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和唐代藩镇

藩镇是怎样产生的?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在唐代长期延续而不被消灭?这些问题,在众多的研究论著中,我们特别重视范文澜、陈寅恪两先生的观点。范老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天宝时期的腐朽政治,使唐朝西、北边境少数民族内附人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融合过程,采取了战争的形式。他又指出,随着落镇割据的结束,内附人与汉族的融合也基本完成。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断言:“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这些对藩镇割据深刻的历史洞察,给我们很大的启迪。现就唐代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来分析藩镇问题。旨在说明中国西、北边地少数民族与李唐政权错综复杂的关系,怎样造成了藩镇割据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     

河朔地区胡化与汉化的两种趋向

学者每每谈论河朔地区,皆称胡化。《新唐书》作者说:“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新唐书·史孝章传》)近人倡导这一观点而且影响最大的是陈寅恪先生。他认为,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都与河朔地区的胡化有关,并直接了当地说:“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唐代政治史论述稿》第27页)这一观点,至今尚少人讨论。我认为,这种观     

中国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主张唐代文化高峰说。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赵宋一代的文化比起唐代文化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学者徐有贞早就说过:“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也曾揭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至于宋史专家邓广     

陈寅恪推崇宋代史学问题发微

陈寅恪对宋代史学大加赞誉,且极力推崇宋代繁荣的文化和自由的治学环境,但他终生并未撰写以宋代历史和文化为专题的论著,这是一个值得考索的问题。陈寅恪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得自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在文化上又主张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因此,他欲寻求中国历史上一个既汲取外来文化又保持本民族地位之案例。然考究其诸多认识均为未经深入研究的观点和看法,多含有主观美化宋代学术政治环境及文化成就的内心向往,只是陈寅恪的个人理想和情感寄托而已。对此,我们应给予"了解之同情"。     

"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学术思想的一个新阐释

许多论者将陈寅恪自己所说的"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理解为"中古之学".本文则认为"古今之学",应为延续晚清经学阵营中古文、今文之学.为证明此种观点,本文将此语置于1930年前后的学术界语境之中,具体地分析了陈寅恪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学人、学风与学术观念间的异同.     

唐长庆销兵政策平议

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宪宗为宦官所杀,穆宗即位,采纳了宰相萧俛、段文昌的建议,实行“销兵”。次年(长庆元年)卢龙朱克融、成德王廷凑相继叛乱,唐廷再失河朔。旧史(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把此归咎于“销兵之失”。已故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则认为元和用兵与长     

从《莺莺传》看陈寅恪的女性态度——兼论唐传奇之美学特质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通过陈寅恪对唐传奇《莺莺传》的笺释来分析唐代的社会风尚,尤其是门第地位对男女婚恋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梳理陈寅恪的女性态度和唐传奇的美学特质。     

新宋学观与陈寅恪的佛教研究

陈寅恪治学,有一个探索中西文化交融汇合之"正道"的情结隐伏其中,由此,其治学便与宋学结下不解之缘.陈寅恪视宋学为传统文化发展高峰,而宋学离不开佛家义理的滋养,故由宋学返之佛教研究便成逻辑之必然.从陈寅恪先生精研佛学中,可洞见其"历史情怀"中的"现实关照".     

解行相应传心法--蔡鸿生《仰望陈寅恪》读后

蔡鸿生的《仰望陈寅恪》是在已有 15本专著、 7本论文集和 30 0多篇论文之后 ,又推出的一本研究陈寅恪其人其学的专著。在这一篇幅不算太大的著作中 ,作者不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陈寅恪之史学 ,其特色在“发覆” ,其宗旨在“求真” ,其功夫在“精思”的新知、新见、新解 ,而且 ,通过几篇研究中西文化史的示范性力作 ,展示了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发覆”史学的可操作性和可学习性 ;通过对当今学术界种种弊端的分析 ,展示了一个比“解读”陈寅恪更为紧迫的任务 ,那就是学习陈寅恪 ,继承其学 ,光大其术 ;而要继承、发扬陈寅恪倡导之“发覆”史学 ,必须力戒当今浮躁之学风 ,以求真为宗旨 ,以“治心”为基础 ,以创新为手段 ,还学术以本来面目。如果说 ,以前的陈寅恪研究多在“解”上下功夫的话 ,蔡著则不仅着眼于“解” ,而且着力于“行” ,堪称一本解行相应的创新之作。     

论陈寅恪对唐代兵制的研究

成书于1979年的《剑桥中国史》第三册隋唐篇（上）之绪论中，道出唐朝“这个复杂的时期”，对无论中国学者、日本学者、西方学者都自有其吸引力；而尤称重陈寅恪对“解释这时期政治及制度史有重大贡献”。本文遂拟就通过探讨陈氏对唐代兵制之研究，见其研究方法及成就。1937年，陈寅恪发表《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此文后收入1946年出版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1957年，陈氏发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其中论点，颇引起学者不同的讨论：王树椒、杜洽、岑仲勉、谷霁光、贺昌群、章群等诸家均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的讨论，更…     

陈寅恪与藏学研究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在继承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近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1890—1969)的学术研究史尤其是藏学(Tibetology)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这篇论文本“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之旨,就陈寅恪先生与藏学研究之关系作一论述。分为三部分内容:⑴陈寅恪研究藏学之脉络;⑵陈寅恪影响下之藏学研究;⑶陈寅恪研究藏学之“经世致用”思想。     

金明馆教泽的遗响

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寅恪先生在寓所“金明馆”开设“元白诗证史”讲席,以口语的形式阐述《元白诗笺证稿》,别开生面。他通过元稹和白居易的著名诗篇探讨唐代社会生活,在时空坐标中考察人事,将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作出明确区分,演示了以诗证史的治学方法。关于杨贵妃入道年月的考辨,事关唐代宫史和王室婚姻的礼仪,并非烦琐之谈,而是解读《长恨歌》应有之义。     

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

虽然近年来学术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但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得很,对他的学术创获、学术贡献和学术精神尚缺乏深在的研究。陈寅恪之学的精神义谛大致可以归纳为九个方面:第一,陈寅恪是最具独立精神、最有现代感和历史感的历史学者。第二,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第三,陈寅恪的主要文化理念,是文化高于种族。第四,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第五,陈寅恪是一位学术奇迹的创造者,他的后三十余年的著述,都是在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第六,由于陈寅恪对为学的材料资源的特殊重视,在观念上扩大了材料的应用范围。第七,陈寅恪创立了独特的解释学,即"古典"和"今典"双重证法的阐释学,认为阐释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方可达致对古人"了解之同情"。第八,陈寅恪一生的最大著述是《柳如是别传》,其历史书写的旨趣是"借传修史",即通过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来撰写明清文化的痛史。第九,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实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际有直接关系。     

论《柳如是别传》在陈寅恪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柳如是别传》为陈寅恪一生最后一部著作，为陈寅恪构思、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著作（从开始构思到最后完稿前后达二十余年，仅写作就长达十年之久），为陈寅格所有论著中篇幅最大的一部著作（大大超过了他早年的三部代表作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之总和，这三本书加起来不过四十多万字，而《柳如是别传》则多达八十多万字，几乎相当于前三本书的两倍），为陈寅恪本人最为看重的一部著作，为陈寅恪所有论著中思想内涵最深的一部著作．这五个“最”足见《柳如是别传》的非凡价值。但这只是就陈寅恪…     

陈寅恪与当代中国

陈寅恪与当代中国常乐史学大师陈寅恪近年被学界或非学界的文人爆炒得很有声势,以至于懂史学或不懂史学的人涉及文史科学时都要扯到陈寅恪,似乎成为“开口不谈陈寅恪,读尽诗书亦枉然”了。人们极力推崇陈氏标举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以此为陈氏学术之真价值所...     

白居易与佛教

白居易是唐代诸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大诗人之一,日本学者加地哲定在６０年代写的《中国佛教文学》一书在介绍唐代佛教文学时,把王维、柳宗元和白居易等几位崇佛诗人并列介绍,认为他们“对佛教有理解”,能“体味到佛教境界”①,其书对白居易重点介绍其偈文,颇有见地,然未可称详备。对于白居易与佛教的真实关系问题,国内的研究者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观点,有的结论尚有商榷之处,例如宋人姚宽在《西溪丛语》中认为白居易是“晚年药术竟无所得”后才皈依佛门;近人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中就…     

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及其内在问题

20世纪学术史上,岑仲勉与陈寅恪同被称为中古史研究的两位大师,然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却有一番激烈批评。辨析二者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法可以发现,此番批评标志现代文史考据之学内部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两条进路的分野。时人以岑仲勉缺乏陈寅恪式的＂大判断＂来评点其唐史研究,其实恰忽略了陈寅恪从史料考据逼出＂大判断＂的运思特征,从而实际落入以＂理论阐释＂来指责史料考据的窠臼,与此相应的也抹杀了岑仲勉文献考据这一研究路径的学术意义。     

仙妓合流的文化意蕴——唐代爱情传奇片论

一仙妓合流,是唐代诗文中新出现的文学现象,对此现象,学术界迄今未予足够的重视,仅陈寅恪先生《读莺莺传》一文中偶有论及,他在阐述《莺莺传》的别名“会真记”之含义时,指出: 其实“会真”一名词,亦当时习用之语。……庄子称关尹老聃为博大真人,后来因有真诰真经诸名。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     

陈寅恪关于家族本位思想之分析简论

陈寅恪关于家族本位思想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之核心.作用的观点,包括四个方面:一、在强调中国文化的家族本位特征时,在个体的小"家"与作为整体的"家族"之间,陈寅恪更重视"家族",认为后者对维系民族文化传统起到更关键的作用;二、家族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不仅因为其独特的维系文化传统、保存传统文化的作用,更是由于其特殊的情感纽带,使中国文人可以从中获取可靠的精神资源和人生动力.为此,陈寅恪才特别强调出身,重视渊源;三、家族本位思想,由于既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又是构成社会制度框架的基础,因此不但适合古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在现代中国也未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如何对其实行改造利用,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四、陈寅悟关于家族文化思想之形成不仅与其家族历史有重要关系,而且与其父陈三立的思想有继承发展关系.     

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唐代的南朝化倾向

唐代的“南朝化”,是由陈寅恪先生最先提出、后经唐长孺先生加以系统论证的一个命题。它指唐代中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南朝当年历史发展方向的继承。这样一种南朝化倾向,可以上溯至隋、唐初以至北魏孝文帝时代。南朝化倾向就其形成动因及主导者而言,可大致分为国家主导型、非国家主导型和综合型三种,其形成动因来自社会,但有待于国家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