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联邀集学术工作者举行座谈会揭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和二十三日下午邀集上海学术界部分同志举行座谈会,批判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抛出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会上一致指出:这是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践踏“双百”方针、大规模地迫害学术工作者和摧毁学术研究机构的开端,今天必须彻底清算。与会同志指出,姚文元的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经过“四人帮”一伙精心炮制的。事后,张春桥曾毫不掩饰地说,此文最重要之点就是“引蛇出洞”。很明显,其目的是利用关于海瑞的讨论,向学术界、文艺界以及党内一大批领导干部开刀,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发出信号弹。当时,受“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举行两次座谈会,以征求对该     

也谈社会必要劳动对价值形成的作用——与曾启贤同志商榷

《江汉学报》1962年第9期发表了曾启贤同志的文章,讨论到“社会必要劳动”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对研究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等问题都有益处。所以我也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向曾启贤同志请教。曾启贤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根据经典著作,提出了对社会必要劳动的两种解释。为讨论的方便计,也为正名计,我觉得他所称的“前一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可以称作“单     

第三次吴文化学术座谈会记述

江苏省第三次吴文化学术座谈会,于五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常州市武进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广东及江苏有关博物馆、文管会、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专业工作者共四十七入。座谈会受到常州市和武进县宣传文化部门的关心和支持,常州市博物馆、淹城管理处和苏州博物馆的同志,为座谈会做了充分的筹备工作。这次学术座谈会是继在苏州、常熟召开的两次吴文化讨论会之后的又一次专题学术活动,主题是围绕“淹城”,讨论吴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吴城”的问题。这次学术座谈会的特点,一是重点明确,抓了淹城这个典型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城”,是一国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集中体现着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对“淹城”作     

感性认识阶段有无逻辑思惟活动的问题

在一九五三和一九五四年中,“新建设”曾举行了关于巴甫洛夫第一、第二信号系统与毛主席“实践论”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问题的讨论。问题讨论的中心虽然不是关于逻辑的问题,但在讨论的过程中所发表的某些文章里面,曾附带涉及感性认识阶段有没有逻辑思维活动的问题,而没有加以讨论和很好的解决过。根据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对这个问题大约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主张感性认识阶段有逻辑思维活动的,在冯增信同志的文章中说得较为明显。他说:“感性认识的得来,也可能经过很多思维,而任何真正的认识,也都必须表现在思维的形式、表现在概念和判断上。”这就是说感性认识阶段有逻辑思维的活动。另外也有反对冯增信同志这种观点的。例如胡瑞祥同志曾指出说,冯增信同志是“把理性认识阶段的‘高极思维’、‘概念’、‘判断’和第二信号系统的活动纠缠在一起,看到感性认识有第二信号的积极参加,就在认识的感性理性阶段,都是统一     

谈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个概念

<正>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是我们这个每两月举行一次的座谈会的名称,也是这个座谈会长期讨论的题目。这个座谈会从去年二月第一次会议开始,一直按期开会,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参加座谈会的人越来越多,有一些同志是后来才来的,因此我觉得应该占一些时间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作点解释。 我打算用拆字先生的办法,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拆成五段,几个字几个字地来作解释。先解释“战略”这两个字,然后解释“经济社会”四个字和“发展”两个字,再解释“社会主义”四个字和“中国”两个字。我想采用这个办法可以使这个概念讲得更清楚些。     

对唯心主义哲学要作具体分析

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过一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内著名的哲学家、哲学教学及研究工作者一百余人。这次座谈会,讨论了哲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如: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对于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等。会议讨论非常热烈,充分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这次座谈会上的一些主要发言和重     

广东文、史学界开展关于《海瑞罢官》問題的討論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引起了广东学术界极大的注意。广东历史学会、广东语言文学学会筹委会和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文科的有关的系和专业,都先后就《海瑞罢官》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大多数同志认为,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和很中肯的批评意见,把问题提到了原则的高度。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服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必须得到正确的解决的。一些同志在发言中,具体地分析了海瑞的“退田”和“平冤狱”的历史背景及其阶级实质后指     

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

今年二月九日,《安徽日报》发表了皖春同志为了答复读者的问题而写的《怎样理解“矫枉必须过正”》一文。这篇文章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展开热烈讨论。讨论开始以笔谈的形式进行,以后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安徽日报社又联合举办了一次座谈会,充分交换意见,展开争鸣。在这个过程中,讨论的内容也逐步由对于“矫枉必须过正”的具体理解,转入到对于认识论一些根本问题的探讨。本刊这期选择了几篇笔谈和讨论的文稿,发表于后,以供读者参考。     

广州经济学界继续座谈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

继二月中旬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的座谈后,广州经济学界于二月廿八日及三月四日又先后举行两次座谈会,就已经提出的论点,进一步展开了讨论。参加这两次座谈会的同志,有许多是业务部门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如广州市计划委员会、广东省计划委员会物价处、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广东拖拉机厂等单位均派有经验的负责同志和业务人员参加座谈。在达两次座谈会上,许多同志     

对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的再认识

报告文学——新闻报道的有力的武器和文学战线的“轻骑兵”,随着我国人民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历史性的转折而得到巨大的发展。报告文学的创作空前繁荣(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作品的多样性,以及作者队伍的壮大),有关报告文学创作理论的讨论也异常的热烈,近几年来就有几次全国性的讨论:1979年6月全国三十一所大专院校和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在武汉举行报告文学座谈会,1982年《文汇月刊》、《时代的报告》先后开展报告文学专题的讨论。这二次讨论都涉及到报告文学的性质、创作方法、时代精神、真实性等原则问题,比较1963年首都新闻界和文艺界召开的报告文学座谈会,对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的讨论都大大深化了。但就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这个核心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关于报告     

从形式逻辑看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

上月二十二日,在上海哲学学会和学术月刊编辑部所举行的座谈会上,由于胡曲园同志的启发,我曾提出几个有关“矛盾”的问题。后来继续听了其他同志的发言,尤其是听了彭康同志的总结发言,使我重新考虑我所提出的这些疑问。在最近几个星期内,我曾把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其它有关“矛盾”理论的文件再反复地阅读,我觉得还有继续讨论这些问题的必要。因此,我借着这一次机会又把这些问题提出。我在上次座谈会里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但对抗性矛盾是否都是敌我矛盾。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曾问,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这两个名词所表现的概念是不是同一概     

一个日本军国主义走狗的自供状——评张春桥的反动文章《济南》

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海《中学生》杂志第五十一期上,刊登了张春桥的一篇题为《济南》的反动文章。张春桥在这篇所谓“济南游记”里,大写其“景”,大抒其“情”,大发其对国事的慨叹和议论,活活暴露了他的汉奸、卖国贼的卑鄙无耻嘴脸。这是一篇难得的妙文,读了使人眼界大开。文如其人:张春桥不仅是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吹鼓手、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而且还是一个日本军国主义的乏走狗,一个卖国求荣、奴颜婢膝的民族败类。     

“按劳分配”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结

一“按劳分配”还能不能发揮积极作用关于“按劳取酬”的問題,近来颇有些爭論;这爭論大体上是随农村开始实行“部份供給制”展开的,等到城市工人也提出要取消“計件論资”之后,对“按劳取酬”的非议就更多了。曾經有一个时期,“按劳取酬”被說得好象是就要完結其历史使命的东西;甚至被說成是从来便不該有的东西;这是片面的看法。首先我觉得应該指出的是:某个制度是否合理和是好是坏,是一个問題;某个制度是否会成为客观存在,又是另一个問題;把“按劳取酬”說得再坏些,也并不等于这个制度就該馬上消灭。     

省社科院省社联召开理论界座谈会讨论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问题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下午,省社会科学院和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召开理论界座谈会,学习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讨论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省社会科学院、省委党校、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等单位从事理论研究、教学、宣传工作的同志和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会负责人共四十多人。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联系实际,列举了理论界精神污染的表现。例如,近年来,有人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异化”和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有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说成是     

语言学的阶级性问题

近年来,语言学界有些同志提出了语言学的阶级性问题来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有人认为语言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或者语言学的某些学科是很少表现阶级性的。例如,求知同志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语言学的阶级性问题》,就有类似的主张。他认为语言学中某些学科是没有阶级性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科学中反映出两种立场、两种世界观,并不能说明科学的阶级性”;“从事实上看,语音学、词汇学和语法学方面的真正科学的著作,对各阶级是一视同仁的”。是否能从语言学的历史中得出这等结论来呢?下面想提出有关语言学阶级性问题的一些个人的看法。     

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 发挥多种经济规律的综合作用

经济规律体系问题,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问题。《经济研究》编辑部、山东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会、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共同发起了一次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体系座谈会,邀请了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江苏、安徽、四川、山东经济理论界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同志,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三日在济南进行了座谈讨论。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认为,讨论经济规律体系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深化和前进,也是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局面的实践要求。因此,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很大意义。大家在讨论中,也认为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比如:经济规律的总体作用是否一定要表述为经济规律体系?经济规律的内涵如何定?经济规律是只包括生产关系的规律,还是同时也包括生产力的规律?诸规律之间是否有主要的、基本的、可以决定或派生其他规律的规律?诸经济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另外在研究规律和经济规律体系的方法论问题上,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运用经济规律体系问题等等方面,也都存在不同的看法。本刊认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及其体系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存在不同看法是开始研究新问题的正常现象。为了推动这一问题的研究,本刊从这次座谈会的发言中选登如下几篇稿件,以引起讨论。     

谈谈我国史学的传统与批判继承

历史科学如何跟上社会改革的步伐,为“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做出贡献,这是时代给历史科学提出的要求,也是每个史学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其间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便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反思和再评价。为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本刊约请施丁、瞿林东、许凌云等同志写了文章,辟“中国传统史学的讨论”专栏,以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指正。这组文章涉及问题相当广泛,例如,我国史学传统的定性、批判、继承,历史传统和历史教育,史学研究同现实的关系,等等。行文各有侧重,认识有同有异。希望这样的讨论能活跃学术气氛,有助于史学改革的进展,欢迎广大学者、读者给予支持,把讨论逐步引向深入。     

深化改革经济理论座谈会论点综述

《经济学家》杂志社和四川省农村信托投资公司4月14日在成都联合举办了深化改革经济理论座谈会。莅会同志就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与促进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现将座谈会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深入领会邓小平同志且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金钥匙,这是与会同志的共识。刘诗白教授指出,“讲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一九八四年大事记

一月 12月、15日,省社联两次召开部分学会负责人座谈会,分别讨论了经济学会方面和哲学文史学会方面今年的工作安排问题. 14日,省社联机关召开“迎春茶话会”.省社联二届主席汪海粟、副主席薛家骥、三届主席郑康、副主席王淮冰、秘书长范恭俭,省社联王淮冰同志主持了会议.省社科院党委成员以及社联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共二十三人参加.汪海粟、郑康、薛家骥等同志讲了话.     

海南省实行“特别关税区”的代价与途径

前不久,海南省人民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海南省社科联副主席廖逊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就海南省实行“特别关税区”的代价与途径问题发表了他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