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悲剧美学的现代发展与变异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文化的转型期,在新的文化视野中,现代悲剧美学表现出对传统悲剧美学的颠覆与反叛。现代悲剧在以下方面呈现了对传统悲剧的发展与变异:悲剧人物由英雄人物转向日常普通人;悲剧冲突由从关注外在社会转向人类内心关照,由情节冲突转向精神冲突;悲剧旨归由道德教育和社会批判转向文化批判和人类的终极关怀;悲剧效果由审美教育走向反审美;悲剧精神由悲剧精神降格为悲剧感;悲剧实质由外在实体悲剧走向内在哲学悲剧,体现出现代悲剧现代主义色彩的嬗变。     

论象征意义的超越维度

西方美学中的象征范畴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维度是超越性。它的两个基本表现是:一者表现为主体精神对“物质”的超越;一者表现为对外部“实在”的把握。通过分析象征的意义结构,可以发现象征的超越性体现了象征形式与形而上学世界的关联。这种超越性的根本动力或内在机制源自人类精神生活的主动性。     

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超越及三重构成

人是有限性的经验主体,又有对存在的超越追求。审美超越是存在意义的实现方式,是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中国传统美学是"内在超越"的生命哲学,它以诗性精神彰显哲学智慧,最能体现审美超越的特征。其超越性具有三重构成:自明性、主体间性及自由性。揭示其意义,将为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诠释提供新的方式,并为人类精神的困境提供哲学上的反思。     

《红楼梦》悲剧性精神新探析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悲剧作品的典范之作,其悲剧性精神在本质上是人的悲剧,具有普遍的价值与意义,深入传达出曹雪芹悲天悯人的现实情怀。因此《红楼梦》中的悲剧性精神还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与探索性。《红楼梦》文本全面而客观地展示出在以伦理道德统治为主导的封建社会里,个人或群体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导致了社会悲剧、爱情悲剧、家庭悲剧和人生悲剧的产生、交织与纠缠。《红楼梦》悲剧性精神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曹雪芹的悲剧性人生经历与小说中主要人物及次要人物悲剧命运的异质同构,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影响,还有时代、社会、历史、民族审美心理等重要元素的建构,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生发共同建构起《红楼梦》文本悲剧精神的高楼大厦。《红楼梦》的悲剧性精神形成了《红楼梦》崇高的美学风格。     

东西方文化差异下的妓女婚恋题材小说——以《李娃传》和《茶花女》为中心

《李娃传》和《茶花女》这两部反映妓女婚恋题材的作品具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其背后反映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即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好利重义的世俗精神、讲究"圆满"的"中庸性"以及对生活所具有的美好愿望,而西方文化具有强调精神的超越性、追求史诗性的悲剧精神以及直面生活真实的如实精神。     

论二十世纪女性创作中悲剧精神的嬗变

悲剧精神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的自觉的感性体验和理性反思意识现象.近现代风云变换的历史巨变为悲剧精神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现实土壤,时代的悲剧精神、女性自身的生存经验构成女性文本独特的审美风范."五·四"时期的女性悲剧作品契合时代表现了"过渡时代"的悲剧;三十年代左翼运动的兴起影响了文学精神,女性的悲剧创作内涵不断宽展,悲剧风格不断丰富;新时期以后,文学向启蒙精神回归,"五四"的批判否定精神得到承续,悲剧出现了创作高潮.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下篇)

悲剧是由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两个要素构成的 ,但这两个要素并不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悲剧意识而言 ,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不是更少于西方文化 ,恰恰相反 ,全部中国文化几乎都是建立在人类的这种悲剧意识的基础之上的 ,都是建立在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悲剧性分裂和对立的观念之上的。悲哀 ,是中国文化的底色 ,但在这个底色之上 ,中国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乐感文化。这种乐感文化是通过抑制激情、抑制悲剧精神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正是这种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分化及二者之间的复杂组合 ,带来了中国悲剧美学特征的复杂性 ,同时也带来了全部中国文学审美特征的复杂性     

试论康德美学的主体性

康德是西方哲学和美学重要转折点上的人物。正是他才完成了笛卡尔提出来的任务,即由宇宙本体论向理性一体论的过渡。康德美学散发着一种浓烈的主体性。这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主、客对峙中,康德美学实现了主体置移。美的本质成为审美主体“心意诸功能的和谐运动”。另一方面,审美活动是一种超越性的活动,它不同于人类的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上篇)

悲剧是由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两个要素构成的 ,但这两个要素并不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从悲剧意识而言 ,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不是更少于西方文化 ,恰恰相反 ,全部中国文化几乎都是建立在人类的这种悲剧意识的基础之上的 ,都是建立在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悲剧性分裂和对立的观念之上的。悲哀 ,是中国文化的底色 ,但在这个底色之上 ,中国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乐感文化。这种乐感文化是通过抑制激情、抑制悲剧精神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正是这种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分化及二者之间的复杂组合 ,带来了中国悲剧美学特征的复杂性 ,同时也带来了全部中国文学审美特征的复杂性     

布克哈特及其希腊文化史观——神话、艺术与精神自由

布克哈特是19世纪瑞士杰出的历史学家,出生于巴塞尔一个政治地位极高、非常富有的贵族家庭。一生有丰富的教学和研究阅历,成果绰约,尤其是《希腊文化史》中,在神话和艺术两个方面对希腊人智能和美学欣赏能力予以诠释,探讨了神话、艺术与精神自由的关系。在布克哈特眼里,希腊文化源泉是精神自由,通过精神自由才能形成影响后世的希腊文化;他对古希腊悲剧意识理解深刻,对人类苦难、悲剧与精神自由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权力提出了自己的理性见解;布克哈特文化史观暗含着重塑历史科学的意图。布克哈特认为,希腊人无疑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具理性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值得我们从文化历史角度进行回忆。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色情文学：越界的想象与迷恋——苏珊·桑塔格论色情小说

古今中外,“色情”饱受非议,乃至遭到抛弃。而在正统文学中,它要么根本不被看作文学,要么被打上否定或负面的标签。桑塔格却发现了色情文学其实是文学的一种——与色情作品不同,色情文学本身包含了较多的思想性和拓展性因素。同时,借助于萨德和巴塔耶对色情小说的研究,桑塔格发现了色情文学的重要价值,也赞赏了他们在人类意识和思想的可能性之开拓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桑塔格并非要引发一种色情实践或色情泛滥。毋宁说,桑塔格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我们需要直面“色情”和“色情文学”本身。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被道德判断阻隔自己的眼界,不被外物迷惑和干扰自己的判断,也才能发现色情文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在桑塔格看来,色情文学既是越界和超越性想象,也是自由的象征。     

《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新解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提出“会通适变”说。对于《通变》篇的主旨,前人提出了“复古”说、“常变”说和“继承革新”说等。本文按照《易传》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穷”、“变”、“通”、“久”的顺序来阐明“会通适变”的文论内涵,并提出了“运动”说,认为“变”是文学创作发展的横向运动,“通”是会通古典作品的纵向运动。“通变”的关键不是“博览以精阅”,而是“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     

论古罗马时期的有机整体论文学批评思想

贺拉斯和朗吉努斯都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观念,即作品的结构布局和情节组织要有机统一。贺拉斯的有机论思想主要来源于＂合式＂、＂合情合理＂原则,更多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朗吉努斯认为有机性源于对作品的组织能力,选材要选重大有意义的事件,为有机整体论注入了典型化的内涵,同时认为文学作品风格的崇高源于作者的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