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探析——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社会力量不同程度地担负着社会救助的重任,成为国家治理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建构社会救助事业活动中,民间社会组织的救助活动旨在救助弱势群体,维护既有社会的政制及社会秩序,协助国家渡过困境;而国家也正是借助民间社会组织的强大力量,协助其开展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其统治地位.在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这一“公共领域”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近代色彩的双重特征,是一种中国本土化的关系,它不具有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怀疑国家权威、制衡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而更多体现的是公民社会的国家主义模式.     

论社会制约权力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为了使国家权力不被少数人滥用,以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十分必要。但在国家与社会一统化的阶级社会,阶级国家和国家权力被异化,社会屈从于政治国家而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要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必须以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前提和基础。文章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的国家—社会分权结构以及发展社会组织等,是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具体途径。     

西方权力制约途径之检讨--从福柯的权力立场出发

迄今为止,权力制约途径主要有二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社会制约权力".从福柯式的权力立场出发,对权力的法律化概念进行了反思,以此为起点,检讨了西方权力制约的两条途径.其中,认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立与制衡构成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核心,而"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则成为现代西方权力制约途径的发展趋势.最后,文章指出,西方的权力制约途径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西方现代社会的权力制约权力途径已形成了一项系统性机制.     

当代农民学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发展脉络及反思

基于“国家中心观”和“冲突论”形成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为从“结构-制度”路径出发讨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总括性理论前提。围绕此框架,当代农民学领域形成了多种理论范式,在解释当前农民学中诸多社会问题方面富有成效,不过其过度强调国家与社会对立而忽视其合作的学术倾向,不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转型时期的农民中国及相关社会问题。因此,当代农民学研究需要引入新分析路径以对既有“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进行反思,并探索新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学新的可能性。     

超越“奥菲悖论”： 社会投资理念的兴起与转变———兼论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着力点

“奥菲悖论”已困扰了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一百多年的时间,使其一直陷入“劳动力商品化—劳动力非商品化—劳动力再商品化”的矛盾循环之中。在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福利国家所掀起的以社会投资理念为核心的改革热潮中,福利国家更加注重社会成员自身能力的开发、积累与激活,促进机会的平等,实现了社会政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超越了“奥菲悖论”所设下的迷局。通过借鉴西方的社会投资理念,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着力点应聚焦于转变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定位,并着重构建儿童与家庭福利政策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体两翼”的现代社会政策路径。     

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

(本文是2006年5月湘潭大学法学院学生对郭道晖教授的访谈录,郭道晖教授就近年来他提出的一些关于社会权力、公民权与公民社会以及马克思法学的命运诸问题的新观点作了精要的阐述。原稿经郭道晖教授修改补充后,刊发于此。)学生(以下简称“学”):郭老师,近年来,您从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及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分离与互动的角度出发,在国家权力之外,提出了“社会权力”的概念。您提出这个概念的理论背景和意义是什么?郭道晖(以下简称“郭”):“社会权力”,是指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与国家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对这一概念,马克思和…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西法治传统的比较研究——以伦理学为视角

先秦与古希腊时期作为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对于东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某种意义上说，两大文明的法治传统基本上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展开的。从伦理学角度来探寻中西法治传统时我们必然回溯到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先秦与古希腊时期，“家国同构”的亲属社会和“家国分离”的市民社会、“天人合一”与“天人分离”的哲学基础以及对人性善恶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东西方文明在国家治理方式不同的价值选择，并型构了两种不同的法治传统。     

“革命”话语竞争与乡村社会结构变动 ———以湘东南桥村为例

关于“革命”话语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有“持续论”与“断裂论”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但若将社会结构细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予以考察，或可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从村庄道德与权力体系来看，“革命”话语主要改变的是村庄的纵向社会结构，政治标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分层标准，而村庄的横向社会结构（以“己”为中心、以“伦常”为标准往外“推”的圈层结构）则呈现为延续性。     

现代主体性：西方社会组织体制建构的逻辑基础

在流变的现代性视野中,西方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流变为主线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过程,是“人的主体性”、“社会自主性”、“国家自主性”三者共同建构的结果。社会组织体制作为一个整合的秩序结构,评判其建构合理性的根本依据是看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公民对主体性的追求。作为内生逻辑,西方的社会组织体制主要表现为一种内生自发的秩序,由社会内生组织结合生成的“强社会”成为重要的建构主体。作为外生逻辑,国家的制度安排使这一过程具有可控性和规定性。西方经验表明,“国家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可以并行不悖,未来社会组织体制的建构趋势是按照“强公民—强社会—强国家”的理路形成新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演变的简略考察，指出独立于和外在于国家的所谓“市民社会”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发时期的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是自由主义思想中理论上的抽象。现代国家发展的历程也就是它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职能范围，向“市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要求人们探索一种能够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活力与主动精神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本文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并且得出结论；这方面探索的成功将为人类的共同生活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途径

“社会制约权力”中所说的“社会”是指市民社会，社会制约权力的逻辑起点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而由此产生的国家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即人民主权和代议制民主） ，以及达尔在孟德斯鸠、伯克、托克维尔等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重集团的统治”学说，乃是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支柱。社会制约权力的实现，则依赖于市民社会对资源占有量的大小、各种利益集团的崛起、律师队伍和新闻媒介的社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律与自治。     

国家与社会历史纵轴中政治认同的生成考察

管窥东西方历史，国家与社会的历史纵横总体呈现同构一体、有限分离、有机互动的变迁历程，考量政治认同的三个界面，即个人特性的自我确证、他者世界的承认归属、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政治认同相应呈现附魅与混沌化、出场与宰制化、内生与有机化的表征。从“谁之认同”的主体探趣，“非我”—“自我”—“他我”是其认同表征的相应的主体样态。     

近代社会变迁背景下护理业的发展——以看护与护士之“变”为视角

19世纪后半叶西方传教士来华医药传教活动推动了西医护理业在华的产生与发展。随着护理业在华发展,对护理从业者的称呼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多以看护和护士二词较为常见。以看护与护士之“变”为视角,是为分析护理人员称呼使用的变化及护理人员来源的发展变化,从而进一步思考我国近代护理业发展与近代社会变迁。看护与护士之“变”不仅是护理业从业者名称的变化,更是近代社会在不同国家医疗模式影响下护理业发展的具体表现。随着社会环境变迁,政府主导下的护理业逐渐面向规范化及职业化的发展方向,护理业内部选择以及社会发展的外在推力促使其发生转变,护理业也得到了社会进一步的认可与接纳。     

清末民初的共和选择——以“国家与社会”为视域

西方意义下的共和是什么?清末民初为什么会选择共和?近代历史表明他们在寻求国家与公民治理模式的探索中,虽然不断地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共和主义,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共和精神的断章取义,以寻求强国自救的道路。因此,共和选择的基础应该在国家与社会、公民之间实现互动善治,而不是简单的国家至上或者自由至上。     

以社会制约权力

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特点，政府的权力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后盾，对于公民的权利构成重大的影响，政府权力失控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本文从政府的目的、权力的来源等方面论述政府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守法对法治具有重要意义。当政府权力失控，超越法律规定的界限时，公民凭个体的力量是无法与之抗衡的，而一个独立于、外在于国家的社会，构成了国家与个人的中介，能够有效地对权力形成制衡，这是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关于以社会制约权力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合法性辩护

大学行政权力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理解。在西方社会,随着大学的发展和演变,大学行政权力由学术权力、政府权力、市场权力等让渡和授权而生,中国大学则与之相反。中国近代大学与国家“同生同构”的百年发展史为大学行政权力提供了国家建构中的政治合法、社会组织的公共责任、公共资源分配的制度依赖、内部管理的科层制模式等合法性基础,也建构了目前中国大学的权力形态。     

人的城镇化建设的社会质量路径

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实质上就是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判城镇化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与发展水平的根本尺度,牢固确立人的城镇化建设的社会质量路径。西方社会质量理论范式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人的城镇化建设的内涵、实质与核心,改变传统的以“物”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思路,从而在大力促进资源的城镇化、价值观念的城镇化、社会关系网络的城镇化和制度的城镇化进程中大力提升城镇化的社会质量。     

韩国现代性研究反思及对东亚学术研究的意义

韩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研究,出现了“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等一整套相关联的新词汇,这是以西方现代价值观(现代主义)作为衡量非西方国家社会的思想、文化、经济、政治等优劣的基准,并把是否趋向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现代化)看作是开放和保守的基准的结果。一方面,我们不能排除本土历史发展深受外来思想影响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的学术研究不能丢失了本土社会发展作为主体这一更深刻的本质。把西方的特殊性理解为普遍性的潜意识,正使我们经临着忘记主体而使社会发展陷入全面西化的危险。西方社会的现实并不是东方社会的未来,我们应该树立全新的饱含主体性的思想现代性是由行为主体的历史性认识和展望中开始生成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而最终形成的,是克服自身的局限,自觉进行实践努力的结果。并据此重新建构现代性的一般理论,克服社会发展领域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学术研究上的“方法殖民主义”。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有必要共同反思“现代性”观念的历史,提高地域研究的综合水平。     

政府的“勒索”和“后台”的反抗 ———詹姆斯·斯科特农民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论范式

斯科特的农民道义经济学理论注重农民纯粹利益考虑之外的道德伦理涵义,使农民学研究更加注重社会运动的社会价值取向;但是斯科特绝对化地将国家或政府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定位为“勒索者”,以及对农民“后台”反抗方式的过分醉心,暴露出其西方中心论视角历史单线发展模式的结构性局限。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弱者的武器》,其研究范式在发生重心转移的同时,由于忽视了对历史动态进程的把握而呈现理论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