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供养人造像女子发式及其特征

从云冈石窟女性供养人早、中、晚期造像的发式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汉文化对北魏时期审美特征的影响与冲击。这种变化不仅是当时北魏统治者主动汉化的结果，同时也包括着对魏晋遗风的崇尚与发展。     

北魏学校教育与鲜卑族的汉化

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后 ,没有强制推行本民族的文化 ,而是自觉的被汉文化征服。借教育来推行汉化 ,是北魏统治者奉行的重要的治国方针 ,它在促成鲜卑拓跋氏成员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汉化 ,加快民族一体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区域文化交流与北魏汉化新境界——以文明太后的文化功绩为中心

北朝前期,由于地理分布、族群定位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北魏与十六国在汉化进程上差异显著,构成了两大异质文化区域。政治统一完成后,在历史因素和现实利害的双重影响下,文化融合依然迟滞。作为北燕王室后裔的文明太后,依凭故国人脉和特殊机缘,最终掌控了北魏政权,实现了最高统治者文化身份的置换,改变了统治阶层中主张汉化与反汉化力量的对比。她一改以往以拓跋民族为本位的政治、文化政策,打破了北魏与原十六国、北魏与南朝这两对异质文化区域之间的壁垒,促成了北魏汉化的新境界。     

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

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是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六国前后135年间,匈奴、羯、氐、羌、鲜卑先后建立的诸胡族政权,通过民族族源上的寻根认同、政治制度上的华夷互化、统治思想上的德天相辅、经济领域中的以农为本、文化领域中的尊儒重教,推动本民族的汉化与封建化进程,并初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十六国政权的汉化成就不仅为北魏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隋文帝统一天下,开创隋唐两代民族和睦国家强盛的新局面做出了贡献。十六国统治者大都是一些汉化颇深的胡族首领,他们步中原秦、汉、魏、晋历代汉族统治者之后尘,推行汉化和封建化新政。正是因为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汉化特征较为平淡,故这一段民族融合的重要史实很少引起后世史学家们的重视和注意。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学术与风俗习惯的汉化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在学术方面的汉化主要包括经学、史学、诸子、文学、律学、兵法、武术、科学技术等;在风俗习惯方面主要包括婚礼、丧礼、姓氏、语言、一般礼俗、服饰等.由于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到十六国末期,中原少数民族基本上完成了汉化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为北魏孝文改制奠定了基础.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与孝文改制是前后相继、紧密相连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其影响极为深远,最终导致北朝末年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实现和南北大统一的完成.     

崔浩与五世纪北中国的人才战略

崔浩是北魏初期的汉族政治家,在北魏文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崔浩改定历法、注释儒经、撰写史书、吟诗作文,对北魏鲜卑族的汉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崔浩非常注重吸收各种力量以稳固北魏统治。在人才选拔上,崔浩既重儒学又重才干,既重门第又重能力,显示出较为理智的人才观。尽管崔浩的人才观与北魏皇族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但却代表着五世纪北中国人才战略的正确方向。崔浩之死,是鲜卑贵族向试图汉化的人发出的危险警告,这种正确的人才战略也被搁浅了。崔浩死了,其思想并未泯灭,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完全继承了崔浩的人才战略,北魏吸收了大量才士,北魏王朝走向鼎盛。     

北魏从班赐到班俸过渡时期的俸禄制

北魏的俸禄制是随着鲜卑拓跋部对中原地区的征服与封建制的逐步实现而不断完善的。北魏前期官员的俸禄主要来源于政府的班赐,而随着拓跋魏不断地与中原文化接触,汉化逐渐深入,北魏也不得不实行中原的俸禄制度。查阅有关史料,可以看出自太和八年(484)之前北魏已经尝试实行俸禄制度了。     

略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个人因素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除涉及政治、军事、民族融合等诸多客观因素外,还与孝文帝个人主观因素密切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孝文帝对汉文化的迷恋,其南征战略及追求正统的心态,个人生活经历与情感因素等,都是促使其决意迁都洛阳的内在动因。孝文帝迁都及其全面汉化,既加快了当时鲜、汉民族上层的融合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鲜卑迁洛集团与恒、代保守势力的分化,而南迁集团的不断弱化则加速了北魏统治的衰弱。     

北魏前期汉化的渊源——对陈寅恪旧说的补正

［摘要］五胡乱华时期，由冀州、并州、豫州、青州等地迁往辽东一带的世家大族及其学者，对北朝汉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群体在接受慕容氏政权庇护的同时，也加速了以鲜卑为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北魏建国之后，这批士族人物又为拓跋氏所留意和重用，参与礼乐、典章制度之建设，推动北魏汉化和儒学复兴。或者说，北魏前期的各项汉化举措，乃是继承慕容氏政权固有国策及其人才的结果。     

简论北魏法制建设

中国历史上拓跋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统治中国北方达百余年。北魏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加强法制建设,从而不仅巩固了北魏统治的长期稳定,而且为以后历代特别是隋唐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从北魏的立法状况、法律内容及执法状况三部分探讨了北魏的法制建设     

高凉冯氏族属辨析

高凉冼氏与冯氏联姻,导致民族融合,形成"俚蛮汉化",走"民族团结"或"文化融合"的路子.冯氏似非汉人.<新唐书>卷一一零为<诸夷蕃将传>,将冯盎与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等同列.<旧唐书·冯盎>则谓"累代为本部大首领".可知冯氏亦高凉溪洞蛮酋之一,与中原冯氏未必有关.再结合隋代杨素谓冯盎的"蛮夷"以及冯盎族人子献"击铜鼓"的事象,冯氏家族至冯盎时,已有"奴婢万余人,所居地方二千里"的"南越首领".冼冯联婚后,先是但、蛮融合,在唐宋以后融合于汉族,并一直生息繁衍至今日.     

秦桧的投降主义思想探析

宋代外交以失败而著称,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宋末年与南宋时期投降主义思想的＂高涨＂。秦桧的投降主义思想最具代表性。他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对敌人以诚相待;求和,要＂屈己＂,要坚定不移,要不惜一切代价。其投降主义思想来源,主要是在强敌面前,完全丧失了奋争精神;极端的利己思想,以＂忠君＂迎合高宗的投降思想,为巩固个人地位,不惜放弃国家利益;以＂保全东南＂为幌子,实为苟且存活。秦桧的投降主义思想对南宋后期有着重要影响。     

元代东迁西域人礼俗汉化之考察

元代东迁西域诸族及其后裔,因久居华夏,乃深受汉文化影响.他们"学于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深受中国传统礼俗的感染,遂取表字、采汉姓,冠居名、堂号,并遵丁忧、汉丧之制及行节义之礼,可见东迁西域人在元时礼俗已多汉化.     

略论西北吐蕃与北宋的关系

北宋时期 ,西北吐蕃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对北宋的依附以及文化心理上对中原王朝的认同 ,是宋朝经制吐蕃而吐蕃也愿意归属的深层原因。     

西北汉族兰州支系的形成及人文特征

兰州是古戍重镇 ,屏障中原 ,控扼河西 ,深得历代王朝的苦心经营。其地处黄土、青藏、蒙新三大高原的交汇点 ,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百代争战的要冲之区。汉民族兰州支系生发于秦汉 ,成熟于晚清 ,二千多年来培育出有别于西北地域其他支系的人文特征。     

论元代文学中的几个“异质”

金元时期,由于契丹、女真、蒙古人的连续进犯,使汉族传统的一元文化被打破,受其影响,文学中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异质民族意识突显;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叛逆和个体意识的强化;市民意识的渗透.     

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益州郡,并在建立郡县的同时实行屯垦戍边的政策,大量汉族人口迁移到云南,作为边郡的主要社会基础,为维护汉王朝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三国两晋以后,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发生"异化",出现了"以夷变夏"的"夷化"趋势。天宝战争以后,唐朝兵败退出云南,出现了长达500年的南诏、大理的自治独立局面。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并在云南推行民屯与军屯,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饷,增加了国家赋税,更重要的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边疆的稳定。明代在云南推行卫所制度,大量汉族军户进入云南,使"夷多汉少"的居民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原住的夷人与土著的汉人合为"云南人"。清代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及汛塘制度,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不断进入云南,并进一步渗透到坝区边缘与山区腹地。在推进移民殖边的过程中,伴随着实施改土归流、开科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汉文化在云南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云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与中原结成一个整体,而且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国家的普遍认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清代汉军旗人研究的回溯与反思

清代汉军旗人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自孟森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迄今,汉军旗人研究成果可观。此方面研究大体分为汉军个体与群体研究,后者比前者更体现汉军群体特征,主要集中在汉军旗人组织、地位与历史作用、文化与民族认同等方面。总体来讲,近代以来的汉军旗人研究不断向纵深方向拓展,同时还存在对群体阶层关注不够广泛、与其他群体关系混淆等不足。     

都誓主论考

都誓主作为酉水流域诸蛮首领的称号,最早见于北宋时期的史料当中。由于史料记载简略,使得学者们在都誓主职位的设置时间、由来以及职能等问题上均存在争议。梳理相关史料和民间文献资料,结合制度和时代背景,可以判断,都誓主一职是唐末溪州地区土家族各地方势力发展、联合的产物,至北宋时得到中央朝廷的认可,并进一步规范其职能,使其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是代表酉水流域各土家族政权利益的盟主,另一方面是北宋政府维护酉水流域地方秩序、监管各誓下州长官承袭、统管各誓下州朝贡事物的代理人。都誓主职位的设立,反映了北宋政府在管理西南少数民族过程中始终坚持“因俗而治”的指导思想,在实现地方的精细化管理及稳定地方秩序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至民国新疆婚姻法制浅谈

清朝政府在调节新疆婚姻规范方面,虽然规定禁止汉、蒙、维等之间互相通婚,但却认可了“回疆”少数民族婚姻习俗,并赋予其法律效力。民国政府建立后,加快了对现代婚姻的立法,客观上促进了新疆婚俗的改良。集中体现在对婚龄的限制方面。清至民国,新疆婚姻立法的重大变迁,以及对“回疆”百姓婚姻的影响,客观上反应了时代的进步性与区域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