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在清代,乡村治理被视为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全局,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首先,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由国家政权掌控并制定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其次,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尤其重视发挥州县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清王朝还积极利用乡村社会的乡里制度、士绅、宗族等地方性资源来推进乡村治理.当然,乡村社会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利用 自身特色积极回应并参与其中.清代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为当前乡村治理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自由港制度:理论基础和历史嬗变

1842年以来，香港制度的本质特征就是自由港殖民制度或殖民自由港制度。从理论的角度来研究，香港制度的特殊性是明显的，是英国对香港的自由港式殖民统治制度，它既不是古希腊推行的或英国在北美推行的那种移民垦殖殖民制度，也不同于古罗马推行的或英国在印度推行的奴役土著殖民制度。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自由港制度，即殖民自由港制度，既不是主权国家在本国领土范围内设立的自由贸易区，也不同于历史上独立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汉堡、不莱梅那样的自由市，而是有自己的政府的独立城邦。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采取自由港的方式不是偶然的，主要原…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宗族与国家在"第三领域"的互动关系研究——以XJ县为实例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党对宗族的认识和当时激进的意识形态,国家对宗族实行了严厉打击的政策,使宗族失去了生存空间。改革开放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和改善,使得乡村社会内部活力增强,自主发育空间增大,村庄权力内生化。在制度体制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许多乡村的宗族得到复兴和重建,重新成为乡村社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乡村社区自治组织的产生和自治组织对村庄的治理———这一国家和社会均参与其中的“第三领域”与国家发生互动关系,乡镇政府、村自治组织和宗族三者都对村社区治理发挥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形成有意无意的互动。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变革模式及启示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变革是近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主要的变革模式有国家政权主导的全国性乡村治理变革,社会力量发动的乡村治理变革,知识精英与地方权力相结合推动的乡村治理变革,地方政权推行的区域性乡村治理变革,革命政党主导的乡村治理变革。乡村治理变革的首要目标应是在乡村社会建立一套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同时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互动、对农民基本逻辑的尊重、对乡村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关系的处理等也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及其方式演进

乡村是社会的基础,乡村治理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村庄治理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各种探索。我国的村庄治理经历了传统社会痕迹的宗族治村、传统管理方式的精英治村、经济社会大变革浪潮下的富人治村和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村官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血缘理性制约下中央苏区的宗族改造

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长期以来宗族血缘团体及其观念同农业文明相结合,构成了近代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进行苏维埃革命,用苏维埃模式改造了宗族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与传统观念,取代了旧有的宗族结构体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从中共改造宗族的结果来看,宗族组织并没有彻底被改造。血缘理性对中共改造宗族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血缘团体及其观念隐藏至中共所建立的苏维埃基层政权中,影响了中共改造宗族的最终效果。     

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宗族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重要因子,新中国成立之初被革除,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复兴。宗族复兴根源于传统宗族观念的不可断裂性和国家权力对宗族的弱控制。宗族复兴对当今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此我们要辩证分析,区别对待,让宗族文化的变迁有利于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现代化变迁中的乡村治理与宗族——评肖勇《WTO、宗族关系与村民自治》

我国加入WTO以后 ,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下 ,作为中国主要组成部分的乡村 ,同样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相同的趋向。因此 ,在乡村治理的研究中 ,一些问题便开始涌现 :WTO对村民自治推行有什么影响 ?WTO规则是否适用于村民自治 ?能否借鉴WTO规则来改造宗族组织 ,从而构建合理的乡村治理结构 ?最近出版的《WTO、宗族关系与村民自治》 (肖勇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 0 0 4年 5月 )一书对以上问题做了认真的思考 ,提出了比较独到的见解 ,值得一读。该书首先从乡村中最根本的产权制度———土地所有制的变…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乡土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匹配,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由此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而且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略论宗族在近代桂东南社会中的影响

桂东南是一个移民地区,人们有很强的宗族观念,并制定了种种措施维护宗族。由于国家权力对桂东南管理的相对弱化和近代社会的数次大动荡,宗族成为近代桂东南社会中最现实、最直接、最突出的乡村力量。宗族在近代桂东南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组织乡村政治权力、对经济渗入、控制乡村教育等方面。     

整合与细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华北乡村社会研究

本文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研究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与趋势。最初社会调查的观点集中于乡村社会的自我封闭和与国家对抗上;而20世纪引进宗族与士绅研究后,则倾向于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共存合作,强调士绅的中介作用;在新世纪初的整合研究中,则出现了"第三领域"、"文化网络"等多元理论。跨学科综合与研究对象细化必将成为今后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方向。     

民国时期的苏南乡村秩序

民国时期的苏南乡村秩序,就经济秩序而言,小农经济仍然是最主要的经济结构形态,但农村经济逐步卷入世界经济的旋涡,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关系向经济契约关系转变;就政治秩序而言,随着王朝国家向政党国家的转型,国家力量对于乡村社会的渗透日益深入,由行政机构和政府官员构成的显形国家力量直接进入乡村社会,乡村内生性权威力量急剧弱化,建构性权威的力量迅速突出;就宗族秩序而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就日常生活秩序而言,"伦理本位"的文化理念是村落社会中乡民日常生活的逻辑,在这种生活逻辑中,形成了"爱有差等"的"差序格局".     

关联博弈视角下的农户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研究

我国的农户合作经济组织是作为一种政府推行的外生组织制度嵌入到现实村庄中的,由于农户合作经济组织的构建是基于村庄的,因此村庄的社会结构将成为农户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的背景,村庄的社会关联(Society Correlation Degree)将深刻影响农户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从结构角度测定村庄社会关联度,可以将我国村庄分为宗族主导型村庄、家庭联合主导型村庄和原子型村庄三类,并通过构建村庄和农户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博弈,提高村庄社会关联度,以上三种类型村庄应分别采取依靠宗族组织约束,建立家庭聚合责任和塑造多利益联结体的组织治理机制。     

制度化吸纳与一体化治理: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在传统社会,我国以农业立国,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秩序稳定与延续的基础,对其进行官治主导的治理就成为制度化的必然选择,而官治的刚性缺陷、国家能力与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乡村社会的目的需要新的可控制的治理权威。乡村社会中既有的宗族权威作为一个有效的联合对象,成为官僚制度吸纳的另一个权威体系。这样,在传统乡村社会就形成了官治主导、族治辅助的一体化治理。     

从"控制"到"治理"--解读"县政乡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控制”为标志的“乡政村治”模式不仅不能有效抑制政府公共权力的异化,而且也不能有效推动乡村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因此,建立以“治理”为标志的“县政乡治”模式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且是一种适合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和治理规律的理想模式。该模式不仅具有一系列重要特征,还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     

乡村旅游循环经济运行模式探讨

乡村旅游循环经济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农户一企业及游客三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因此,推进乡村旅游循环经济运行,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从宏观规划、行政立法、政策引导、监督实施等方面全方位地推进乡村旅游地循环经济模式的运行;发挥科学技术的核心作用,在农户一企业层面大力推行清洁生产,积极开展生态旅游;在旅游者层面,积极推行"绿色消费"和"理性消费",等等.     

中国乡村民主治理模式探析

中国乡村民主治理模式的建立,必须壮大乡村公民社会,形成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合作互动、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并使之制度化,以使中国乡村治理走向善治.     

当代中国宗族文化与乡村民主化建设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宗族文化复萌对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虽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对乡村民主化建设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宗族文化容易强化宗族意识、纠结宗族矛盾、妨碍法制建设、抑制独创精神、操纵乡政等,影响乡村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农民的政治参与,延缓乡村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