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诗"论析

当代新诗潮的发展有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 70年代末出现的 ,以北岛、多多、顾城等《今天》诗刊周围的诗人们为先驱与主要代表的“朦胧诗”运动 ;第二次浪潮是 80年代中期出现的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运动 ,韩东等代表的“他们”诗派 ,胡冬、万夏等代表的“莽汉主义”诗派 ,周伦佑、蓝马等代表的“非非主义”诗派 ,另有其他种种大小诗歌流派均可归为“第三代诗”。一、产生的背景在渡过了八十年代最初的头两年之后 ,新时期新诗创作的第一个热潮已呈现衰退的态势。一方面 ,那些经历了长期苦难生活历程、有着丰厚的生活体验与感情积累的“复出”的…     

我看“新生代”

“新生代”不是９０年代的一个创作流派，而只是一个以年龄段为界限的“一茬”小说作家的统称。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文学主张，但客观上也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他们多数人往往以个人的方式感受时代的脉搏，对物化时代的现实生活表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表达着对“当下”状态的体验和感受、情绪和思考。他们中少数人将笔触伸向“历史”，但这种“历史”也是被“个人化”了的。“新生代”中少数人可能有所谓“边缘化”倾向，多数人并未退居生活的边缘。但无论对现实还是对历史的表达，都是相当“个人化”的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空前力作——评《风骚比较新论》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北方黄河流域地区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楚辞》是我国第一部以屈原为代表而创作的新诗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远祖，堪称南方长江流域地区楚文化的卓异楷模。它们以其优良的“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这两大源头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绘纭，莫衷一是。一种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既有南楚本土固有文化的哺育，又有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化的沾溉，《诗经》影响《楚辞》毋庸置疑；另一种则认为，《楚辞》与《诗经》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各自独立的两大文化版块，是泾渭分明的两大文学源头。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戏为六绝句》与杜甫文学思想

《戏为六绝句》不仅仅是针对当时浮躁浅陋的社会风气而作，更主要的是针对唐以来复古思潮中全面否定齐梁文学的现实而作。对于齐梁文学的语言清新绮丽、声律和谐的形式美，杜甫极为赞赏。公然表示不怕做齐梁后尘，对齐梁文学的代表人物庾信极为推崇。对初唐四杰的评价着眼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不着眼于文学主张。公正客观地评价他们才力不凡，评价他们的作品影响久远，如同“江河万古流”。杜甫的文学思想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不泥古，不薄今。主张继承风雅传统，博采历代之长。杜甫能见人之长却不评人之短，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     

文学考古学：别样的文学公共性

“文学考古学”一词化用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虽然现有研究较少涉及,但并非新说法。美国有解读非裔文学传统的“文学考古学”（Literary Archaeology）,中国的张哲俊对此亦有专书,称其为研究文学物质、努力还原事实的比较文学新方法。无论如何,大多论述是以研究者为主体铺陈,不曾以作家为底本,来关注他们在文学中的历史实践,因此没能突出作家的主体性。而亟待解决的问题则包括在外界诘难作家漠视文学公共性的当代,为何作家却愈加倾向于历史题材的书写,进行文学考古,以及他们其间的写作理路是怎样的,所呈现出的写作又有着哪些类型。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论非非诗派——新诗百年追溯之一

对新诗的质疑及相关的讨论，使追溯百年新诗发展过程成为一件有意趣的工作。非非诗派是以民间方式运作的社团而非流派，因此它所参与的只是诗歌运动，非非诗派也只是一种习惯称谓。在非非诗派活动其间，其成员对诸如流派建设、“前文化还原”、语言等问题进行了以理论方式为主的探索，这是一次不成功却很有价值的探索     

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对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     

“无”之形而上学——《老子》哲学神秘主义探微

《老子》“无”之思想是中国神秘主义的重要源头之一,是人类语言所不能讨论的具有终极意义的存在。宇宙太始,就是从混沌之“无”到有形万物,它是超验的,本根性的,是一切由之生成的最终根源和始源。“无”本质上是时间性的,“无”是一种过程,一种流变。宇宙在无声无闻中运行,充溢着神秘主义的造化,但它如期本然构成了一个世界生成演化的空间。人类在这个空间上,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过着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神秘生活。     

论《尚书》之“慎”德

“慎”是精神始终处于紧张、诚悫、专一的状态。在《尚书》中,“慎”表现为一种德,如“慎徽五典”“慎乃在位”“慎乃司”“慎乃事”“慎厥身”“慎乃俭德”“慎乃宪”“慎明德”“慎财赋”“慎出乃令”“慎终于始”“慎厥初”等。作为德的“慎”,不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而是对国家治理者的要求,要求其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严肃而谨慎地对待和处理一切政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活动。     

《三姊妹》中的“过去”与“未来”解析

在契诃夫的戏剧《三姊妹》中呈现出两个世界，即决定主人公命运的现实世界以及主人公的幻想世界。幻想世界的建构，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主人公对“过去”的依恋和回归，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和展望。以“莫斯科”为载体的“过去”作为理想化的诗意生活，在剧作中代表一种“幻想”；而主人公所构想的关于人类进程的“未来”则代表一种“信念”。主人公回归“过去”的“幻想”的破灭，反映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面对生活的苦难，主人公没有放弃“活下去”的“信念”，他们将目光投向“未来”，守望“新生活”。     

浅析“新生代”小说中的人文精神

当我们回眸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 ,在中国文坛相对寂寞的时代 ,一批青年小说家用他们无畏的笔触尽情地“反抗”传统与现实文学 ,新鲜出炉、风格迥异 ,交织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唯其新、异 ,“新生代”这一名称尘埃落定。作为一个群体概念 ,“新生代”的包容面相当宽泛 ,只要是青年作家 ,并且他的作品风格非现实主义 ,都有可能被划入其中。如从诗人发展来的韩东、朱文、李冯、李大卫等 ,走出先锋小说余绪的何顿、刁斗、张、王彪等 ,讲究叙事的个人策略的邱华栋、东西等 ,以及丰富了女性主义情境言说的陈染、林白、卫慧、周洁茹等。翻开“新生代…     

后退式写作:文学通史格局中的现代文学

把“现代文学”放在文学通史的视野中看 ,其最根本、最能彪炳史册的 ,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起源阶段。“文学”这一思想形式的发生 ,和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转型和结构调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最具文学史意义的是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俗”文学的历史性复权。这是民族政治的产物。它不仅把一种文类推向前台 ,还作为内在驱动力对这一文类产生总体性和规范性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分裂性关系形式 ,使现代作家把握现实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法则。这种认知方式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种普遍、有效的表现范式。     

文化转型视域中的“五四”人生探索文学

“五四”人生探索文学的创作主体是被先驱者们“从黑暗的闸门下”放出来的“五四的产儿”。逃离后的青年们随即面临退潮期，他们怀着苦闷和彷徨开始了人生意义的探索和对价值信仰的寻求，分别形成了以庐隐、孙依工为代表的和以冰心、许地山为代表的两类不同的探索态度和方式，在同一类别内部的探索也有着不同的层面。人生探索文学是“五四”及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时期在文学领域内对于意义虚空的反响和对价值建设的呼唤。女作家冰心站在信仰的高度对基督教“爱”的价值的援引意义巨大。     

文学原理的学理品格--评《文学原理》的学术方法与创新意义

北京大学董学文、张永刚的新著《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 0 0 1年 1月出版 )有这样几种可贵的学理品格 :一、以学理定位聚焦“元问题”与“问题元”《文学原理》采用“回到原理”的本体论方法 ,实现了以“元问题”带动“问题元”的学理定位 ,以保持文学原理的纯粹性和本位性。因而 ,这部著作与常见的文学原理著述和大学中文系文学理论教材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始终贯彻了“让原理位归原理”的理论初衷 ,把文学原理的“元问题”定位在“五个Ｗ”上 ,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样”、“文学有什么…     

城市里想飞却飞不高的小鸟——“90后”农民工的心理困惑及解决对策

现如今，“90后”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农民工群体中的主力军，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代表。对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特点和对待城市生活全新的态度。当然他们面临着融入城市难的困惑、内心自卑、孤独的困惑和工作能力不足的困惑等。力求挖掘“90后”农民工身上的特点，分析其内心存在的困惑，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让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更加充满希望。     

新生代作家的"家园"情结

新生代作家已经写出了具有他们独特文学风格的“家园记忆”、“故乡情怀”。无论是在想象中书写“家园”的破败,凸现静观破败的现代派意蕴,还是以浪漫的笔调渲染故乡的美丽,寄托逃避成长的童心,他们的有关作品都丰富了“中国作家的家园记忆”的文学主题。     

工具革命:“活”与“死”的实用辩证法——论“五四”白话文理论的命意基点及内在理路

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革命派认为,文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文学革命的历史就是文学工具革命的历史.从实用主义理论出发,他们认为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要想有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他们还用历史的文学观念和进化的文学理论,对文学工具的“死”与“活”进行了辩证分析,从具体的比较之中,他们得出白话文一定会战胜文言文取得最后胜利的结论.     

1990年代马华新生代散文的“越界”考察

“越界”是1990年代马华新生代散文发展的重要特征,路径有二：其一是“跨文类”,即打通散文与诗歌、小说诸体裁间的壁垒;另一是“次文类”,即将文学与社会学、人类学诸学科间的界限打破,在散文内部形成各种微型文类。论文拟考察新生代“越界”的资源、过程,并辩证其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