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小说语言观阐释

汪曾祺是新时期小说语言观从工具论向本体论转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理论话语、评论话语与创作实践互相支持,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有关"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观念包含了"语言即内容"、"语言即文化"、"语言即风格"等不同认知维度.剖析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可以管窥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     

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小说语言观念变异

本文在语言学转向背景下,观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小说语言观念变异,剖析语言学转向前后的语言观、创作和理论的双重觉醒、重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等,以期管窥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     

论陈映真小说语言的音乐美

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的小说语言对台湾的现代汉语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小说语言的音乐美主要表现在整齐之美、回环之美、抑扬之美和复调之美等方面.小说语言的音乐美既表现在字句的声音、声调、语调等所形成的节奏和旋律上,也表现在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所形成的内在节奏和旋律上,实际上是小说语言各层面以及语言的搭配组合所形成的一种美学效果.     

"以诗为文"——郁达夫小说语言的文体实验

本文从郁达夫小说语言体式入手,对郁达夫小说语言的文体构成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探讨了他小说中占主体地位的语言样式,并从功能角度对这些语言样式做出了分析,认为这些语体样式的采用和郁达夫旧体诗表达之间有着文体写作上的承接关系,是郁达夫在白话小说文体上的创新实验.     

书牍文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书牍文亦是唐小说"文备众体"之一"体".它进入唐小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使用完整的书信,另一种是以摘录书信的形式进行小说叙述.书牍文在体制和语体两个层面,影响了唐小说文体的生成:在体制上,书牍文介入唐小说故事的叙述,把小说文体构建成了一个多层面的开放性结构--召唤结构.在语体上,在特定言语环境中使用的书牍文体语言与唐小说中诗歌、骈赋、散文等语言的结合,丰富了唐小说的语言系统,孕育了唐小说的审美生成.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音乐性

汪曾祺是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很注重小说语言音乐性的作家,他小说的语言如同一曲清丽诉音乐,与他常用清丽之词短句子有关.小说中,汪曾祺穿插了多种能造成音乐性的手法或多用对偶、对仗、比较松散的对比性的词语、句子以及排比句、叠音;或者有意使语词进行参差与平仄的排列;或者使有着特殊用意的词语或句子隔一段距离重复出现.上述手法使小说语言具有三种音乐效果整齐美、抑扬美、回环美.这种效果与汪曾祺的艺术自觉有直接关系.     

文学语言变革与乡土小说的早期形态

肇始于语言变革的文学革命催生了中国的乡土小说,因此,中国乡土小说的基本形态与新的语言载体有着直接的联系,文学语言变革的目的决定了早期乡土小说的体裁选择,文学语言变革的实践确立了早期乡土小说的议论风格及悲剧模式.同时,在以现代性和科学性为追求的语言实践中,早期乡土小说作者摒弃旧式文人叙事中自我把玩的文字和技巧,吸收、借鉴中外小说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形式、技巧和观念,从而创立了中国乡土小说的早期形态.     

论西方传教士对中文小说发展所作的贡献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曾经翻译创作过许多中文小说,在小说理论上也曾提出一些主张.在中国近代对中国小说的变革曾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他们在小说观念、小说功能、小说内容、小说语言、小说形式、小说理论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变革的导向.     

20世纪后20年小说语言观念的变革

20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的小说语言观念是传统的工具论,将小说语言视为开展思维活动、表达思想与交流信息的工具,对其研究也往往落在艺术技巧上。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小说创作中语言发生了变异和西方现代语言学、哲学与美学理论的译介,人们的小说语言观念从高行健的《现代小说艺术技巧初探》,到黄子平的《关于“文学语言学”的研究笔记》再到徐剑艺的《小说符号诗学》,渐渐地发生了变革,从本体论的高度认识小说语言,视语言为小说存在的理由与方式。     

在游戏的态度中揭示生活的真实——朱天文小说碎片式语言艺术管窥

语言是作家创作艺术形象的媒介.与一般小说的叙事者不同,朱天文将传统小说的叙事语言链条拆成了碎片,按照新的符码重新加以组合,用标点符号缝成了独具特色的语言书写方式,利用这种停顿将人物的内心深处的感受表达出来的语言特色,使其作品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