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20世纪80年代至今,现代性理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也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革命-政治性叙事话语向现代性-文化叙事话语的转型。在这一转换中,“十七年文学”以及作为其渊源的30年代左翼文学,却被许多研究者认为不具备现代性而受到冷落和摈弃。实际上,中国的现代进程,具有独特的中国现代性的品格,在相当长时段里,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心的。相应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命题,是对现代民族共同体和未来中国的独立强大的热烈想象,以及热切认同和赞颂。这一特性与世俗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多重因素。     

“文学”与“文章”——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

从文学的角度探索和反思现代中国文学的形成,可以看到文学与文章在新文学中的重要作用。文学作为途经日本的回流语,在促进文学产生的同时并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文章作为西欧文学的译语,成为鲁迅、周作人反抗作为回流语的文学、复古的文学和纯文学的特别用语。而文学与文章以其对抗性的存在和转化构成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征。     

“后新时期文学”：历史语境与文学现代性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于文坛的＂后新时期文学＂是一种不同于＂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经典文学的全新文学-文化事件。这一事件的出现,既标志着中国文学在＂后新时期＂的各种文艺思潮和复杂社会语境中的巨量发展,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历史进程和民众生存生活的深刻变迁,并与一种全球性的新型世界观和一种新的社会重构认同及价值迁延相关联,是这诸多社会文化症候在文学领域的操演。基于这一认识,＂后新时期文学＂的价值就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诗经》中的底层文学表述问题

对"底层"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晚近文论的一个重要现象,它可能意味着当代文论又一次转折的开始.我们的对话<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参与了这场刚刚开始的讨论,尝试提出一系列问题,引起的批评意见分歧多样,许多问题值得深入讨论.本笔谈试图对以下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底层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底层的自我表述及其公共化;现代性话语谱系中的底层问题;消费意识形态对底层想象的冲击;<诗经>中的底层文学表述.     

“和解”美学的现代性生产与跨族群想象——以“康巴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表述是一种再造主体性行为。由于“康巴”地域的异质性及其表述历史的晦暗不明,“他者”表述成为“康巴”形象/记忆建构的基本方式。以还原“真实的康巴”为修辞论目的的康巴文学,亦时常被纳入“地域文学”意义生成谱系框架加以研究。然而,当前学界以康巴文学地方性知识景观叙事性特征而将之纳入地域文学阐释逻辑,以其对地域性景观的真实性表述作为评价其成功与否的标志,其实误读了康巴作家群及其文学。康巴文学不是张扬“对抗的美学”,而是强调多元文化/族群“和解”的美学表述,预示了多民族文学发展某种新的可能。只是受制于后学理论话语影响,多民族文学的“和解”美学生产问题尚未引起研究者重视。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现代性的文学体验与大都市的空间改造——读戴维·哈维《巴黎,现代性之都》

现代性的文学体验与资本主义从19世纪中期以来对大都市的空间改造密切相关,这种都市空间的改造首先从巴黎开始,在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波德莱尔等人的作品中被折射出来。大都市的空间改造体现了现代性的进程中以"创造性的破坏"和"时空压缩"为特征的物质化过程及其在情感体验上的结果。在文学上反映出来的陌生感、异化感、孤独感等,则可以被理解为"时空压缩"所带来的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中的迷惘、紧张乃至惊恐的内心体验。就此,哈维的《巴黎,现代性之都》为我们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具体例证。     

作为方法的“文学上海”——上海与文学关系的反思与重建

“文学上海”(Literary Shanghai)是在“海派文学”(Shanghai Style Literature)、“上海文学”(Shanghai Literature)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旨在重建上海与文学、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文学上海”在结构上包含“文学中的上海”、“文学化的上海”以及“文学与上海”三个层次,另一方面,“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上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百年上海文学历史中,被不断书写.     

想象城市的一种方式——以天津为例——作为想象城市方法的“津味文学”

对于津味文学,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人们可以从文学、艺术及美学的角度提出种种问题和想法,辩解或批评这一现象及概念的正当性。如果我们把津味文学放置在城市,从文化的角度观察文学与城市的双向互动过程,就会发现作为文化符号的津昧文学,或许是想象城市的基本方式,也是我们解读和进入城市的主要通道。     

论“80后”文学的想象世界

由于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80后"文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特色,在文化市场和文学界掀起了一场文学风暴。尤其是他们想象丰富,为广大青少年受众创造出了一个个臆想出来的梦幻世界,使得他们的文本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审美特征。     

政治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新时期文学叙事中的景观变迁

在新时期文学叙事中,政治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成为审视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视角。而当代文学中对宝塔山、天安门、长安街、长江大桥等一系列景观的书写也暗合着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主体叙事。这种迁移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也表达出不同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审美观念的更新。     

政治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新时期文学叙事中的景观变迁

在新时期文学的叙事中,政治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成为审视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视角.而当代文学对宝塔山、天安门、长安街、武汉长江大桥等一系列景观的书写也暗合着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主体叙事.文学叙事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也表达了不同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审美观念的更新.     

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两岸华文文学视野中的“民国文学”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利于为两岸现代文学与华文文学研究寻找到新的连接点,作为文学遗产的“民国”应该跳出政治定义的窠臼,发掘其更为深远的精神价值,共同关注1912至1949的民国文学则是理性梳理现代文学传统的需要,也是发掘“台湾文学”民族文化基因的当然,民国文学为两岸华人记录了共同的历史命运,是我们相互观照、彼此对话的精神基础。     

文学政治关系考论——评方长安著《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正>近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对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作了颇为深入的研究,关于十七年文学的发生、思潮流变、重要作家作品等方面的研究专著不少,但很少有人从中外文学动态关系角度论述新中国十七年文学,更没有全面系统地梳理、研究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的论著。2009年9月,     

由晚清“小说界革命”到五四“人的文学”——兼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成长

在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中,梁启超以“小说界革命”为手段开启民智的思考,试图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后,鲁迅也从强国的角度,提出以摩罗诗警醒民众的“立人”主张,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引进国门。至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时代浪潮中,“人的文学”浮出水面。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展现了“现代性”的成长历程。     

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

"现代性"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阐释的关键词,然而,"现代性"这一概念却在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们那里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在今天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阐述当中,这些概念的歧义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对于实际文学问题的真切把握,影响到了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深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学术界的首要任务不是继续卷入"现代性"话语的混杂声响,而是重新检点我们的阐释立场,以期对中国文学的问题本身有真正新的发现.如果是为了"问题"本身的展开,"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存亡是无关紧要的.     

文学上海的精神漫游--论朱蕊的《上海之妖》

朱蕊的散文《上海之妖》,立足上海,却放眼世界。在写出上海的外在形貌和内在气质、历史文化和精神蕴含的同时,还展示了作者从上海出发,实现“世界”漫游的人生／心灵之旅。在用文字呈现上海和“世界”的过程中,作者融现代的敏锐与古典的雅致于一炉,使《上海之妖》在艺术上具有一种既充满现代意识又具有古典神韵的别致。     

生态批判与人文反思——论21世纪以来“城市病”的文学书写

21世纪以来,“城市病”成为文学重要表现内容,其通过隐喻的方式映射城市发展现实问题,体现作家的批判立场。在文学作品中,“城市病”与人的病症在生态层面呈现出交互性,在人文层面存在同构性,而且作家对“城市病”的批判常常与乡村乌托邦建构相对应,体现了城乡价值对立的思维。在“城市病”文学书写中,作家通过时空维度建立城与人病症的联系,挖掘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但在主题表达、写作姿态、介入视角等方面也存在种种问题和不足。随着城市生态和人文环境的发展以及城市文学的不断成熟,文学对“城市病”的书写将走过自觉阶段,在现实性和文学性两方面形成新的突破。     

“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中国形象作为令人紧张的"他者",纠缠着日本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表现出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特有焦虑。离开"中国",日本的现代性既可能迷失自我,又可能迷失世界。在"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的"他者"之间,"日本什么都不是",越是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身份危机,日本就越发强烈地希望从仰慕西方贬抑中国的"文化势利"取向中确认自身。"陷害"日本现代性身份并进而"诬陷"中国形象的致命观念,恰好是西方现代性。跨文化形象学不仅关注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还有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问题。     

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城市文化书写研究——以“老北京”与“大上海”的文学考察为中心

城市文学书写,是个永恒的主题。自从城市形成以来,历代作家采用不同的形式,用文学之笔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真实、富有历史文化感的城市景象。因不同区域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城市亦如人,表现出千差万别的文化性格。文化人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年轻学科,其研究的重心,最终都必须落实在＂人＂的问题上来,文学是人学,而城市文学是城市人的文学,采用文化人类学独特的视角对城市文学进行解读,会有新的收获。文章主要选择从老舍与张爱玲小说中对各自熟悉的城市生活的叙写,揭示城市文学与城市文化互为表里的深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