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离与追逐:中国大陆的新时期纯文学

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的文学,在当代中国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一种源于20年代,进入新中国以后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社会思潮,胁迫、驱使也抬举着文学充当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主义社会实践的宣言和辩护词。文学乃成为一种先验的镜像,给了乌托邦政治以虚幻的信心,鼓舞着后者高蹈在反现实的革命高调中。文学被一向重视舆论作用的革命主体高度重视,其宣传功能被大力强调,它的另一面就是审美本性的不断丧失,终至沦为革命功利主义的仆役。这种革命功利主义文学,在“文革”中达到了颠峰也走入了绝境。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乌托邦文学现象

随着时代社会的演变,到了今天,"乌托邦"本身的内涵已有了更大的拓展与丰富.乌托邦现象不仅在中国文学里有其独特的一席之地,在欧洲文学中也是不胜枚举,而处于东西交流、多元文化语境中世界文学的乌托邦现象更是异彩纷呈.中西文学的乌托邦现象虽存在着共同之处,但其表现特征却是大异其趣的.     

世界文学中的乌托邦现象论析

随着时代社会的演变,到了今天,"乌托邦"本身的内涵已有了更大的拓展与丰富.乌托邦现象不仅在中国文学里有其独特的一席之地,在欧洲文学中也是不胜枚举,而处于东西交流、多元文化语境中世界文学的乌托邦现象更是异彩纷呈.中西文学的乌托邦现象虽存在着共同之处,但其表现特征却是大异其趣的.     

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

乌托邦的意愿不仅在空间上普遍存在,而且在时间上也持续不断.在西方哲学、文学和政治理论中,一直有一个想象最美好社会的丰富传统.鸟托邦是人在现世、在人间建造的理想社会,而不是关于灵魂与天国的幻想.儒家影响下的传统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中世纪欧洲的世俗文化模式.中国这种往古的乐园并非由原罪而丧失.也没有宗教的含义.中国虽然在西方传统之外提供了另一种乌托邦观念,但并未形成一个乌托邦文学的传统.乌托邦尽管有文学虚构的形式,更重要的特点却在于其寓意和内容.在政治理论和社会生活实践中,中国文化传统有许多因素具有乌托邦思想的特点.     

走向"审美乌托邦":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

"纯文学"意识的确立在现代中国经历了萌芽、发展和调整综合三个阶段,对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批判是其一以贯之的目的,但纯文学思潮在不同阶段仍然显示了对于审美和文学理想的不同理解.经过不断的自我反思,纯文学思潮最终把自己的文学追求定位于"审美乌托邦",既坚持了文学相对于现实功利的独立性,也保证了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精神追求的严肃性.纯文学思潮丰富了现代创作关于文学的理解,也促进了创作的繁荣,但由于理论的缺陷和时代的限制,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仍然是一种不完善和未完成的理论.     

颠覆与维护--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透视

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通常并不是现实的客观呈现,而是具有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色彩,前者重在颠覆、质疑本国的现实,后者旨在维护、保存本国的秩序.中国既是英国作家颠覆、质疑本国现实的理想国,发泄不满、寄托希望的救赎地,也是他们整合自身、彰显自我的对衬物.自中世纪以来,中国之于英国作家一直作为这样一个他者被想象,被塑造,被赋予颠覆与维护两种功能,被置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极间的张力上.     

文学与乌托邦

本文以乌托邦情结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条发展线路,即由现代文学的虚构乌托邦到当代文学的践行乌托邦,再到上世纪90年代的乌托邦破灭。乌托邦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虚幻但又需要的情感,而不是一种价值和道德,更不是一种理性。不少文人也在这种乌托邦的虚构和践行中得到了心理补偿和情感慰藉,这是弱国子民在特殊历史境遇中的文学宿命。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不用之用"

作为文学功用观的"不用之用"是体现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现代审美主义文学的典型话语,因而也是考察20世纪最初30多年间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重要线索.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审美主义是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反对派,相对于后者来说,它是一种制约和平衡的力量.对"不用之用"的强调,标志着现代美学、现代性文学观念的确立,不过也应看到,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审美主叉的文学现也带有明显的局限.它满足不了急切的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     

乡土乌托邦的建构与消解——解读文本中的湘西和商州

关于乌托邦的意义阐释，其表层更多意指人们所追求和渴望得到的一种与现实相对立的社会制度，以及在此制度支配之下的未来社会的生存图景，即完美无缺而又无法实现，只存在于乌有之乡的理想国度；而在引申的层面上，它则常常成为“理想”的同义词。由于极其漫长的农耕文明的制约，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往往以乡土社会图景的呈现作为表现方式。然而，在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乡土乌托邦建构中也自然潜存着消解的倾向，典型如在沈从文、贾平凹分别关于湘西、商州的文学建构中，便不请自来地存在关于乡土乌托邦解构的对话。     

左翼红色经典的意义

一个时代的文学,一定会有在观念上甚至文体方面的基本取向,以致构成该时代的主潮文学和主潮性文体.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就其主流部分而言,文学都是作为工具的存在而服膺于政治使命.左翼文学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和政治化倾向显现出与"五四"文学截然不同的品格.如果说,"五四"是人的自觉和文学的自觉的时代,三十年代是阶级的觉醒和政治意识觉醒的时代."五四"文学主潮是人的文学、三十年代文学主潮则是阶级的文学求救治化的文学.由此也决定了左翼作家进行创作时,社会阶级分析和政治判断被当成了创作的前提,以革命的功利主义去看待文艺,倾向于将文艺完全意识形成化.于是,政治式写作便诞生了.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历史定位与文化心理分析

鸳蝴派小说是一种在民初共和语境下的追求个人感性解放的文学潮流,革命与言情对他们来说并不矛盾,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情爱乌托邦在共和时代具有了新的特色,那就是一种将情爱乌托邦付诸实践的诉求。爱情在鸳蝴派小说中具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意味,是作为精神信仰的替代物而出现的。鸳蝴派小说代表着一种审美主义的生存方式,它在文学史上的命运沉浮,与现代性文化的内在差异与张力有关。     

在中西古今之间--道家文化与现代审美文学观之中国化身份的取得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功利与审美文学观的对峙,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壁垒森严,功利主义文学创作中未必就缺乏审美所能给予主体的"愉快"或"快感";以追求"主观的合目的性"与"主观普遍性的快感"为满足的审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审美的功利主义".中国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形成基础是什么?中国现代审美文学观在哪一个层面上与功利文学观形成对峙?道家文化资源在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以及在哪些层面作出了贡献?在"影响的焦虑"下借鉴西方审美文学观的本土性基础在哪里?审美文学观的东传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意误读"?本文对此作了探讨.     

文学与美学功利主义

文学艺术和美学一向在对功利主义的超离和依附之间震荡。所谓“功利主义”即通常所说的“利益趋动”，这里“利益”的涵义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超物质的。在文学作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之前，文学的功利主义问题并不直接表现为物质的，而与文学作用于人们与社会的方式关联。这种作用方式即通常所说“文学的功能与作用”。文学与功利主义的关系就表现为怎样利用和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就人类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来看，由于文学对人们的精神方面的作用，作家所以才被看作为“灵魂的工程师”。对于阶级社会，由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文学功利主义表现为…     

传统文化因素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消解

五四新文学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方面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另一方面,也使新的文化、文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亦即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性":功利主义文学观消解了新文学对纯文学的超越性;个性解放的追求最终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觉悟和整个社会的"立国".这样一来,"个人本位"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社会本位";民主诉求同样遭遇了本质变异的命运,最终被民粹主义所淹没.鲜明的"中国因素",使中国现代文学循着自身的逻辑由极具"现代意味"的启蒙文学逐步呈现出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等多种形态.     

地域文学文化与地域性文学事功

文学功利主义在文学理论范畴一直是被否定的对象,但在文学文化建设,尤其是地域文化建设方面,文学功利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特别是在社会事功的建构之中,文学功利性的讲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文学事功在社会意义上的展开,即形成了一个地域的文化建设的一定格局。一般而言,这种地域文化可以自然形成,但如果一定地域有一定的规划、奖励或其他措施有意形成,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文学事功的讲求在文学创作的理论方面是不值得提倡的,但在社会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意义上则应另眼看待。     

作为“反方案”的反乌托邦文学

乌托邦文学创作的主题经历了从古典反乌托邦小说的理想瞩望、近代乌托邦文学的未来社会方案设计到20世纪反乌托邦小说对现代性方案的反思和批判三个阶段。反乌托邦小说表达了对当代社会科技与政治领域严重弊害的深切反思和对未来社会恐怖图景的绝望与反叛。这种绝望与反叛并非对现代性价值理想以及"进步"观念的全然否定,而是以一种"反方案"的方式表达着作家们对未来的筹划,是人们热切期盼健全、合理的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情结的另类形象表达。     

类型与指向:新文学大众化分析

大众作为一种激进的力量在近代以来得到重视。他们是激进革命的主要参加者 ,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大众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激进的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了这种情况 ,于是也掀起了文学大众化运动 ,以期为社会革命服务。在中国先后出现了三种文学大众化 ,即情感大众化、文化大众化和思想大众化     

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意义生成与辩析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联,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两个概念在主流文学史的阐释框架内被不断追加与重写,导致概念内涵不断扩容与泛化。从原初内涵看来:"革命文学"指的是左联成立之前未被组织化的革命作家在当时社会情境下对革命的一种自觉、主动的文学反应;"左翼文学"指左联成立至解散这个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其同路人作家反抗国民党政权文化围剿的文学实践。这样的界定既考虑到了革命文学提倡的阶段性、复杂性,又指出了左翼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将其与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等概念区别开来。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厘定不仅是为了推进左翼文学研究,也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定位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乌托邦文学与反乌托邦文学渊源之比较

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是两种关系紧密的文学体裁,它们描写的都是秩序井然的社会,但乌托邦小说的作者是以热情的口吻,叙述对乌托邦的向往;而反乌托邦小说的作者则以冷漠的态度,表达对乌托邦的怀疑。本文通过对两种文学体裁产生和发展的渊源的比较,揭示了两种文学体裁内在的关系。     

反思“先锋”:背叛与溃退——个接受美学的视角

包括1980年代朦胧诗潮和先锋小说在内的文学实验,以语言革命和形式实验为其先锋质素,开启了与20世纪以来现代文学传统不同的文学空间,推动了语言、形式、审美维度的回归.这种背叛与对抗的文学实验对读者的既有审美惯性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甚至导致了读者的缺席.这使文学社会学意义上的诸多传统命题再次提上了讨论的范畴.接受美学理论的意义并非仅仅局限于文本意义构成的学理分析,而是同时提示了如下问题:将文学视作一种纯粹的语言实践显然是乌托邦化的,重要的不是撇清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而是关注并考察文学之于现实与社会具有哪些可能性:文学应该为何以及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