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公私观念的审视与重塑

由于主体性表现缺位、公共性发展不足、现代性程度偏低，农民公私观念显现出在参与“公权”和维护“私利”中绞缠不清、在传统“礼治”和现代“法治”中取舍困难、在践行“公德”和涵养“私德”上双重缺失等问题。重塑农民的公私观念，需要增强农民的主体性，解决好农民过于“重私”的问题；发展农民的公共性，坚定农民“崇公”“为公”的价值取向；涵养农民的现代性，引导农民追求“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     

中国农民权利平等保护的新进路

当前农民问题主要袁现为农民贫困,而农民贫困根源于权利贫困。要使农民权利真正得到平等保护,必须跳出“身份”陷阱,凸显“权利”话语,因为公民身份的发展演进始终伴随着“歧视”、“不平等”意蕴,而公民权利则更多彰显自然法的理性与平等精神。强调从公民身份到公民权利的路径转化,是对从“不平等”到“平等”进路的关注。基于农民的弱势地位,农民权利平等保护需要从形式迈向实质,应废止城乡“二元”法律制度,完善农民权利体系,对农民实行合理差别补偿,拓宽农民权利救济渠道,并确保救济的有效性。     

“边缘农民”生存状态的经济学分析

“边缘农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颇为独特的社会阶层。其又可进一步分为两个亚社会阶层:(1)生存状态令人欣慰的“边缘农民A”;(2)生存状态令人揪心的“边缘农民B”。本文着重探究了“边缘农民”尤其是“边缘农民B”产生的社会机理,并依据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沐浴更多的社会公正之光这一宗旨,设计了相应的对策。     

“新市民”称谓及其内涵研究述评

文献综述发现,“新市民”内涵主要有5种,分别是“新兴市民阶层说”“新市民文学说”“新型市民说”“市民新型权利说”和“进城农民说”,其中,以“进城农民说”最为典型,近年来成果也最多。由于农民“新市民”尚未完全融入城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故“新市民”概念的内涵有待新的拓展。     

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研究 ——基于武陵山片区Z村的实地调查

武陵山片区Z村的实地调研表明,在未知期限的中国城镇化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的“流动”与“留守”将持续非良性地代际循环：青壮年农民在城与乡之间流动,老人和孩子“留守”农村;孩子长大后继续外出打工,而曾经的青壮年则变成老人回到农村;“留守-流动-留守”是每个农民的生命轨迹,且一代代农民重复着相同的生命轨迹。在推力与拉力的作用下青壮年农民“必须”外出打工、农民工“无法”留在城市、老人和孩子“不得不”留守农村,而世代的“必须”“无法”“不得不”直接决定了农民“流动”与“留守”的代际循环。这种代际循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只有统筹城乡发展、健全社会保障政策、完善社会流动机制,才能使农民摆脱非良性代际循环、安居乐业、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关于湖南农民医疗“两难”问题的思考

被称为医疗“两难”的“看病难、看病贵”是困扰农民的普遍现象,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结合湖南医疗、保险的实际,分析了解决农民医疗“两难”问题的意义,剖析了湖南农民医疗“两难”的现状及症结所在,在此基础上,从加大投入力度、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加快农村医疗制度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农民医疗“两难”问题的建议。     

民国时期苏南农民分化流动的“激素”

民国时期苏南农民的分化与流动呈“加速度”态势;造成这种态势的因素是多元的,其中工业发展引发农村社会变迁以及城乡经济位差拉大为主要“激素”。各种因素的“合力”,构成苏南农民分化流动的动力机制,“激励”苏南农民走出黄土地,“向心”走向城市。     

别总拿“农民的儿子”说事

安徽能源集团原董事长张绍仓在他的“悔过书”中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组织上为了培养我,送我上大学”。印象中,不少官员在犯罪之后悔过时都有这样的表述。王昭耀在法庭上说：“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孟庆平说：“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胡长清说：“我出身于穷山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等等。     

优势视角下教育赋能农民共同富裕的创新路径研究

扎实推动农民共同富裕亟须走基于优势视角的可持续共富之路。教育是赋能农民实现可持续共富的关键举措之一,将“优势视角”引入教育赋能农民共同富裕事业中,有助于打破长期禁锢农民优势潜能发挥的“蚕食效应”束缚,突围因“权力差异”而将农民问题化、客体化与边缘化的消极行为,降低因外部教育资源投入与援助减少而带来的脱贫后返贫风险,使农民在学会挖掘并善用内外部优势中实现自力创富与长远发展。开展“优势视角”教育,着力促进农民自我权能提升、自我主体性重建与自我发展能力增强的成功“复元”;予以农民平等“赋权”,最大程度地满足农民共同富裕的教育期盼;链接多元主体资源,构筑农民共同富裕的教育支持网络等,是推动农民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共建美好生活与富裕生活的创新路径。     

台湾小农经济下农民组织之角色任务

台湾长期以来处于小农经济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农民组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台湾重要的农民组织有“农会”、“水利会”、农业合作社、“渔会”及农民产销班等。台湾农民组织之角色任务有 :上、下游农企业之经营 ;为农民与企业双方服务 ;为农民与有关方面沟通之桥梁 ;实施农业推广与农民教育     

为“农民读书节”鼓与呼

年前,我国首个“农民读书节”在四川省隆重举办。以“读书、明理、和谐、进步”为主题的读书节,办得丰富多彩:开展了“十佳农民读书之星”、“书香农家”的选评活动,举办了“农民最喜欢的100     

“半工半耕”的区域差异与农民家庭发展

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并渐趋稳定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家庭主要的经济模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半耕”的状态,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则决定了“半工”的状态。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市场的关系的区域差异塑造出了强弱有别的、差异化的“半工半耕”形态。“半工半耕”的强度直接影响了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奠定了农民家庭发展的基础。经验视野中的“半工半耕”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它不仅是理解转型期农民家庭和村庄社会的重要维度,而且也是理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维度。     

从“人生任务”看农民的生命价值

农民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寻求生命价值的实现。从家庭生命周期的历程来看,“人生任务”规定了农民在不同阶段需要承担的社会义务及其实现方式,义务感构成了日常生活的驱动力,农民在“人生任务”的实现中获得生命的“圆满”。家本位、代际关系与“过日子”是农民生命价值实现的核心要素,也是理解“人生任务”的关键概念,在实现任务的过程中农民获得了生命绵延感与死后世界的想象,获得了对有限生命的超越,这构成了中国农民宗教意识的某些特征。     

"孙中山与农民问题"补论

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早年贫苦农民子弟的经历对孙中山日后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孙中山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如何发动农民”以及“孙中山晚年如何看待农民—土地问题”谈一些补充看法。     

公民意识：培育“新型农民”的前提性承诺

“新型农民”的可能性前提是农民能够自觉行使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培育“新型农民”首先必须激发和提升农民的公民意识，才能使农民与市场和政府的平等对话以及农村公民文化的传承成为可能，进而真正成为“新型农民”。     

重构与突破：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以贵州省L村为例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振兴乡村可以有效避免乡村振兴中的大拆大建、形式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等现实难题。农民主体作用何以发挥,其关键点在于唤醒农民主体意识,让农民谋事、做事、成事;其落脚点在于凸显农民主体地位,突破科层窠臼带来的基层治理行政化。结合贵州省L村乡村振兴实践,发现可以通过农民的“众智”“众力”“众愿”唤醒主体意识,重构自治机能;以农民作为主体参与实现“双轨治理”,以“党群直议”积极发展基层民主,突破行政化困境。最终让农民主体作用得以发挥,使决策、执行回归农民,这对欠发达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     

教育革命好得很——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一点体会

五十年前,正当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头子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站在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它横加指责,大泼冷水,刮起一阵“糟得很”的黑风。他们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农民的革命造反行动“太过分了”,革命农民是所谓“痞子”,农民运动是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等,妄图把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这个革命的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里。为了回击机会主义的种种奇谈怪论,毛主席于一九二七年初亲自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等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满腔热情地歌颂和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赞扬农村中苦战奋斗的贫农是“革命先锋”,肯定农民的造反举动“是非常之需要的”,表彰农民运动成就了“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李自成农民军的工商业政策

“招商赈饥”、“平买平卖”和“公平交易”,是李自成农民军提出的鼓动口号,也是其工商业政策的重要内容。关于“平买平卖”,已为人们所重视,在近人关于明末农民战争史的论著中,有人把它和“均田”、“免粮”并列,作为李自成农民军提出的重要口号。但是,对于李自成农民军的工商业政策设施,则很少具体论述。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特点和作用。     

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的建构与优化路径——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和X省的个案分析

以X省某类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为个案,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以政府作为发起行动者推动的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建构。研究发现：高素质农民培育行动者网络形成过程可以理解为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建构过程,发起行动者主导的“转译”机制是促成体系建构的动力机制。在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建构及运行过程中,多元主体存在因内部角色冲突而处于“认知不足、认同不够”的“消极内耗”状态,因行政化“征召动员”而处于“被动联结、机械协同”的“弱联盟”状态,因制度缺位而处于“关系疏离、交互异化”的再生秩序“畸变”状态等现实困境。因此,应加强行动者内部角色塑造、补齐行政化“征召动员”短板、健全培育与问责制度,以促进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的优化。     

集体化运动是平均主义全面改造中国农民的运动

温锐在《福建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撰文认为：集体化运动不是所谓农民平均主义的产物，而是一场农民被平均主义全面改造的运动。从理论上讲，“私有”是农民的“天性”，这种“天性”则是“一大二公”及其平均主义的“克星”，总体上说，50年代中国农民主体的“发家致富”意识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