构式可表达全称肯定命题SAP,也可表达必要条件蕴含命题?A→?B,其不同逻辑意义是构式常项和变项互相作用的结果。常项“无”“不”以双重否定表达全量肯定,A项保持体词性或被强制体词化,B项保持谓词性或被强制谓词化,其逻辑意义为SAP。A项、B项同时保持谓词性或被强制谓词化,常项“无”“不”和A项、B项或谓词化A项、B项分别结合为?A、?B两个小句,构式强制赋予两个小句以蕴含关系,其逻辑意义为?A→?B。识解区分其两种逻辑意义可根据构式的语块、A项的语义、A项和B项的语义关系、A项和B项的词性组合、语境和百科知识等五个方面进行。     

论人类生存的意义和无意义

“意义”是人特有的，是有意识的人的生命直觉，是对有限的超越。有“意义”是从生命的“无意义”中生发出来，二者统一于人对自身生命的体验中．现代生活在刺激人的欲望、增多人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使人的意义在丧失，我们现代化过程中应引以为戒。     

《逻辑哲学论》的逻辑观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提出的逻辑命题是重言、是形式的观点，对于本世纪哲学家们的逻辑观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本文对《逻辑哲学论》的逻辑观、它的基本的理论假定、理论背景及影响作了探讨，并就它的评价问题阐明了个人的意见     

名称来源问题的哲学意蕴--论柏拉图《克拉底鲁篇》对名称来源问题的探讨及其哲学意义

名称的来源问题在古代希腊与哲学的诸多问题紧密相连。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深入的探讨,阐述了古代希腊对名称来源问题的两种不同看法及其存在的疑问。本文结合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观点,对柏拉图的思想作了批判性的分析,同时揭示出柏拉图对于名称或语词的实在性的追求正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思想根源。     

“透明的荒诞”与“纯洁的逻辑”——论《卡利古拉》中的暴虐启蒙

加缪戏剧主人公古罗马暴君卡利古拉对于不可能之域的追求,是以对价值领域里的不可能性的突破来代替对事实领域的不可能性的征服,两者的错位进一步凸显了存在的荒诞性。卡利古拉的所有暴行皆意在某种表达,这种表达采取了一贯的纯粹而执著的逻辑形式,以求真去蔽为目的,这一切构成某种关于存在之荒诞真相的暴虐启蒙。     

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

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是近年来哲学界讨论的热点.本文认为,当人们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从哲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容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时,这个问题乃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在不同的文明中,都存在着一个宗教、艺术和科学所无法取代的领域,只要这个领域存在,研究这个领域的学科也就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至于人们用什么样的名称去指谓它,乃是一个与合法性无涉的问题.当人们不是从中国哲学应有的内容,而是从其作为一门学科所应有的形式出发去讨论合法性问题时,这一问题才真正地获得自己的意义.     

论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基本事态

事实表达的是现实性,事态表达的是可能性。维特根斯坦在此区分了两个系列：第一个系列是现实世界——事实——基本事实——对象的外在性,第二个系列是可能世界——事态——基本事态——对象的内在性。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基本事态对应着命题逻辑的原子命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从布拉德雷问题的解决来看,维特根斯坦正是基于基本事态的提出,将基本事态看成世界的逻辑原子,并遵从了布拉德雷的“内在关系说”,才得以避开哲学上对本体的无穷追溯。     

《逻辑哲学论》的沉默与孤寂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一部影响广泛而又颇有争议之作.除了它的复杂性和不做论证之外,更多的争论源于对其性质的理解.与言说及沉默的分界相对应,隐身于沉默中的伦理和宗教品质,也许比其所言说的逻辑和语言部分更为重要.因此,重要的不是言说什么,而是如何言说;后者构成维特根斯坦风格和启示的一部分.<逻辑哲学论>在言说与否的意义上呈现为沉默,背后则是孤寂.     

共产主义理论的哲学沉思——基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共产主义理论是科学真理和价值理想的统一。从维特根斯坦"可说"与"不可说"的划界理论入手,以"真理事态"和"非确切事态"的逻辑边际为界,坚定共产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回归为共产主义理论奋斗的初心。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它的纲领性原则及其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超越,都是"可说"的,并且一定是可以说清楚的。而共产主义何时能够实现、它的具体实施方案以及实现共产主义之后又会怎么样,则是"不可说"的。"不可说"的未来要求今天的人们保持沉默,但要呼吁我们的子孙后代,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实际给予"补写"。     

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比较

海德格尔作为现象学的代表,维特根斯坦作为英关分析哲学家,二者虽然没有直接的交锋,但在学理层面上有很大的共通之处。对语言的研究作为二者共同的主题,使他们都看到了语言本身的危险性和缺陷,维特根斯坦通过语法分析消解形而上学,海德格尔通过为语言建构存在论基础克服形而上学,可以说他们都是从语言本身出发探究我们和世界的源初遭遇。通过对二者语言哲学的比较,可以看到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如何在更深的层面上交流和沟通,从而对英美和欧陆哲学进行全新的审视。     

从《逻辑哲学论》解读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理解他前期思想的惟一线索。通过这部著作,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的脉络是:现实世界是事实的总和,可能世界是事态的总和。事实是存在的事态。存在的事态和不存在的事态构成实在;语言是命题的总和,命题是对实在的陈述;这种陈述有真有假;语言是实在的逻辑图像。事实的最小单位是原子事实,由单纯物1构成,原子事实又构成分子事实,分子事实是复合物;相应地,陈述原子事实的原子命题是命题的最小单位(基本命题),复合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单纯物不可言说;此外,命题陈述实在并且和实在共享的逻辑形式是不可言说的;伦理问题是不可言说的。可说的都能说清楚,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不可说的是神秘领域,只能通过意志的直觉和体验把握。哲学的任务是为语言划界并进而为思想划界。哲学将不再是生产命题的知识体系,而是解释命题、澄清语言逻辑的思想活动。     

早期维特根斯坦对伦理性质的界说

早期维特根斯坦认定伦理内容是作为形而上学主体所有的人生意义或世界的意义问题。据此,他也就认定了伦理学具有不同于各门自然科学的独特的性质。但是他对伦理性质的表述是散乱的,见之于他的多个作品当中。通过对这些散乱资料的考察,能够看出他拙劣语言表达之下隐藏着关于伦理性质的清晰思路:伦理是超验的,因而不能用命题的形式进行表达或言说,也不能进行理论化的解释;伦理关涉的事项只与人的实践行为有关,所标明的是绝对价值。     

维特根斯坦对笛卡儿“我”的重新定义

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的论证确立了近代哲学中我的地位,实现了哲学认识论的转向.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笛卡尔对我的界定是西方哲学弊病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并通过对笛卡尔我的重新定义达到消除哲学弊病的目的.     

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纠结——叔本华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比较研究

在叔本华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中,都存在着一种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纠结,这种纠结来源于西方的经验主义和宗教这两个传统。叔本华和早期维特根斯坦企图通过划清界限彻底区分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结果却发现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其实反映了同一世界的不同方面。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纠结与唯我论密切相关,只有摆脱唯我论,回到生活世界之中才能使其问题得到解决。叔本华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由此背离了西方的柏拉图主义传统和基督教传统,这一转向分别启发了尼采、海德格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重新思考哲学和宗教的意义。     

评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义理论

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的语言用法论,突破了长期占有主导地位的意义"指称论",认为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主张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把握语词的意义,强调语言使用的规则,揭示了语言和人类其他行为间存在的多维的、动态的、交互的关系,将语言的具体使用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和语用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用法论本身存在缺陷,否认了语言所具有的指称外在事物的功能,而过于片面和绝对,走向了语言意义理论的相对主义之路;用法论也不能解释元语言的话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