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共和与制度共和：古典共和主义的两个维度

在西方政治话语语境中,共和主义有古典与现代之别。尽管现代共和主义打着＂复兴＂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简单＂接续＂,其中也蕴涵着＂断裂＂,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共和主义的整体性把握。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历史考古学＂分析,我们发现在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精神和制度两个维度,即公民共和主义与制度共和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主要体现为整体主义思维、注重美德、强调公共利益、主张平等以及提倡积极公民观念等一系列内在精神;而制度共和主义则主要表征为混合均衡政体这一外在形态。     

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试论昆廷·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史研究

剑桥共和主义思想史学派的重要代表昆廷·斯金纳的研究,为人们理解西方政治传统尤其是西方自由观念提供了新的有意义的视角.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在理论上体现了整体主义、政治平等主义、内部和平主义、公共性、相互性、积极行动等基本原则.斯金纳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来说,有学术与实践之双重启迪意义.     

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嬗变

共和主义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中一个古老的伟大传统。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纲领的历史梳理与逻辑归纳可知,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于其“混合均衡政体”思想。与从古典共和主义到现代共和主义嬗变的紧密联系的四大价值取向是从贵族共和到民主共和;从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从美德共和到制度共和;从混合均衡到分权制衡。这种转变是和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     

论共和主义政治权力观的演变

政治思想是伴随政治权力的形成而产生的.在共和主义政治哲学中,政治权力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始终是共和主义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回顾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当代复兴的坎坷发展历程,其政治权力观经历了从至善到非道德、从分立制衡再到无支配的历史演变.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共和主义政治权力观,有助于深入探究共和主义这一古老的西方政治传统.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兴衰

西方政治理论界晚近出现的所谓"公民的回归"事实上是在复兴西方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关于公民身份有着非常丰厚的理论资源,它先后经历了古代希腊与罗马、早期文艺复兴城市国家以及法国大革命这样几个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和主义理论家为公民身份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要素。但是,总体看来,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局限使得这种公民观念在现代社会走向了衰落。在现代大众—官僚社会重振公民理想,必须正视古典共和主义公民理论的缺陷。     

社群主义视域内的共和主义民主的复兴——基于查尔斯·泰勒的共和主义论题的分析

自由主义民主因其导致社会成员的原子化与政治共同体的分裂这一现代民主政治危机而面临社群主义的严厉批评.在社群主义视域内,民主政治根基于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及其成员的具有强势内聚力的政治认同,根基于与政治自由相结合的爱国主义认同.惟有如此,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才能够得以取得并延续.因而,针对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现代民主政治困境,社群主义主张复兴关注公民自治、视参与自治为共同善的共和主义民主.主张在公民参与自治的过程中逐步培育和提高共和主义所需的公民美德.     

在个人自由与公共义务之间——评斯金纳的工具共和主义

斯金纳早期著作中批判了持消极自由观的当代理论家,并试图发掘出替代性的共和主义传统.但他的共和主义自由理论存在着缺陷,而且他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理论与其他消极自由理论之间的区别.     

“公共行政的精神”与共和主义

弗雷德里克森教授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所倡导的高公民精神和公民德行等理念是共和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特别是与古典共和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是共和主义核心价值与理念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反映,与20世纪下半叶共和主义,特别是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复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偶合性联系。公民德行复兴的本质是道德重新回归政治,是当代国家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论共和主义公民的伦理美德

公民是伦理治理或善治的主体和关键要素。一个有效的、持久的和正当的伦理秩序,是公民施行的治理,也是对公民实行的治理,因而就可以理解成是公民的"互治"。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解释所涵括的积极生活、爱国主义、勇敢、宽恕和承诺等伦理美德能够极大地克服当下以个人权利为导向的"公民私人化"倾向,更加符合当代政治社会的公共性和重叠性情境。     

反思共和主义的复兴:一个批判性的考察

本文从学术批评史的角度对西方共和主义思潮的复兴做出批判性的考察。作者分析指出,当代共和主义论者在对自由观念的重建中试图超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二元对立,但未获得突破性的成就,而他们重新阐释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努力也遭到许多有力的质疑。因此,共和主义的复兴并没有像最初期许的那样带来理论的创造力与实践潜力。本文在最后的结论中指出,共和主义理想作为对“公民政治”的召唤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对自由主义的挑战也有利于迫使后者不断改革与修正,但共和主义思想本身难以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一个完整的替代性政治方案。     

重新理解权利——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程序主义的权利概念分析

在对主体权利和人民主权关系的理解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自由主义把权利的正当性建立在道德自主性原则的基础上,强调人权高于主权,把人权看作是脱离人民主权而私人独立享受的东西,主张用一种弱的民主制度来实现人权。而共和主义则相反,从伦理共同体基础上理解人权和主权的关系,强调主权高于人权,认为人权只能在人民主权的实施中被享用,主张用一种强的民主制度来保障人权。而哈贝马斯强调从程序主义角度重新理解权利,把人不仅作为法律的承受者,而且作为法律的创制者,强调人权和主权是相互补充的,主张通过程序主义的民主制度保证同时实现人权和人民主权。但是这种程序主义却没有程序。     

共和理想的破产与民主社会的诞生--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

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里,作者戈登·伍德从思想意识对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对美国革命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见解是共和主义使得北美殖民地人民推翻了自母国继承而来的君主制社会,革命释放出了人民的力量,人民大众最终将这场革命导向美国民主制社会的建立,而不是共和主义精英们所设想的共和社会.这一共和主义的流产和民主社会的诞生的社会过程才是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真正的体现.作者在书里建立了一个宏大叙事的框架,并对以往的史学定论加以革新,但在与各史学流派的辩难中,仍显现出纰漏.本文对<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的内容、思想、方法加以梳理和评论.     

在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概念

自由主义的民主是一个弱民主概念,而共和主义民主是一个强民主概念。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结合了两者中的某些东西,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他接受了自由主义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但是又像共和主义那样,划分出一个具有强民主意义的政治商谈公共领域。同时他还把民主理解为追求共同的善和利益的协调,把人民主权理解为交往权力,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权力或者议会中的权力。显示了他把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的理论构想。     

共和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宪法民主批判

大众偏好的民主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在美国宪法上并不具有合法性,共和主义才是美国宪法的原旨。共和主义偏好精英的理性,而不是大众的情绪化思维。共和主义是对自由民主原则的一种节制或限定。民主具有内在的自我增长性,国会、总统权能的上升颠覆了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原则。自由民主主义对政治社会的过度解构,激发了共和主义的复兴运动。美国宪法共和主义的内在特点值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思考借鉴。     

围绕公民身份理论的分歧及弥合的可能——兼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文化多元主义

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公民身份理论成为西方主流政治思潮相互争论的焦点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该理论内部巨大张力。本文立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语境,探讨四种主要政治思想围绕公民身份问题的本质分歧和弥合的可能。首先,就“何种善”、“何种自我”问题,比较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对公民身份问题分歧的根源;然后,探讨自由主义对其他思潮包容和妥协的可能性,诠释四种思潮影响下的公民身份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与协商民主这一实践理论相契合。     

论晚清皇权的终结与民初共和的肇兴

晚清时期皇权的终结与民国初年共和体制的肇建,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皇权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在中国主要有专制主义与制衡主义两种模式。前者于乾隆朝已宣告终结,后者在嘉（庆）道（光）朝以下成为主导模式,且因其不可避免地要与现代化运动接轨,故而具有了地主阶级自由化的属性。鸦片战争后,皇权的功能受到了莫大的挑战,慈禧顺势利导,使皇权一时得以稳定。迨其去世,皇 权重新回归于满人贵族掌管的乾隆朝专制主义模式,并很快消逝于革命的烈火之中。皇权已逝,共和肇兴,地主阶级权力结构关系继续运作,遂有袁世凯模式的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资产阶级自由派设定的分权主义结构关系的宋教仁模式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设想的孙中山模式。但由于孙中山设想的革命进程并未能够真正启动,因而没有在民初政体权力结构运作中产生作用,一时起作用的是袁世凯模式与宋教仁模式的联合与折中,所以民初的“共和”政体,实为地主阶级自由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共和”行政,而并非所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的“民国”或“共和国”。     

基于公民共和主义视角的行政公益诉讼

在公民共和主义的框架中,既要强调公民的自主,更要强调公民对共同体的责任,公民不仅是承载权利义务的主体,更重要的是维护公共利益的行动者。传统诉权的讨论焦点集中于公民的个人利益,这是自由主义个人至上的公民观在诉权领域的体现。在公共行政领域,具体的个人利益往往与抽象的公共利益相互纠结,在为个人利益斗争的同时也是在争取公共利益,公法领域的诉讼往往与公共利益有着某种关联。     

《学衡》派的普遍主义失落

《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的现实纠葛,既有现实政治的影响,也有思想上的原因。本文认为,《学衡》自身的普遍主义思想取向,已经预言了后来种种争论不可避免。"去政治化"的政治态度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在文化领域为后人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超越自在:论阿伦特的自由观

阿伦特的自由观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特色或许就是对政治自由的强调。在阿伦特看来,自由并非是人天然存在的某种本质,而是、也只能是政治自由,离开政治以及政治实践得以展开的公共空间,自由就不可能存在,而离开自由的政治也不是真正的政治。从生活必需品和物质必然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过程只是解放,而非自由。自由作为政治概念不仅不能停留在物质解放的层次,而且必须以实践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也就是说,自由只存在于行动和言说领域,而不存在于思想王国或哲学王国,所谓主观自由、内在自由等等,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安全、舒适、富足,恰恰相反,它需要付出勇气、代价,收获的则是尊严和光荣。     

行动、自由与公共领域——论阿伦特的政治观

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阿伦特是唯一一位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进行彻底批判、并斥之为非本真的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家,她的这一批判和论断基于她独特的政治观,即一种发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政治观。本文从行动、自由和公共领域三个维度对阿伦特独特的政治观进行了阐述,并指出这三个维度的一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