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民权的个人性考析

中国民权概念首先将西方权利观念具体展现在政治法律范畴之中。早期中国民权在主体、内容和目的方面都显示了非个人性,但近代国人对民权的正当性论证却内涵个人性。早期民权是一个并不排斥个人的非个人性概念。民权的双重属性体现了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境的近代国人对权利概念的中国式本体思考。     

论中国近代民权的思想特性

中国近代民权是由西方民主权利思想转化而来的本土化思想形态,是与专制权力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是论证近代权力与权利的正当性的革命话语。它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中蜕变出来,有选择地借鉴西方先进政治制度,扬弃了西方各种政治学说的适用成分但又有别于西方民主观,具有自身的思想特性。它含义复杂,在不同历史情境中有不同的所指。它与民本、民主、人权、自由等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工具性、集体性和激进性是中国近代民权在社会功能上的特性。     

论社会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及制度创新

社会权利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权利伦理化和权利社会化是社会权利保障形而上的理论基础。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和提振民权则是社会权利保障的功利基础。未来我国法治发展应当把社会权利保障作为重点,并以平等化、法制化、司法化、社会化等四化建设为导向来创新社会权利保障模式。平等化,就是要从"倒福利"变成"正保障";法制化,就是要从"政策支票"变成"国家责任";司法化,就是要从政府"自我约束"变成"权利救济";社会化,就是要从"行政包揽"变成"合作治理"。     

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生成历程

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形成得益于前后几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连续不断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围绕着一条中心线索,即首先是提出了君民共主的议会制作为官方主导的公共空间,基本理念是民本;戊戌维新时期公共空间正式生成,核心理念是民权;孙中山则提出了"三民主义",大大丰富了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内涵,为公共空间的正式形成奠定了民族、民权、民生的理念前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公共空间真正具有了民主的内涵,从而完成了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历程.     

康有为"三世说"的理论内涵及其重要贡献

康有为运用进化论和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思想,重新改造公羊三世说,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三世说"进化史观.他的进化史观不仅突破了传统变易史观的樊篱,开创了中国历史观近代化转型的先河,同时也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思想动力和理论支持.     

从固守天朝立场到融入世界文明秩序——从西方汉译国名演变看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认知过程

明代中期以降,中国开始接触到西方列强,随之产生直观认识、情感判断和理性思索,这种认识、判断和思索,最鲜明地表现在对西方列强汉译国名所作的更改和确立过程中.大致说来,中国人对英、法、德、意、俄、美等西方列强的认识,经历了直观感受、情感贬斥和理性承认三个阶段.与此相应,在对西方列强国名的汉译名称上,也经历了谐声描摹、贬词诋斥和褒词榆扬三个阶段.西方汉译国名的褒化现象,表明了西方所代表的以商战和富强为特征的近代文明,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审美趣味和伦理观念,使国人将"美"、"英"等审美概念和"德"、"义(意)"等道德概念,以及褒化了的"法"、"利"等传统概念,一起奉献给了西方列强.这一欧美汉译国名的褒化过程,证实了中国人从狂傲虚幻的天朝上国立场向正视现实的态度的划时代转变,这是对世界发展大势和国际文明秩序的深刻体认和正确把握,虽浸润被迫转变的艰辛和屈辱,但更饱含主动融入世界的信念和决心.     

权利的心理学分析--本能:一个考察的新视角

"本能"是个舶来的心理学概念,是人和动物不需要理性和训练、天然并确定的行为倾向.它与中国古人所讲的"性"比较相近,但不等于"性".本能的实质是利己的.当权利被理解为每个人出自本我而希望或已经处于某种有利状态时,权利就是本能的.     

论日本近代"私权"思想的形成

“私权”是近代资产阶级主张其他一切权利的出发点。日本近代在西方个人权利观念的影响下,也形成了主张“私权”的思想。思想家们针对前近代社会不尊重私人权利的传统观念,大力宣扬私人的基本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利、财产权利、自由思想、言论和行为的权利等。“私权”思想对日本走向近代化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权利与权力关系研究

权利寓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简单产品交换之中,而权力则是国家的内容,因此,权利的发生早于权力。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相应地,权利决定权力,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争取权利(人权)的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权力应当维护和促进权利的现实化,而非压抑与侵犯权利。经过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呈现不同的表现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语),其目标为共同富裕。大同世界是通过国家回归社会、权力回归权利及国家消亡和实现人类普遍权利来达到的。     

Ius的语义转换与主体权利观念的形成

经过奥卡姆、杰尔森等人的努力,古代罗马法中的ius经过中世纪的转义,具备了主体权利的内涵,从而革命性地改造了西方的自然法传统。这一转换使权利话语实现了从自然法、自然权利向人权的转变,它直接推动了近代西方以人为主体的,以道德为论证方式的人权模式的形成,从而完成了权利观念的现代化。     

公司概念在近代中国的起源与演进

公司概念伴随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启从西方移植借鉴而来.较之西方国家,近代中国欠缺公司概念自然生发的政治经济条件与社会心理基础,政治经济目的交错纵横、官商利益盘根错节,导致对公司内涵的揭示经历长期的渐进过程,艰难走上法律裁制的道路.近代中国公司概念的内涵变迁集中体现了先进制度设计与本土商事习惯相互融通的渐进过程,为当前我国公司制度与国际先进公司理念的接轨提供一定启示.     

民权:从民本到民主的接转——兼论儒家法文化的现代化

本文以儒家民本思想在近代社会中通过民权学说作为中转接引西方民主思想为例,说明儒家法文化具有适应现代化的能力。作者认为,民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精华所在,但它是一种“子民”文化,而不是“公民”文化,造就的是“主民”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与现代民主思想有质的不同。近代思想界在引进西方民主文化时,首先倡言民权学说,并认为民权与民主是相对立的,这正是用民本思想诠释民主的结果。直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思想的前锋才进至民主领域。中国政治思想和法思想从民本经民权再发展到民主,带有某种必然性。因为,从重视人民权利而言,民权与民主相一致;从注重群体价值而言,民权又与民本相衔接。这一思想发展过程表明,儒家文化具有接引西方民主文化的一定能力,但其适应、转化、创新却是极其复杂长期的过程。     

近代企业史视野下的“企业集团”概念

在中国近代企业研究中,学者们较多的使用了"企业集团"这一概念,由于这个概念在现实经济中也被广泛使用,往往引起混淆,因此有必要对近代企业史语境下的"企业集团"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剖析,有助于对近代企业具有集团特征的发展模式加以深入研究。     

以人为本与法治发展——兼论程序公正的权利表达

在法治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应通过法律尊重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现代意义的权利理念是从西方起步的,但权利公理作为本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其论证路径必定依循本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当下中国而言,需要处理好民本的固守与正当性权利概念的引进、"国家悖论"与地方性权利的参与、回归政治国家与权利的程序法则三个基本关系。中国的权利公理在前现代社会是以福利为基点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是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本位导向的"积极福利"理论应是法治发展的基石。权利公理的证成及"积极福利"理论的兴起,都要求在实现以人为本的法治建设中关注权利的程序性规范问题。在司法过程中,司法公正的特殊品质决定了程序公正优先,它是走出"丛林正义"、迈向法治社会的先决条件。     

论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确认依据

理论与实践发展表明,以道德、行政命令等非法律方式来保障权利是不可能的,法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利益资源配置的结果,权利的本质就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此,农民土地权利的保障必须依法来确认:依据一是国内外现代所有权理论内涵的新发展,即西方"权利束"概念及我国学者孟勤国教授"物权二元结构论"的提出,为个人所有权在让位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得到有效的保护提供了现实理论指引;依据二是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确认有其历史渊源,即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土地资源管理方面都是依靠强制力维护公有土地以及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不仅对土地私有权予以确认,而且还以严格的法律程序予以保护;依据三是经济学从利益角度也专门深入探讨了权利,利益的保障来自于利益主体法律权利的有无以及权利的大小。法律的经济功能要求法律规则的设计必须有关键利益人参与,使各利益方通过权利制衡从而实现利益的平衡。     

包容与拒斥——"东方文化派"伦理思想探究

自20世纪初形成东西方文化论战以来,"东方文化派"促成了一股颇具特色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东方文化派"主张将中国伦理文化推及世界,使其成为拯救西方社会"道德危机"的良方.它以道德调和论和道德形上学为基本思路,建构了中国伦理文化的近代体系.     

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评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

《知识分子与社会》以20世纪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知识分子为对象,详述了他们在社会发展与变迁中的导向作用及产生的重大影响。作者将知识分子定义为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巨大影响的"理念工作者"。但鉴于他们并不为自己所制造的舆论负责,作者将他们在职业道德上的缺陷概括为"圣化构想"和"辞令技巧"。该书对西方知识分子缺乏道德责任与底线的现象提出了直接的批评,不仅是针砭西方知识分子逾越道德底线的代表作,也是了解当代美国社会思潮难得的佳作。     

王船山政治民族主义思想萌芽发微

本文跳出"冲击一回应"模式、"传统一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这三种西方中心主义诠释模式的影响,论证了王船山民族观已实现由传统的文化民族观向近代政治民族观转化,说明了船山的民族观具有政治民族主义的思想萌芽,并强调这种政治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体现在"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的民族自决论、"彼无我侵,我无彼虞"的民族关系论、"天下交相灌输"的民族发展论三个方面,从而揭示了船山民族思想的近代意义以及与同时期欧洲近代思想的同质性,以思想历史的真实性证实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自我表达.     

National learning （guoxue国学）： national identity and disciplinary reflections

近代以来,中国“国学”概念的提出并由此引发的讨论,是受到日本思想界同类概念的影响。中国近代学者提倡“国学”,首先是与“民族国家”概念的引入有关,承载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目标。因此,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其次,“国学”观念也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学术制度和学术观念的冲击时,反思、理解传统中国知识体系的一种努力。由此,应将“国学”视为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它可使人意识到学术传统的独特性和中国自身价值立场的重要性,但这不意味着拒绝西方的学科体系。同样,国家的认同强调,也不应视为对于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忽视。     

京都学派的遗产——世界史的立场与近代的超克

结束锁国状态的日本,在与西方社会的复杂交往中,不断积累着对西方的两种感情:一种是想要成为西方的欲望,一种是对西洋进行反抗的情感.然而从根本上讲,这种双重情感最终是在西方化框架内产生的,是西方近代世界史普遍主义的应有之义.在这种普遍性中,日本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们试图寻找日本在世界史中的主体性地位.他们构建了一种"精神即文化"的世界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理念作为一种精神的否定性概念,与西方的物质性历史终结概念相对立.而且,精神的否定性因素具有摆脱以普遍性为目的的西方近代思想的某种气质,是一种构建以特殊性为目的的东洋历史哲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