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焦虑与文化想象：近年来中国电影中的父子关系

父子关系是反映家庭伦理的一扇窗口,其和谐与否事关子代健全人格的养成和综合素质的提升,与此同时,也受到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形塑和经济分配的影响。在近年来的中国电影中,编导常常站在子代的立场和视角,对于当下正在转型的中国式父子关系进行一定的刻画和表现,旨在表达子代的现代焦虑,反思传统父子关系的一些弊端,呼吁建立新型父子关系。“尊崇与启蒙”“因循与反叛”“怀念与想象”是进入这些电影文本的三重维度。把握和探讨电影中的父子关系,有利于以电影为媒介,化解父子的冲突与矛盾,构筑良好的家庭内部关系,建设幸福家庭、和谐社会,在传承与创新当中实现子代与父辈之间的相互尊重、彼此理解和平等对话。     

儒释道与基督教天人关系思想比较研究

儒释道对天人关系的基本认识是“天人合一”,基督教将天人关系定义为“父子关系”。天人合一是相通相类、和谐平等的关系;父子关系则是创造与服从、紧张对立的关系。儒释道与基督教对天人关系的不同回答,既导致了中西宗教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差别,也反映了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和文化的本质区别。     

论经学与汉代忠孝观的整合

汉代忠孝观的整合是中国古代忠孝观念演变的一 个重要阶段。为了强调和倡导忠君 ,汉代经学提出了“家国同构”理论,也就是把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这种忠孝观念的 整合实际是一种由孝劝忠的方法,即把孝亲作为忠君的手段,而把忠君作为孝亲的目的,所 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因之,汉王朝极力推广孝道,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尽管如此 ,汉代忠孝观念的整合仍存在着一些自身的缺陷。     

出走与归来——20世纪家庭题材小说引发的伦理学思考

20世纪家庭题材小说反映了社会转型阶段家庭伦理文化的变异状况.父子关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的变动表明:中国家庭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纵向结构,逐渐变迁为以夫妻感情为基础的横向结构,家中的伦理关系逐渐由"主-客"关系向"主-主"关系转化.现代家庭伦理关系变动趋势,为构建和谐家庭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拟宗法化——“宗统”与“君统”的分与合

本文以汉代为例 ,论述了春秋战国以后“宗统”和“君统”的关系。文章认为 ,春秋战国以后 ,“宗统”和“君统”是一种分与合的关系。所谓“分”指“宗统”和“君统”已形成各自系统 ,独立发展。所谓“合”指分离后的“宗统”和“君统”紧密相联。二者联系的方式可称之为拟宗法化。拟宗法化的主要内容是非血缘的等级关系天——君——臣——民被饰以父子关系。随着拟宗法化的确立 ,“宗统”和“君统”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它的建立 ,反映了封建专制的加强     

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下的中国古代语-图关系的形构

中国古代的“文”的传统建立在一种连续性的“文”的观念基础之上,表现为自然与人文、文字与图像之间的一体性,也体现为这种整体性的“文”的观念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使得中国古代的语-图关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以新的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发生西方意义的语-图关系的对立和紧张。语-图关系变迁的过程实际上是“文”的内涵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文”的意义赋予语图关系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一旦图像逻辑试图独立发展,“文”的传统总是进一步对图像予以新的赋义。在宋元以后,中国文化中的图像逻辑被“文”的传统彻底归化,而那种独立性的图像逻辑在中国文化中则始终没有出现。     

中国法律伦理化传统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具有伦理法的特点,其主要表现为“十恶”、特权法以及男尊女卑。儒家的“礼”制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法的思想根源,儒家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伦”规范社会等差关系,用“礼”作为维护社会等差关系的工具,形成中国传统法律意识。批判和改造传统法律意识,确立现代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是实现法治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奈件。     

从秦人与儒学的关系看儒学的传播

“儒者不入秦”是传统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然而,由对昭王问“儒术”、《吕氏春秋》的编纂以及秦始皇“焚书坑儒”等综合研究,秦人与儒学的关系应被重新认识。自荀子西入秦后,儒学已在秦地广为传播。对固有观念和传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仁本时用——儒家生态伦理的目的与原则

人类在面临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措施,但这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人与自然之间日渐紧张的生态关系。若要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儒家思想中以“生生”为本的共生观念能够为重建天人秩序提供理论基础,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便表现为仁本时用的目的与原则。     

“天人合一”与宗教意识

解读“天人合一”要放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 ,而不能望文生义。“天人合一”不是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是古代观念中人与神的关系 ,是一种宗教意识。它在历史上经历了三种理论形态 ,即殷周“天命”观念、汉代“天人感应”观念以及宋明“天理”观念。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城市离婚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不但逐渐被社会所认可,而且也是国民政府有关婚姻家庭制度立法的基本原则;传统的以夫权为中心的“单意离婚”制度也开始让位于以“男女平权”为原则的“限制离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许多城市离婚案件大量增加,离婚原因涉及“意见不合”、“虐待”、“经济压迫”、“外遇”、“遗弃”、“疾病”、“重婚”以及“不明”等多种,几乎涵盖了当时法律“准许离婚”的各类要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离婚问题的出现,是中国经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艰难的现代嬗变,特别是经历了“戊戌”和“五四”时期两次思想启蒙运动洗礼后,社会日趋开放包容、妇女地位上升、人们对婚姻质量要求提高、“预期”增强的自然反映,这也表明中国城市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已开始由传统的“功能性”向现代的“情感性”转变,并进而标示了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关系赖以维系的社会观念乃至社会制度逐渐趋于消解。     

中国传统哲学中“人”的观念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实行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首先应是“人”的观念的现代化。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需要对于传统思想中的“人”的观念进行反思。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没有“人”的观念呢?如有,传统哲学中“人”的观念的内容如何呢?这些都是首要研究的问题。多年以来,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以“人”为中心问题。既然以“人”为研究的中心,应该是具有“人”的观念的。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的观念,与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人”的观念,必有显著的不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法律与王权：中世纪英国法治观念的嬗变及其内在逻辑——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布拉克顿和约翰·福蒂斯丘为中心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世纪英国法治兼容并包,融日耳曼法、教会法、罗马法和普通法之思想精髓于一体。日耳曼的习惯法使“王在法下”观念深入人心。罗马法和教会法的传播和影响推动英国法治理性化,但带有浓厚的神权政治色彩。在普通法的影响下,英国法治思想日趋制度化。中世纪英国法治思想的演变体现了法律至上和政治民主的双重逻辑。法律至上体现了法与权的关系,规定了王权的法律边界;政治民主体现了官与民的关系,强调民主制度对王权的控制。在观念与制度的交融下,法治观念以制度为载体,制度以法治观念为灵魂,并且形成了“以司法制约权力”、“君民共治”的制度文化。这种独特的法治传统推动英国政制向议会主权和混合政体的方向演进。     

系谱学的自我观念与懦家的示范伦理学

本文讨论了传统儒家哲学自我观念中“普遍性自我”、“有机性自我”与“关系性自我”三种主要理解模式中的各自缺陷,并借助于对汉字如何在历史上“系谱学”式的生成过程的了解,提出“系谱学自我”的观念,认为“系谱学的自我”观念将有助于将儒家伦理的本性理解为一种共同体的和示范型的伦理,而不是绝对个人主义的和律令型的伦理。     

语词观念、知识统绪与人文学术的问道意识：人文语义学建构

人文语义学的学科建构就是确立语词的基础地位,对包裹着层层人文观念的重要语词进行深入剖析和探究,它借鉴并突破传统的关键词研究,提出“以关键词为依托,以观念词为寻绎对象”的学术路径,借助观念史和概念史的学理资源,将语词观念置于学统、政统与道统的知识统绪中,通过深入梳理剖析观念词中的思想史与观念史命题,从语词视角出发思考人文如何存在、人文意义如何生成以及人文价值如何接续等诸多问题。人文语义学植根语词,聚焦观念,关注“一与多”的关系,它以问题为切口,以问道为目的,既尊重多元观念的客观存在,又要有协同化一的理念追求,旨在联通过去与现在,沟通自我与他者,实现自由理性下的平等对话、交流,以期在人文共同体的指归下走向未来。     

当代华北乡村家庭关系的变迁与变异——基于一则家事纠纷的分析

受到了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在当代华北乡村家庭关系中,一方面,家庭成员逐渐摆脱了对家庭共同体的绝对依赖关系,成为平等和独立的个体.平等、民主、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等新型家庭伦理观念日益成为构建乡村家庭关系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乡村传统伦理型家庭关系出现了代际间非对称性的权利与义务观念,甚至子辈可以对父辈做出各种不敬行为.     

论传统伦理观念对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影响

作为主流文化的我国传统伦理观念,如封建宗法等级观念、儒家传统“忠”、“孝”观念等,对于亚文化层次的企业管理思想以及管理实践中企业价值观和企业内行为规范有着深刻的影响,致使我国企业中形成了几十年一贯制的不平等的上下人际关系,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对企业领导者个人的人身依附关系,某些管理干部的“权威人格”等等。本文指出,这些消极落后因素对我国企业管理的现代化产生了严重的偏离和阻碍作用,已成为企业改革进程中的顽固对抗力量。     

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学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文”与“道”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士”与“道”的关系上;而“士”对“道”的承担又必须通过“教化”与“入仕”两个现实途径来实现。这二者皆使“士”与“政道”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作为“载道”之工具的文学也因之具有了同样的特性。从“王权”的角度而言,由于传统士人对君王“圣性”的期待与歌颂以及事实上君王权力的无限,极易导致自我意识的膨胀及在文化上的专制,形成“文学为王权服务”的观念。     

周公“德治”、“礼治”思想的法文化启蒙意义

通常我们在谈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礼治”思想的产生时,会将其归功于孔子。然而,经研究发现,“礼治”思想的主体来源于周公。周公“制礼作乐”不仅开创了中国礼乐文化之先河,也为中国儒家“礼治”法律思想奠定了基础。此外,周公确立的“德”以及“仁德政治”之观念亦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德治”思想的起源。因而本文将着重介绍周公“德治”和“礼治”独创思想之产生,以昭示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启蒙意义。     

论中国近代西方设计观念对传统设计观念的冲击

中国传统设计是基于农耕文明的封建社会手工艺体系而发展的,曾经一度辉煌;清末统治阶级“重道轻器”、闭关自守、忽视创新的观念造成了近200年的设计滞后,鸦片战争迫使国门洞开,各阶层的传统观念才被动地发生了“千古未有”的转变,“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以及各种民用企业引进了西式机器和工业设计,改变了过去一味拒斥西方设计的观念.无论从道器观、夷夏观、人才观还是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显示出西方设计观念对传统设计观念的强烈冲击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