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该文通过反映金融业发展水平的8项因子,构建兵团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3—2012年兵团金融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兵团地区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兵团金融服务业水平相对落后,但总体呈现增长趋势;2003年后兵团金融业人力资本投入及保险业的发展是拉动当期金融发展的主要动力;2009年后,金融发展速度较快,金融产业结构成为金融增长的主要动力。     

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影响探析

在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及我国金融深化水平的基础上,依据相关理论,利用VAR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检验对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吸引外资进入的显著原因,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于我国金融深化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应鼓励外资银行广泛参与中资银行的竞争合作,以促进我国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     

中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2005-2016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中国城市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及空间集聚特征,并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考察。结果发现:(1)我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态势良好,不同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异质性。(2)从全域来看,我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从局域来看,我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3)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和交通便利水平均为普惠金融的正向影响因素,且不同区域的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金融深化与区域创新效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区域创新效率用创新的投入产出比衡量了一个地区的综合创新绩效,其影响因素存在多个方面。金融深化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为研究各国金融深化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相互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作者首先借鉴多投入与多产出的DEA方法测算了80个国家的区域创新效率,然后使用Tobit模型对2011—2018年80个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深化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金融深化的提升,其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将从"抑制"效应向"促进"效应转变。这是因为金融深化较低时,风险贷款和信用贷款发展滞后、风险投资渠道不完善以及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不健全导致多层次、立体化企业融资融券功能落后,从而抑制企业的创新效率。而金融深化较高时,风险投资渠道逐步完善、企业融资成本低、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完善,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研究还发现,各国经济水平的不同也会导致各国金融深化和区域创新效率有显著差异。作者将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发达组和欠发达组,分组研究发现,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具有选择效应,即金融深化对欠发达国家创新效率具有"U"型曲线特征,而在发达组则不存在这种效应。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完善,风险投资渠道畅通无阻,金融深化提升区域创效率的影响不再呈现"抑制"效应。而在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正处于发展和完善的阶段。对于完善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的部分,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是"促进"效应,而对于不完善的部分,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是"抑制"效应。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作者运用了滞后项检验、替代变量检验两种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即随着金融深化的提升,其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将从"抑制"效应向"促进"效应转变。因此,政府部门应该正确认识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作用,完善创新体系,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兼顾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发挥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推动金融体系更好适应新时代创新需求,以此来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利用金融深化提高创新效率的发展中国家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及空间演化特征——基于2008—2017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探索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支持作用,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十九大以来我国深化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课题。对2008—2017年我国31个省域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考察省域金融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并探究省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驱动因素。研究认为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水平逐渐提高,二者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状空间分布特征;省域金融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呈"V"型发展趋势;证券业和建筑业是影响空间集聚水平的主要行业。     

金融发展指数构建与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评价

本文通过构建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建立金融发展指数的数学模型,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以此为依据以量化的形式判断金融体制改革的分期.探讨了金融市场化改革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基于地区数据的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测度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发展普惠金融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四川省为此推出了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在此背景下,测度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用度、深化度、互联网金融四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并用变异系数法进行赋权,计算得出四川省各地市的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发现：虽然四川省各地市普惠金融指数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但是各地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在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差异化普惠金融政策、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营造普惠金融文化环境等措施,积极缩小各地市的差距,推进各地区普惠金融平衡发展。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基于金融深化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52-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分析。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我们得出结论：（1）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与金融深化进程遵循倒“U”曲线的演化路径;（2）我国金融深化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扩大的库兹涅茨效应。我们认为：随着金融的发展和现代部门在经济中比重的提高,政府在利用金融体系调控经济中的政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了这一现象的发生;我们预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并将延续一段时期。     

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地区差别分析

立足福建省,以县域普惠金融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和普惠金融联盟（AFI）等国际主要组织关于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设计的基础上,结合福建省普惠金融发展实际,构建了福建省的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选取了2013～2016年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出福建省县域普惠金融在金融可获得性、金融服务使用情况和金融发展质量3个维度的因子得分,从而对福建省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进行客观评价。结果表明：福建省县域普惠金融总体水平呈逐年提高的趋势,其中金融可获得性最高,金融服务使用情况次之,金融服务质量最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相关性;微小型企业和农户获得金融服务的程度仍较低。今后,福建省将在优化银行结构布局,支持新型金融机构发展,建立健全信用体系,加大扶贫力度等方面提高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水平。     

小额贷款公司能服务普惠金融发展吗?——来自山东省的证据

普惠金融旨在通过解决金融排斥问题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小额信贷业务作为普惠金融制度的一项基础环节,在经历了最初的快速发展后面临制度瓶颈。关于小额信贷机构的社会绩效及其在普惠金融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需要根据现实发展进行重新审视。小额贷款公司能否服务普惠金融发展,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借鉴联合国构建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思想,构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编制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以山东省为样本地区,对山东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小额信贷机构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小额贷款公司通过扩大规模、提高内部经营水平、增加贷款规模等措施都能够对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小额贷款公司扩大规模、提高对"三农"的支持等有助于改善金融服务覆盖水平;降低贷款利率、提高短期贷款占比等有助于改善金融服务使用成本。     

中国供应链金融指数编制(下篇):指标体系构建、测算与结果分析

提出了中国供应链金融指数体系的具体指标及计算公式,其中,价格与风险指数体系包括价格指数、风险指数和夏普指数;规模与信用指数体系包括融资物金额规模指数及企业规模指数、核心企业信用指数和质押率指数。价格与风险指数的测算结果表明,2018年1月到6月供应链金融市场比较平稳,而7、8月则出现了较大的风险。规模与风险指数的计算结果显示2018年1月至6月,企业数量规模与融资物金额规模都急剧上升。通过对整个指数体系计算结果的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供应链金融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有效途径,并能起到较好的预测经济发展的作用,但供应链金融市场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基于金融发展理论的我国房地产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金融发展理论是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结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以金融抑制、金融深化和金融约束理论为代表的金融发展理论和我国房地产金融体系的现状,可以发现我国现存的房地产金融体系存在着由金融抑制造成的体系不完备,单一银行体系支撑着中国整个房地产金融的问题。为此,我国应采取深化金融产权制度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以及培育和完善房地产金融品种和体系等举措促进我国房地产金融体系的完善。     

区域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

在金融竞争力涵义和指标体系研究评述的基础上,以金融资源论为依据,以金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为原则,针对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特点和金融发展的阶段,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构建金融体系和金融生态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并指出在评价时应充分考虑统计资料的可取性和评价方法的合理性。     

中国近代金融业开放:历史经验与当代借鉴

金融业开放是一把"双刃剑",我国近代金融业开放的历史告诉我们,虽然近代金融业开放对现代金融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与演进、中国的金融思想、金融制度的转化与质变以及促进中国近代金融市场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加剧了近代中国金融体系风险、迫使中国政府丧失了部分金融主权、影响到了中国的政局变化。以史为鉴,当前中国金融业开放尤其应该注意加强政府在金融业开放中的作用,维护我国金融主权和金融安全,避免金融自由化。     

中国高等教育财政直接产出的实证分析

为了合理地计算中国高等教育财政直接产出和评价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文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高等教育财政直接产出指标体系中提取出总量产出(Y₁)和收益产出(Y₂)两个主成分,得到中国高等教育财政直接产出综合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综合直接产出、总量产出、收益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对综合直接产出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正向均衡关系,表明中国高等教育财政直接产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制度变迁中的我国财政政策效应分析及对稳健性财政政策的建议

通过对我国制度安排的分析,可以发现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在向新制度变迁时,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当前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同时在政策手段上多运用税收调节手段.     

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混业经营的政策探析

入世,加快了我国金融业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步伐,面对国外金融集团强有力的挑战,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日益突显出来:我国金融业是坚持实行分业经营,还是实行混业经营.为提高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我们有必要对分业、混业进行政策辨析,分析我国现行分业经营合理性及弊端,探究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借鉴国际金融业分业与混业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探索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业经营管理体制.     

基于外资银行参股的银行安全预警体系研究

金融安全尤其是银行安全涉及一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随着外资银行参股国内银行事例的增多,建立有效的银行安全预警体系已刻不容缓.以管理层与股权控制、银行业务控制、银行股权稳定、信贷控制、风险传染、金融监管六大类指标为基础构建的外资参股银行的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可以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准确评估引进境外金融机构的效应和建立快速有效的金融安全监管体系提供决策参考.     

Fisher判别法在高校财务风险分析中的应用

判别法在财务风险分析中应用广泛,Fisher判别法是多元逻辑概率判别法的典型代表。以教育部直属72所高校财务数据为基础,结合目前的财务风险指标体系,可以建立相应的Fisher判别模型。经过验证和比较,Fisher判别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我国金融改革方向的理性思考

近年来中央政府加大了金融改革的力度,出台的各项金融政策主要针对证券市场。这带来了一个问题：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还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我们认为,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的,而今后应继续发展这种类型的金融体系,即金融改革的目标取向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为了保证这种目标的实现,政府可以考虑采取金融约束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对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加以适当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