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目标及实践路径

一、法治文化的概念及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关于法治文化和法治文化建设,学术界和法治实践中有多种解释。笔者认为,法治文化是指公民内心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及其价值追求。它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法律保障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法治文化建设是法制宣传教育深入     

公民意识对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意义——一种非制度条件的分析视角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公民意识的确立对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一是公民意识的确立是政治参与的前提和基础;二是成熟的公民意识是公民政治参与有序进行的保障;三是公民意识的确立有助于从公民责任和公共精神的层面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责任感、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普遍的公民意识的确立是政治参与具体制度、程序、渠道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建设力量。     

邓小平与民族法治精神的弘扬与培育

一个国家要进入法治状态,培育公民的法治精神必不可少。邓小平在弘扬与培育民族法治精神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即通过摒弃传统的“人治”模式及其文化价值导向,树立与法治战略要求相一致的法治观念;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民族法治精神的生长提供良好的土壤;通过加强对公民法治意识教育、法律文化的建设来培育民族法治精神;通过提出依法办事,树立法律最高权威的思想,帮助人们提高对法律的信仰。     

"好公民"与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以公民教育为视角

现代化不仅是一系列经济发展指标,更重要的是现代的政治理念、法治精神和民主意识.然而我国当前的现状却是公民身份与公民意识严重脱节.这种状况的深层根源在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固着所导致的对现代文化的非理性抵抗.为此,我再次提出"好公民"概念.作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植入到公民意识的培养和塑造中,旨在融合现代政治法律文化对"公民"的内在要求和我国传统文化对"好人"的一贯诉求,使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因注入儒家文化的血脉而不再给我们一种完全疏离于本土文化的异己感和外在感,促使广大社会成员自觉完成法治社会"公民"的角色转换,以文化的和谐来构建社会整体的和谐.     

公民社会与社会转型中法治秩序的构建——以公民责任意识为视角

法治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培育、公民文化的弘扬和公民意识的塑造.而在此过程中,塑造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公民意识则是关键.公民意识的内涵非常丰富,其表现是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其中公民的责任意识是一个重要方面.公民责任意识包含着"公民"、"责任"、"公民责任"和"公民责任意识"等逻辑范畴.公民责任意识包括公民责任感、法律规则意识、理性意识和道德责任意识等要素,并具有主体性、公共性、民主性和权责统一性等特点.在社会转型时期,公民责任意识对当下法治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数字人权”视野下的公民信息公平权益保障

数字经济时代,不同公民之间面临的信息公平失衡不仅源于主体的技术获取和运用能力不足,而且和社会信息分化、算法参差赋权以及信息监管缺位直接相关,需要我们在技术性保障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制度性法律保障。在此法律保障中“,数字人权”可构成重要的理论基础依据“。数字人权”以数字人格与利益为依托,反映“数字弱势群体”对信息公平的诉求,并针对当下法律保障之不足,提供可操作的问题化解逻辑。具体实施中“,数字人权”一方面确立了公民信息公平权益保障的“设权保护模式”;另一方面借助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和现实权利样态,建构和完善保障该权益实现的权利体系。     

文化领导权与文化自觉语境下的农村文化建设

文化领导权理论指出：夺取和稳固政权必须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获得的基本前提是民众的同意,依靠的主力军是有机知识分子,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充满了斗争和妥协。党和政府要在农村区域获得牢固而持久的文化领导权,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就必须牢固坚持AIE建设、培育乡村有机知识分子、再造农村文化自觉和自信,同时在农村文化建设中也要有所坚守和适度退场。     

当代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路径探寻

本文在对葛兰西思想视阈的“文化领导权”及其当代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当代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设,必须在当代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下实现好自身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的统一。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文章提出要重视五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并以之作为当代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现实路径。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也谈法律上的平等

读罗杞明同志《法律上一个需要明确的提法》(《学习与探索》1979年4期)一文,很受启发,也想插言一二。“法律上平等”的问题,确实是法律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上的重大原则问题,不仅仅是“名称”、“提法”之争。这点,罗同志说得很清楚,不想再谈。问题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正确的提法”吗? 公民,罗同志归纳的概念是对的: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享有该国法律规定的一切权利,履行该国法律所限定之义务的人。但是,在一个国家里居住的人,不可能是清一色的一个国籍的人,就是说不一定都是“一国公民”。难道对他们就不能用这“一个国家的法律”约束吗?旧中国,清政府的法律对外国帝国主义确实     

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An Exploration of Major Factors in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German Aesthetic Discourse of Modernity＊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话语是近代以来德意志历史发展的自我显现，由德意志自然、历史、社会、思想共构的德意志文化生态，统摄着德意志审美现代性话语的历史命运，也现实地决定着德意志审美现代性话语的本质特征。德意志由文化立族，新教精神是德意志的民族意识、思想观念、文化理解、生活经验的灵魂。由市民社会孕育、养成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制度等德意志市民文化生态情境，极大地决定了德意志审美现代性话语的形态。德意志启蒙思想中的感性确立与美的独立、理性主义调整与价值理性的生成、艺术公共性的建立三大思想情致，是德意志文化生态的构成元素。     

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研究进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为基准

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经历了指向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演变过程。中国当前是在经济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要建构成19世纪那种真正的市民社会。当代资本主义和中国社会现实均昭示着克服此种市民社会弊病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也必然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存在市民社会领域;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是手段与目的、局部与整体、附属与主导关系。     

社会的生产

在当今全球化的潮流中,国家权力和市场联袂登台,携手推进商品化。这个急剧扩展的进程将经济（和政治)领域极大地膨胀起来,挤压了社会领域。这就迫使“保卫社会”成为当代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不过,在中国市场转型期的独特背景下,由于以往的“再分配体制”从根本上压抑了自组织的社会生活,因此,“生产社会”而不是“保卫社会”成为第一位的任务,它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任务,也是社会学认知的任务。同样由于历史条件的独特聚集,“生产社会”表现为二重性,即我们不得不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下,将波拉尼意义上的“能动社会”与葛兰西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共同地生产出来。此种社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在社会行动的层面上必须同时打造“阶级”和打造“公民”。本文旨在说明“社会生产”的二重机制,并借以探讨“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转型期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与前瞻

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迅速崛起。公民社会能够沟通政府与公民,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制约政府权力,推进民主进程,有效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面临着历史文化传统、当政者的价值理念、政治制度环境、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发展、公民社会自身的缺陷等一系列现实障碍。我国应该正视当下公民社会官民二重性的客观现实,借鉴后发国家已经成功的法团主义路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实现由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转型。     

建构北京市大福利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代福利制度体系建立在狭义的社会福利观上,这种小福利观已经不适应我国社会建设的需要,急需调整。要建构面向全球化、面向现代社会的福利制度,必须打破将社会福利等同于民政福利的观念,建设面向全体公民的大福利体制。     

提升公务员道德修养的途径探索——国家公务员考试增设《道德修养》科目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公务员道德是公务员素质之魂,国家公务员道德修养的高低对社会风尚的形成和政府工作的成败产生着直接的根本的影响,因此,在公开选拔公务员中注重道德修养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设置的公务员公共考试科目却只重视了公务员能力的测试,忽略了道德修养的测试。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阐述了加试"公务员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对考试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社会养老的文化分析

本文关注福利文化对社会养老制度和实践的影响,从文化视角审视中国现代社会养老项目的发展,揭示了老年社会福利模式与特定社会政策制定者对社会福利概念的理解和传统福利文化之间的关系。限定主义的价值观和公民权利意识的缺失阻碍着中国老年社会福利模式从剩余性到制度性的转变,抑制了社会福利在缩小老年群体内阶层差异方面的作用,促使了福利资源分配的不公。尽管人口老龄化和福利国家的文化扩散正在促使中国老年社会福利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多元福利体系的最终建立还有赖于社会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对个人和国家关系的重新解读。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其新课题

环境公益诉讼是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的形势下,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当下,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及某些地方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牵动着国家层面的立法,并导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诞生。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价值取向、公民权利意识、法律思想、司法救济手段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不完整、不彻底,存在起诉主体受限、起诉条件过严、诉讼类型单一、相关机制的衔接不明等先天不足,让它面临新的挑战。     

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英文)

民法体系分为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内在体系的价值取向导引外在体系,而外在体系的各个要素——概念、规范与制度构成内在体系的载体。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现代民法内在体系形成了意思自治、保护弱者、信赖保护与自己责任的基本原则脉络,并渗透到外在体系的概念、规范与制度中。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应结合中国社会基础,遵循民法双重体系的建构。通过定位民法中的“人”,梳理现代民法的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在物权法与债法中的体现,检讨中国民法各个具体部门法的瑕疵,以此推动中国民法典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