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鲁迅的战友

郭沫若同志不幸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与世长辞。邓小平副主席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说，郭沫若同志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这是对郭沫若同志战斗一生的正确评价。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和鲁迅（１８８１──１９３６）是同时代人。他俩的事业都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人又都经历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郭沫若比鲁迅小十一岁，鲁迅比郭沫若早逝四十一年，但仍不应把他们看成是两个时代的人。 鲁迅和郭沫若，在历史上…     

“只顾攀登莫问高”——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今年11月16日是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当代学术大师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本刊特请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郭沫若研究专家黄侯兴等同志写了纪念文章,在本期发表。 侯外庐同志作为郭沫若同志多年的好友,在这篇情深意挚的纪念文章中,着重回顾和高度评价了郭沫若革命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治学态度,殷切嘱望我们一代学术新人能够继承和发扬郭沫若的优良学风,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事业中,不畏险阻,勇攀高峰。     

《沫若文集》部分作品系年考订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者之一。他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伟大革命家、思想家,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剧作家,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郭沫若同志一生的著述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宝库的珍贵遗产,学习和研究郭沫若著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迫切的重大的课题之一。     

《我来广东的志望》——郭沫若同志的一篇佚文

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郭沫若同志从上海到广州,应聘到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任文科(即文学院)学长职务。一个月之后,郭沫若同志撰写了《我来广东的志望》一文,高度评价了当时正在勃兴的国民革命,叙述了他在国民革命中应抱的宏图大志。该文充分反映了郭沫若同志在“广大”的实践,是接受中共广东区委的影响和帮助,在思想上发生转变,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但迄今在关于郭沫若同志的著述目录、著作年表中却对该文的记载均未提及,或仍为空白。郭沫若同志本人也许由于北伐战争中戎马倥偬,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潜踪日本的流亡生涯,使他淡忘了这编短文,以致后来既未收入文集,也未在回忆中提及,实为莫大憾事。我们在中国博物馆收藏的《革命     

读《李白与杜甫》

前言《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同志的一部学术著作。作者功夫精深,开拓新路,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文笔活泼,时见高论。本人读后,获益不浅,但有些地方,却亦未敢苟同。本文写就之后,原想争取郭沫若同志的指教,不幸郭老溘然长逝,令人悲痛之余,深为惋借。本文既有争鸣之意,且亦是对郭沫若同志的深切怀念!     

郭沫若故居来信

本刊1992年第4期发表了《郭沫若佚文——〈我为什么这样写朱女和侯女〉》之后,编辑部给北京郭沫若故居寄去了这一期刊物,为本刊提供郭老佚文的本刊编委刘勋华同志转汇去《佚文》的稿费.不久之前,刘勋华同志收到了郭老的女儿、北京郭沫若故居副馆长郭平英同志的来信,现全文刊登如下:     

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看郭沫若的治学精神

郭沫若知识渊博,思想解放,著作宏丰,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仅就史学著作的数量而论,据黄烈同志估算,现在收入《郭沫若全集》的历史编、考古编、文字编中,涉及历史内容和历史见解的篇章,“不少于七百万字”.中国古代史分期,是国内外史学界都很关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郭沫若对这个问题,花了几十年的功夫,看法几经改变,最后才把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定在春秋、战国之交.这个结论目前虽然还未取得一致认识,但连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也承认,“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行,并为多数人所接受”.本文拟对郭沫若关于中古史分期意见的演变及其治学精神作一探讨,不对之处,请予指正.     

略论郭沫若的《恢复》

《恢复》是郭沫若同志前期诗歌创作的最后一本诗集,也是他基本上完成了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之后创作的第一本诗集.无论从这本诗集的内容和形式看,或是从它在诗人解放前的全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来看,《恢复》都不愧是郭沫若诗歌创作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①《恢复》正是郭沫若同志作为革命诗人、革命战士,用他的笔作为锐利的武器,为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冲锋陷阵而留下的壮丽诗篇.     

郭沫若早期思想初探

今年六月十二日,是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同志逝世四周年纪念日。 郭沫若同志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和斗争历程,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艺、学术遗产,搜集、整理、研究郭沫若的著作,研究他的思想,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孔雀胆》悲剧种种

一 郭沫若同志的四幕历史话剧《孔雀胆》取材于元末云南梁王之女阿盖*妃的故事。元朝末年,红巾起义军明玉珍部攻取四川,随即派明二(即万胜)等分三路进取云南,元兵望风披靡,梁王及其高级官员逃到关滩(今楚雄西)。明二攻陷云南中庆府(今昆     

读郭沫若同志《<毋忘台湾>序》

《<毋忘台湾>序》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为《毋忘台湾》一书写的序文,写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一九五五年,我校谭彼岸先生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这是一篇郭沫若同志所未收集的佚文。一九五七年,《毋忘台湾》一书的编者、中央民     

郭沫若的语言风格

<正> 郭沫若同志一生和语言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著述等身,翻译如林,加以应酬文字,数目约在一千五百万字以上。六、七十年的文字生涯,使他在用词、造句、布局等方面,形成自己的风格。郭沫若同志用词汇编织起来的语言艺术,在气象万千的图景中,表达出丰富复杂的情意,具有特殊诱人的艺术魅力。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我们研究沫若同志的语言风格,当然不能离开其思想内容。郭沫若语言风格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郭沫若语言风格的第一个显著特征便是纯真。这自然是由他襟怀坦白,肝胆照人,光明磊落,直率真诚的性格所决定的。巴金同志说。“我同郭老接触多年,印象最深的是他非常真诚,他谈话、写文章没有半点虚假。我想说他有一颗赤子之心。”(见久文艺报》1978年第一期)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典型

由郭沫若同志发难翦伯赞同志响应的替历史上曹操翻案工作,近几个月在国内学术界鼓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大有益处的学术讨论,根据郭、翦和其他学者的意见,至少曹操对中国社会发展曾起过好作用,历史上的曹操不应一笔抹煞等等,看起来是没有疑问的了。讨论历史人物曹操,不免涉及《三国志通俗演义》和舞台的曹操,郭沫若同志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没有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认为迟早要把其中被“歪曲”了的曹操案翻过来,他说:     

《后记》

1979年,孙席珍同志接受委托,参加《郭沫若全集》编注的审阅工作,负责审校文学编1至5卷十多个诗集的注释。孙席珍同志对郭老有深厚感情。早年他曾是郭老的部下。解放后,他长期从事郭沫若研究,若有《郭沫若诗歌研究》等书稿,可惜在十年动乱中毁去。后来他又撰有《怎样进行郭沫若研究》等文章多篇。1981年以来,他长期认真仔细地对待《郭集》的编注工作,先后校阅了1至4卷的诗集十多种。后来,接到文学编顾问聘书,又校阅了《三叶集》一卷。     

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在抗战时期连续写出了六部著名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和《孔雀胆》。这些剧作不仅反映了风雷激荡的时代精神,而且表达了作者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郭沫若的史剧深受毛泽东同志的称赞。毛泽东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的史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开拓意义——纪念范文澜诞生100周年

今年11月15日,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大师范文澜同志诞生100周年.范文澜同志是与郭沫若同志并称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奠基者之一.他一生著述丰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刊特发表陈其泰同志的文章,以表达对范文澜同志的敬意和怀念之情.     

郭沫若论历史剧创作

郭沫若同志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作为杰出的戏剧家,他创作的剧本,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宝库中一份极其珍贵的瑰宝。他一生写了十九个剧本(包括诗剧和未完成的剧作),除《甘愿作炮灰》是现代题材外,其余十八个都是取材于历史或神话的。这十八个历史剧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给予极高的评价。郭沫若不仅对历史剧的创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发表了许多关于历史剧的主张和论述。学习、研究这些主张和论述,对     

评王淑明“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郭沫若是“五四”以来的前辈作家,他为我們写了許多优秀的詩歌、戏剧、和学术論文。对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的作品,应当有正确的評論。读了王淑明同志在1958年第二期“文学研究”上发表的“論郭沫若的历史剧”后,使人觉得,王淑明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比較详尽地阐明了郭沫若历史剧与历史的区別,以及他創作历史剧的目的是为了“借古喻今”;在文章的开头指出了作者写“历史剧是有意識地将它作为一种斗爭武器来使用……較之那些虽然取材于現实     

桂林文化城记事(1938年10月——1944年11月)

一九三八年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战斗在武汉、广州两地的革命的文化、艺术界人士,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相继撤到桂林、重庆等地继续开展文化抗敌活动。由郭沫若同志任社长、夏衍同志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也由广州迁到桂林继续出版。夏衍同志因此来到桂林。由郭沫若同志率领的政治部第三厅的部分工作人员,也从衡阳撤退来到了桂林。接着,战斗在香港的以茅盾同志为首的一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文化人士,在我党东江纵队的组织和帮助下,冲破了日寇的重重封锁,相继脱险抵桂。加上欧阳予倩、、邵荃     

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问题——与孙党伯同志商榷

孙党伯同志在《郭沫若是何时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个别没加分析的材料,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断定郭沫若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而不是郭沫若自己所说的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他已就任此职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