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在历史上主要是作为一种新文化观而出现的,其实质在于突破“夷夏之辨”的束缚、重新定位中西文化,重心在于引进西学。这一特点使“中体西用”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具有内在的活力,处于动态演化之中。论者对西学之“本”的积极探讨,使“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终于导致了“中体西用”这一论式的分化     

论“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

历史表明,对于近代中国而言,"中体西用"正是接纳西方文化的同时又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它达到了时代的理论高峰,不仅是西方文化中国化的必要途径和过渡环节,也是当时中国现代化走向西方化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旗帜。     

试析“中体西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18世纪在西学冲击下产生的,是晚清统治者的一种适应社会历史环境的经世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潮流,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做出一定贡献。但是这种思想在其理论上有局限性。     

论“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过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 ,在20世纪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本文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文化观从萌芽、产生、发展到成熟 ,整个思想的形成过程 ,科学评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观的历史作用。正确认识“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历史作用 ,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都有积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中体西用”的当代阐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前景出现了模糊性.中国不可能克隆西方式的发达社会是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特殊性.解决的思路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对"中体西用"作出当代阐释--面对人类文明的可能性危机,以及西方文化的内部衰落,只有"中体西用"模式才能提供走出危机的路径.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体西用"的当代阐释之当代性基础.这种理念能够赋予"小康社会"和"中等发达国家"目标以文化意义.     

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学”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中西化认识上的差异是其产生的历史根源避害趋利的防卫心理是其产生的真实动机;与顽固派反对西学的论战是其策略上的考虑。“中体西学”思想提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提供了契机,但其自身的矛盾,既阻碍了引进西学,也冲击了中学为体,必然导至洋务运动的失败。     

"中体西用"在当代中韩的再关注及其文化意义

我们不应该在全球化背景下遇到新的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时,希望能够通过回到近代的“中体西用”论来解决问题。就中国而言,儒教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也不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没有断裂,也没有面临失传的危机。真正的危机,乃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危机”之文化心理本身。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从对“传统文化”这一概念的哲学范畴的历史内容的梳理与现实阐释开始,来逐步解决包括当代中韩两国在内的东亚儒教圈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心理需求问题。     

向“中体西用”的本义回归

近三十年学术传统的重建与回溯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新三届学人,即1977、1978、1979级的大学生,入校后,下意识的责任就是拨乱反正,重建学术史。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思想文化史的师生提出重写近代史;中文系章培恒先生、骆玉明先生在重写文学史;1983年,吴晓明等七君子在桂林发难,也是要重估哲学史。大家一开始就有学术重建的企图,是因为面对的是一片思想废墟。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重建过程并没有结束,也很难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完成。而且,我们中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我看当代学术史,仍然是把它作为近代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因而,这三十多年的学术重建,其实也是     

“马魂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方克立先生文化创新思想述评

方克立先生对张岱年先生倡导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推进,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基本方法贯穿于对当前许多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开启了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的新气象,由此而形成了"张方学派"。方先生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的理论构想,为我们开展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并对创新性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超越“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张东荪在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的思考

晚清以来的中体西用说将"体"视为不可分的一元物,在民初以来历次中西文化争论中,见解对立的双方也大都仍共享着这一思考模式。本文通过考察张东荪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对中西体用关系的论述,尝试挖掘当时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张东荪认为西方文化的"体"本就非一元,而是存在着希腊与希伯来的两元,这种充满着内在紧张的两元结构才是西方文化的内在活力与创造力的基础。他因此希望在德赛两先生之外,引入作为希腊传统精髓的"费先生"(philosophy),与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思想构成对立的两元,以这种两元对立的新"体"作为引入西学后形成的新文化的基础。这种既区别于西化派又区别于本位文化派(包括后来的新儒家)的对东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西体用关系的思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一种抗衡"中体西用"的文化方案——评康有为的"群体变用论"

19世纪末的中国,强邻四逼、鹰攫虎视。日夜忧惧国势的康有为以非凡的胆识为危机中的中国提出了一个变革的文化方案,这即是抗衡“中体西用”的“群体变用论”。作为拉开中国百年宪政追求序幕的戊戌变法运动的指导思想,“群体变用论”有着不可淹没的历史价值,也有着启人深思的局限。     

再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

“体”与“用”本来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对范畴，它同道与器、本与末等范畴一样，被用来表述本体与作用的关系。在近代，体用、道器、本末等常常被洋务思想家以及某些维新思想家用来表述对中学、西学关系的认识，成为一个政治概念。最先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1865年，李鸿章更明确地阐明：“中国文物制度退异外洋淀征之俗，所以到治国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调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偏端，有本有未，如…     

严复对"中体西用"观的批判

"中体西用"是晚清洋务派的理论纲领.经林则徐、魏源和洋务派冯桂芬、李鸿章至张之洞,逐步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对打破传统中学的封闭状态,催化中国文化近代化进程有一定的作用.但其学理方面的欠缺和保守性受到顽固派和维新派的批判.而严复以西方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社会学等先进理论为思想武器,运用中西文化比较方法和缜密的逻辑推理,条剖缕析,对"中体西用"进行最为深刻、系统的批判,充分显示作为"西学第一人"的资产阶级启蒙大师的智慧和勇气.     

重评"中体西用"--多元一体文化重组模式的新探索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化的。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西文化发生碰撞,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此举尽管以失败而告终,但其在文化重组方面的探索,无疑留给后人许多启迪。     

“中体西用”论平议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简称中体西用论)是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部分具有某些变革要求的洋务派的意识形态,曾经被洋务派贯彻到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正如我们不能对洋务运动简单弃置一样,对“中体西用”论也有必要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考析和批判。     

亦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对其论述历时既久、数量亦多。笔者在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中,对此萦怀多日而似有所得,现试就此求教方家。 一、第一批评者为谁 长期以来,严复以牛体马用为喻作为“中体西用”的第一批评者已成不争之论,并被载入各类相关教材之中,但实为大误。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已指出,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第一批评者应为何启、胡礼垣。他们在成书于1898年的《新政安行》中写道: 本末者,事之始终也,指一事之全者而言,谓其有是本,因而有是末也,非指二事之散者而言,谓其本在此,其末在彼也,本末有先后而无不同也。其本为嘉禾,则其未必不为粮莠。其本为粮莠,则其末必不为嘉禾。体用者,身之全量也,指一身之完者而言,谓其有是体,因而有是用也,非指二物之异者而言,谓其体各为体,用各为用也,体用有内外而无不同也。其体为羽翼,其用则为冲天;其体为鳞甲,则其用为伏地(郑大华校点:《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全     

中体西用：功利主义与中国近代道器观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影响并支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不仅找到了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相互融汇的突破口.而且在这交流融汇的过程中,既冲破了传统夷夏现的围栏,也突破了传统道义论的束缚,使中国近代道器观具有了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再论"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特征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具有鲜明的创新性、时代性、针对性和根本性.     

经济法视野下的“毒奶粉”事件之思考——兼再论“转轨经济法学”等类似观点不可取

"毒奶粉"事件实际上是中国特定国情下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经济法价值理念急需转型,避免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经济法价值理念及其具体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不仅仅满足于克服市场失灵的事后救济功能,更要满足于前瞻性功能和预防性功能,以避免或尽可能减少市场失灵的出现,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转型的经济法价值理念,构建和完善市场规制制度和宏观调控制度,以解决诸如"毒奶粉"事件等问题.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合理设计政府权力,解决权力对谁负责的问题;完善官员问责制的法治化等.通过制度性障碍的思考,以此从根源上遏制或减少诸如"毒奶粉"事件等问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