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的确死了”琐谈

有一次,在高中逻辑课教学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学生:“老师,‘队上的稻子基本上全部收完了’一句是对还是错?”老师:“错了!”学生:“那么错在哪里呢?”老师正好抓上这个句子来加深学生对“判断要恰当”的印象,于是循循善诱地说:“很显然,这是一个有     

听话能力及其培养

听话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听话能力是中学语文教学要完成的目标之一。当代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指出;“学校里为什么要设语文课?” 设语文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种工具.培养他们的接受能力和发表能力。”接受和发表,表现在口头是听(听人说)和说(自己说),表现在书面是读和写。在接受方面,听和读同样重要;在发表方面,说和写同样重要。所以听、说、读、写四项缺一不可,学生都得学好。”叶老的这种观点早在一九四九年的一封信中就曾申明过。他指出:语文科‘听’‘说’‘读’‘写’宜并     

《哲学研究》载文评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说

《哲学研究》今年第4期发表了方克立的《关于孔子“仁”的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論问题》一文,評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說。文章說:“馮友兰先生在分析孔子‘仁’的思想时,实际上貫彻了一种超历史超阶級的抽象方法”,例如任分析孔子所說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命題时,馮先生認为,“应当区分它們的‘字面意义’和‘具体內容’?幼置嬉庖蹇?这些命題是超历史超阶級的,孔子所說的‘人’和‘欲’都是沒有阶級性的;从具体內容看,这些命題是有阶級性的,孔子所要爱的还是剝削阶級的人。”     

斯大林的定义是前进还是后退——和孙冶方同志商榷

读了《经济研究》1979年第八期孙冶方同志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很有启发,但有些说法还不能同意,提出来和孙冶方同志商榷。一、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生产关系定义中的“交换”问题。斯大林同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有没有“交换”?孙冶方同志说:“斯大林定义中没有‘交换’”,“斯大林同志因为一般人都把‘交换’理解为‘商品交换’,他怕引起误解,所以就把‘交换’这一项目取消”。斯大林的定义中     

“阿Q正傳”

一、魯迅是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寫“阿Q正傳”的? 要分析“阿Q正傳”,我們认为首先要研究这一个問題,就是,魯迅是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写“阿Q正傳”的?研究这一个問題,魯迅自己的話可以做我們的鑰匙。当“戏”周刊編“阿Q”剧本的时候,魯迅有“答‘戏’周刊編者信”,其中說:“果戈里作‘巡按使’,使演員直接对看客道:‘你們笑自己!’(奇怪的是     

浅谈如何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我国教育家叶圣陶指出:“教师教任何功课,‘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他不仅精辟地说明了教与学的关系,而且指明了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重要性。能力总是和人的某种活动有联系并表现在活动中的。只有通过活动才能发展人的能力。于是,古人     

把“合二而一”与对立统一规律等同起来是超阶级超历史的错误

杨献珍同志说:“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语,‘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合二而一’,(来自方以智[明末人]《东西均》之第24頁),‘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見7月17日《人民日报》)艾恒武、林青山说:“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見[明]方以智著:《东西均》)来表达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辯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見5月29日《光明日报》)     

语文课堂提问的辩证处理艺术

深与浅中学生年龄小、生活经验少、认识水平低 ,根据心理学原理及教育学“可接受性”原则 ,对一些虽在中学课文中出现 ,但的确偏于艰深的问题 ,可以作比较浅的处理。例如 ,教《拿来主义》 ,有一个问题很难 ,那就是“作者谈‘拿来主义’ ,为什么先花大量笔墨批‘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确实不容易———花了四段的篇幅去批“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而未提“拿来主义” ,这不是离题了吗 ?为解决这个比较深奥的问题 ,可以提一个比较浅的问题 :“讲台上有一支粉笔 ,我们对这支粉笔可能采取的态度有几种呢 ?”这当然有两…     

夯实教学基础 培养英语能力——在新课标理念下创新“任务型”探究性学习

我国《英语课程标准》特别强调英语教学要“从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出发,倡导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的学习方式和‘任务型’的教学途径,发展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任务型”的教学活动其实质也是一种在教师的指导组织下开展“探究性学习”的教学活动之一。所以在这一教学活动中,可以想方设法通过“引、激、导、寻、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提高教学效果必定大有裨益。为此,英语教师首先要认识“任务型”教学的原则与特点,掌握“任务型”教学在课堂上的应用方法。     

演绎推理是“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吗?

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语文基础知识》写道:“归纳推理就是‘由特殊到一般’。”“演绎推理同归纳推理相反,是‘由一般到特殊’。”辽宁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的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在向学生介绍逻辑知识的时候写道:“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反映了认识事物的两个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他们都把归纳推理看作是实现了“由特殊到一般”,把演绎推理看作是实现了“由一般到特殊”。这是一部分同志的观点。复旦大学哲学系     

作者来信

編輯同志: 承蒙你們在第五期上刊登了拙作《談性格类型——典型共性中的初級本質》。但有一段文字需加以說明或更正。文章一开头有两个问句:“究竟有沒有超越于阶級性之上的‘共性’?这种‘共性’或‘普遍性’与阶級性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原稿在这二个问句之间还有一句:“如果說有这种現象,那么該作何解释?”而且指出这”正是当时(六○年)与人性論     

论通感与诗美

通感作为一种修辞格,是一种多元的美感概括。 通感之于诗,我国古今均有见用。近年尤甚。这是一种新的诗美学的流势。但因为文艺理论界忽视了对这一艺术手法的规律及其美学价值的探讨,以致一些运用通感手法写的诗,常被人斥之为“朦胧”、“晦涩”、“怪奇”,甚至定为“病句”,故有必要予以具体分析。 通感,在生活中 关于通感现象,应该说人们早已注意到了。 北宋词人宋祁有一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历来为人称道。清人李渔却不以为然。他在《窥词管见》中说:“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见之也。‘闹’宁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针对李氏的观点,时人方中通曾予以反驳:“非一‘闹’字,不能形容其杏红耳。诗词有理外之理,岂同时文之理,讲书之理乎?”但,什么是诗的“理外之理”?方中通也未讲出个所以然。     

享者,亨也

蒋寅同志的《‘享’乎?亨也》(载本刊1981年第二期)认为,《典论·论文》中的“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语出《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应解释为“家里的破扫帚,(看得)和千金一样”,此见甚是。然而蒋文又据胡克家《考异》“‘享’当作‘亨’”,称此“享”字“为后世改也……此处作‘享’实难解。”对此笔者则不敢苟同。近人黄侃曰:“‘享’、‘亨’古皆通作亯。”今查“享”一般写作“亯”,然亦有写作“(?)”的,下面正是“子”。又见《集韵》:“亨……古作‘亯’、‘(?)’。”隶变以后则统一写作“享”。“亨”字的出现是后来的事。对此,清代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七《墨子·叙》中曾作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他说:“‘享’字隶字作‘享’;又省作‘亨’,以为亨通之‘亨’;又转为普庚反,以为亨煮之‘亨’。今经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     

汉语“您”、“您们”的用法诠释

当前,在社会上一些人们的口头语,特别是书面语中,乱用甚至滥用“您”和“您们”的词语现象,还时有所闻。对此,有从语音理论上和语法规范上给予考诠的必要。 从汉语的发展观点看,“您”属“你”的敬称,是由复数演化来的。“您”原是一个表示第二人称复数的单音词。“‘您’就是‘你们’的合音。”“后来,‘您’和‘你们’有了分工,‘您’用于单数,‘你们’用于复数。”至于在北京话里,“您”没有复数,北京人历来不用“您们”说话、写作。现代汉语普通话,规范的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普通”一词,即普遍、共同的意思,毫不意味着平平常常、普普通     

元代的“不蘭奚”

在元代的历史文献中,我們經常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等詞,这些詞的含义是什么呢?蔡美彪同志在他編著的“元代白話碑集录”第九頁注四中解釋說:“‘不蘭奚’或譯‘孛蘭奚’。元代逃亡之农奴无主認領,即‘发付有司,牧系当差’(‘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成为官奴。‘不蘭奚’主要即指此种人。‘元史’及‘通制条格’、‘元典章’諸書中又有所謂‘闌遺’‘欄遺’者,亦即此詞之異譯”。从“元史”“通制条格”和“元典章”诸書中,我們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是一“詞之異譯”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不蘭奚”的含义却不象蔡同志所說的那样,我們認为,蔡美彪同志的解釋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不蘭奚”在元代社会中有着极大的特殊意义。“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为“不蘭奚”立了專节或專門,这不是偶然的。研究元代社会經济和政治的     

“三讲”是“两课”教师素质修养的指南

通过对“两课”的特点及“两课”教师肩负使命的分析 ,可以肯定“‘三讲’是‘两课’教师素质修养的指南”这一命题。由此我们可以明确“讲学习”对提高“两课”教师的业务素质、“讲政治”对提高“两课”教师的思想素质、“讲正气”对提高“两课”教师人格素质的重要作用。     

鲁迅先生曾使用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词

《北京晚报》82年4月3日刊载的汤玉奇的《赵元任的〈语条儿〉》一文中说:“据目前已知资料,我国在1926年即已出现了‘精神文明’一词,这个词的使用者是赵元任”。马恩列斯著作研究会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上也说:“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词,究竟源出何处?”……迄今为止,     

古汉语用字得失举例

我昔年读书“北大”时,曾听到当时以“选字”名家的刘文典先生讲到陆机《文赋》里“悲落叶于劲秋”一句时,向同学们发问:“你们想想,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字比这个‘劲’字更好的呢?”还曾听到当时以文宗自负的林损先生讲到《论语》的“辞达而已矣”一句时,向同学们发问:“为什么不说成‘辞达而已’?甚至省为‘辞达耳’?”意思很清楚,刘先生以为“劲”这个实字用在这句话里是最好的;林先生以为“矣”这个虚字在这句话里     

历史·现实·未来——兼论史学研究的时代使命

世界在变革,中国在变革.现实生活中每天有都有许多新事物、新情况、新任务,等待我们去认识、去回答、去完成.“述往事,思来者”,“欲知来,鉴诸往”.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人和事,但其立足点却是现在.因此,史学研究应当取材于历史,面对着现实,瞩目于未来,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是什么?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什么?是将来的历史.“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     

停止向中小学生推荐“五笔字型”

“五笔字型”的历史作用必须肯定。但它违反语言文字规范、难学易忘,同语文基教育相冲突,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多年来,不少面向社会招生的电脑学习班向学生推荐“五笔字型”,个别为中小学生编写的计算机普及教材也鼓吹“学‘五笔’,比‘五笔’。以致在一些人的脑海里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误解:学电脑就是学打字,学打字就是学‘五笔’,所以学电脑就是学‘五笔’。加上一些不明真相者的夸大宣传,导致了一些人纷纷追求这种与高科技、高效益格格不入的落后技术。许多教师长期讲授“五笔字型”而心安理得,许多中小学生深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