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厥灭亡前政权内部的矛盾冲突

唐太宗初期,随着全国的统一,唐政府一直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彻底解决突厥威胁,后来政权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倾斜,是唐攻灭东突厥的根本原因.唐太宗消除东突厥威胁从政权角度来看,一是完成统一巩固政权;二是乘东突厥政权分裂造成的分崩离析之机以安定北方.     

马楚政权统治集团本土化略论

马楚政权是五代十国时期以今湖南地区为主建立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在近七十年的统治过程中,其统治集团经历了一个由蔡州军将集团到马氏家族集团再到湖湘土著集团的变化,发生一个统治集团的本土化现象.马梦政权统治集团的本土化是南方九国政权中外来统治集团本土化的典型代表,对揭示五代十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内在规律具有启发意义.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高僧关系探讨

十六国时期就国家政权与佛教高僧关系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后赵政权与佛图澄、前秦政权与释道安、后秦政权与鸠摩罗什及北凉政权与昙无谶。通过考察这四组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高僧的关系,可知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统治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高僧的结合经历了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利用,佛教的传播也是由粗放传播到理性发展。     

颉利可汗与东突厥汗国的衰亡

东突厥汗国末世合法国君突利可汗徒居虚位,摄政王颉利可汗独掌大权,自此开始了这一汗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在此期间唐朝却日益强大起来,胜利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颉利可汗政权所进行的一系列反唐活动都不能扭转这一总的趋势,结果导致东突厥汗国的灭亡并以降唐为其最终归宿。     

北宋政权与西北吐蕃各部的关系

唐末吐蕃王朝解体后 ,历五代至宋初 ,我国西北地区的吐蕃经历了一个由极端分散 ,各自为政 ,又逐渐走上局部统一的历程。西北地区的吐蕃各部先后建立了凉州六谷部联盟和河湟地区的厮两个地方政权 ,出于抵御西夏的需要 ,这两个政权先后依附于北宋王朝 ,主动与之接纳关系。文章从北宋与西北吐蕃部落间政治、经济交往的过程入手 ,对双方间的关系作了简述。     

新中国初期成都区一级行政体制形成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初期,各城市在经历短暂军事管制后开始了基层政权的重建.其中,区级政权在整个城市政权体系中的定位不断地发生变化,其组织机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成都与新中国初期其他各城市相似,其区级政权的重建,经历了接管区公所,创设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区人民政府的探索过程,最终区人民政府成为城市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区一级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为新中国初期城市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突厥、回纥与唐朝关系再比较

东突厥、回纥是在我国北方先后兴起的两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都与唐朝来往频繁,但民族关系的主流却截然相反,虽对唐都有军事援助,但唐朝皇帝向它们借兵时的心态大不相同,它们对唐军事援助的作用及留下的后遗症也不尽相同;最终虽都统一于唐,但其统一于唐的方式大相迥异。对其作些比较,探究其中原因,将会有助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深入研究。     

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楚国论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 ,楚与周是南北对峙平行发展的两个政权。几百年间 ,战争不断。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周王朝逐步衰微 ,而楚王国日益强大 ,北方逐步分裂 ,而南方渐渐统一。楚国对中国的统一大业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秦统一中国的大部分工程已由楚国完成。不仅开拓了广阔的疆域 ,而且融合了南方各个民族 ,秦完成了统一 ,但只是一个序幕 ,最终完成中国的统一 ,建立稳定政权的仍然是楚人。南楚的文化与中原地区大不相同。北方的思想家重视政治伦理 ,南方的哲人关注宇宙自然。中原的文学泥着现实 ,具有现实主义精神 ,南楚的文学富于幻想 ,闪耀浪漫主义光辉。南北文化融合而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     

西夏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西夏是我国北宋时期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政权建立后,治内民族众多,各族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外一方面与辽、宋争立正统,另一方面又有被辽、宋、吐蕃三方夹击的危险。从整体来看,西夏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党项李氏除了继承前代中原地区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之外,又结合自身的民族特性,对当时的民族关系作了新的认识和总结,形成了西夏独特的民族关系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对蒙元统一全国有着借鉴意义,而且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论"品式":西晋《户调式》、北魏《丘井式》、隋《输籍样(式)》

两汉的"式"制取"样"的意思,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构成"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品式"普遍化,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的规定.<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样"方面的规定,用作划分户等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北魏<丘井式>是户籍编造的样式.<输籍样>仿自<户调式>,也用来"定户上下".<通典>不懂"品式"制,把<户调式>中修饰"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即"占田"、"课田"从"式"中抽出,当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把<丘井之式>中的"均田"幌子当真,视其为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把<输籍样>解释为"轻税"之法,目的在于挖"浮客".<通志>、<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些错误,并一直影响至今.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论宋明儒家的“习心”思想

一直以来,儒家人性论以"性善论"为其主流,因而关于"恶"的论述并非他们的理论重心。但是在宋明儒家的理论中,"恶"的问题却以另外一个概念——"习心"的方式进行着讨论。他们认为,人有"习心",便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之所以出现道德之恶的根本原因。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观点在宋明儒家理论中的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习心"是如何产生的,即"习心"的生成论问题;二、它是什么,且为什么是恶的,即"习心"的价值论问题;三、它怎么体现在人的行为中,并且又如何在道德实践被清除掉,即"习心"的实现论和否定论问题。     

唐宋榜文考

榜文是中国古代政令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国家实现对民间社会事务管理与控制的重要工具。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早在汉代,肩负信息传播功能的榜文就已经存在。唐宋时期,统治者对榜文的重视与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在制定程序、核准、备案,包括榜文纸张的选定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对规范的制度。     

论明初高丽王朝与明朝的关系

本论述了明初国内及周边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的形势,为了避免故元势力与高丽联手,全力翦除故元势力,明初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高丽恭愍王也积极向明。然而,恭愍王被弑后,亲元派上台,与明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浅析明清以来山西典商的特点

明清时期 ,山西典商长足发展 ,其数目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 ,其他商帮难以比拟。文章主要论述了山西典商在蓬勃发展中所呈现的开设当铺多 ,从业人数众 ;北多南少 ,分布广泛 ;资本构成多样 ,实力雄厚 ;经营灵活 ,业务多元 ;内外治理 ,严格有效等五个鲜明特点     

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大同地区在东汉和东晋时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侣的活动。大同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应为建于东汉时期的通光寺。东晋释道安和慧远等高僧在浑源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的悬空寺有可能始建于东晋时期。大同佛教史应该引起史学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试论唐朝初年的唐丽关系

唐初,唐王朝对高句丽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怀柔安抚政策,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期间,亦一直奉行亲唐政策,尽力处理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使得这一时期唐丽处于蜜月期,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两汉前期世风之比较

西汉前期和东汉前期的世风表现出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对二者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汉朝社会的认识。从分析两汉的社会背景入手,分四个方面对比了两汉前期的社会风尚,即出身观念、奢侈、守礼、区域性特征,由此得出两汉世风差异的原因在于统治社会的思想不尽相同以及作用差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