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中以驭外”──王韬政良思想的主旨

王韬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过去人们在论及其思想时，往往专注于他的“变法自强”主张，而对他强调的“治中以驭外”未予充分重视。须知“治中以驭外”正是王韬改良思想的主旨，是他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今试加论述，以就教于方家。王韬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家庭，1849年22岁时，迫于生计到上海，在英国人办的墨海书馆从事编译西方书籍等工作。此时的上海，已在1842年《南京条约》中规定辟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又因1845年的《上海租地章程》而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强占的第一个租界，是殖民者飞扬跋扈的所在…     

是谁害了袁世凯

从万众期待到千夫所指，袁世凯本有机会成为“中国之华盛顿”，却最终成为举国唾骂的“窃国大盗”，在众叛亲离中羞恨而死。相传袁世凯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他”是准？有人说是一心想当“皇太子”的袁克定，有人说是一心想做“帝王师”的杨度，也有人说是袁世凯自己的帝王思想。     

日本汉学家松平康国的对华认识及其政治倾向

松平康国于1902年至1907年间先后受聘为直隶学校司编译处主笔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政法顾问。来华之前，他认为中日两国应该彼此互信，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侮，但日本应该引导与帮助中国改革，中国自身亦须发扬儒教的真髓，同时学习西洋的“格致”和政治制度。在华的经历则使他对中国越发感到失望和担忧，公然宣称“儒教衰于中国，而精神存于日本”。他赞成宪政，却认为孙中山、康有为等“有灭清之志，而无济民之意，不足相为谋”，更不慊于袁世凯的政治品德，甚至认为中国人极端自私的本性不适合于共和制度，因而支持以肃亲王为首的皇室复辟势力。在幕末明治时代来华的日本人中，像松平康国的这种对华认识具有普遍性，共同构成了近代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底色。     

嫉富心理的转变

他的顾问们态度很坚定:如果你想在英国获得成功,就不能炫耀自己。哈基-约安努(Haji-Ioannou)同他的营销人员和律师坐在伦敦一间小办公室,正在制订经营一家航空公司的最佳办法。 他应该把自己的照片放在招贴画上大肆宣传还是应该像多数英国商人那样遵守谨慎的传统,保持有节制的形象?他说:“顾问们告诉我,英国和美国不同。在美国,人们钦佩资本家。在英国,人们说他们不喜欢公司为一个人所拥有,他们愿意看到像英国航空公司那样的机构式的公司。”     

古德诺与“洪宪帝制”

基于对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与袁世凯的早期关系及其来华后的一贯思想的分析，可以认为古德诺在“洗宪帝制”中起着重要的谋划作用，其事后的辩解也无法否定这一史实。     

欲望化的他者——论笛福笔下的中国形象

笛福笔下的中国形象和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是负面的,他在塑造中国形象的过程中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希望中国能够对英国殖民者打开国门,促进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并且希望英国统治者扩充军队以保护海外商人的商业利益。笛福笔下的中国形象不是真正的中国,笛福只是把中国看作一个欲望化的他者,意图将中国作为一种异己力量,以促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调整。     

阿加莎“东方小说”中的旅行书写与殖民主义

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了二战前后的“东方小说”,多围绕英国人在英属殖民地的险恶经历展开，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和旅行书写特征。《褐衣男子》中的“帝国凝视”赋予白人殖民者绝对的权威性和优越感，同时又“他者化”非洲土著。但是东方想象、“他者”镜像以及殖民话语权威，却在《他们来到巴格达》中被巴格达的多元混杂空间中打破和消解。这些差异与阿加莎多年殖民地生活和工作经历有关，也能从中看出她对帝国殖民扩展的反思。     

一个吸食鸦片者的自白——德·昆西眼里的中国形象

在英国散文名家德.昆西的自白中,鸦片带给了人们无穷的痛苦。这种痛苦有时是由一些稀奇古怪和可怕的噩梦构成的,噩梦的来源则是东方和东方人。在他眼里,“中国是一个无生命力的国度,中国人是非常低能的民族,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蛮人”。所以他不仅支持向中国贩运鸦片,而且主张依靠军事力量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这是一个对中国和中国人极具成见和偏见的英国作家,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著述正是忠实地展现英帝国殖民心态的自白书。     

被焦虑打倒的海归小硕

三年前李季从英国读完法律专业硕士回国，当这位“海归小硕”意气风发地出现在昔日同学和亲友面前时，荣耀包围了他。 后两个月的求职遭遇却差点让他变了一个人：国内企业好像并不买他的账，自己要求的薪水很难达到，做法务顾问的职业诉求很难实现。于是，为了安慰父母，也为了适应现实，李季无奈之下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但是，只忍耐了半年后他就离职了，原因是总感觉别人与自己格格不入。     

模仿者的绝望——解读V．S．奈保尔短篇小说《告诉我要杀谁》

2001年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后殖民作家、V.S．奈保尔是“英国移民文学的三雄”之一,其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题”的重复,而其中重复最多的一个主题是“模仿”。在一些后殖民理论家,如霍米·巴巴看来,体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关系的一种重要状态是模仿;模仿指的是当地人对于殖民者的一种效仿,但是这种效仿却并不完全一致。它内含嘲弄和变形,殖民话语因此变得面目不清;模仿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于殖民话语的尊重,但在实践上却戏弄了殖民者的自恋和权威。巴巴认为模仿只是一种伪装。而不是和谐;它通过部分重复、部分颠覆的混杂,威胁了殖民主体的稳定性。     

论谭延在“二次革命”前后的活动

以往论者大多批评湖南都督谭延在“二次革命”中态度暖昧，对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谭延在“二次革命”前对袁世凯的野心是有一定的认识和警惕的，但同时，他也和当时一般革命者那样，幻想通过“政党政治”来钳制袁世凯。“二次革命”中，谭在宣布独立之后，也是有所作为的。取消独立后，也并未与袁世凯同流合污。湖南独立迟迟而取消迅速，一方面有它的主客观原因；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谭的阶级劣根性，以及他那谨慎圆滑、左右依违的处世原则     

古德诺与"洪宪帝制"

基于对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与袁世凯的早期关系及其来华后的一贯思想的分析 ,可以认为古德诺在“洪宪帝制”中起着重要的谋划作用 ,其事后的辩解也无法否认这一史实     

论孙中山对袁世凯再度妥协之原因

孙中山在解职临时大总统后至“宋教仁案”发生前，对袁世凯的再度妥协并非是落入袁世凯的圈套而上当受骗。孙中山对袁世凯再度妥协的原因，在于客观上为当时的形势所迫，主观上则存在着促使他再度妥协的思想基础。     

《澳门新闻纸》的翻译与林则徐走向近代的开端(下)

四《澳门新闻纸》的翻译,为林则徐打开了一扇放眼全球的窗口,同时,也帮助他开始接触近代世界,看到早已开始的西方殖民者强迫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进程;从而对渡海东来的西方侵略者的某些特征及其活动规律,感性认识逐渐加深。前已提及,英国向阿富汗等地扩张,巳接近西藏。林则徐把这条新闻编入《澳门月报》时,还选入有关英国“先在印度不过贸易,后却全得了地方,又得新奇坡,又似有谋澳门、小吕宋(菲律宾)之意,又似有犯中国之意”等报导)。另一条新闻又使林则徐获知:英国人“向来皆以为中国系半入王化之人”,即视中国为半开化的国家。为了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变法思想

李提摩太是晚清时期来华的英国传教士,他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大量主张中国变法的文章,内容涉及农业、贸易、交通、文化教育等领域。这些文章在当时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在其宣传中也明显表现出为英美等殖民者服务的特点。     

变化中的英美语歧异新探

谈到美国英语及英国英语,很多人认为美国和英国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既不同文,也不同种。美国是一个人种极为复杂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语言。美国历史告诉我们英国殖民者真正开始成批地越过大西洋,定居北美洲,是在欧洲“文艺复兴”的后期。早在此之前,美国这块土地上已经有了来自欧洲的殖民者。美国(America)这个名字     

“拿来主义”与“食西不化”

8集电视连续剧《遵义会议》由中央电视台播放后,李德这个名字又引起了人们兴趣。这个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曾是红军以至中共中央的“太上皇”。当年,中国革命的前程就差点断送在他手上。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当年共产国际并没派出这么一个“顾问”。《传记文     

鸦片战争赔款问题

一、赔款的三个项目鸦片战争赔款是英国殖民者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勒索赔款。为了揭示英国强索赔款的掠夺性,首先有必要考察一下所谓赔款问题的由来。鸦片战争赔款包括三个项目:1、鸦片烟价,2、广东行欠;3、水陆军费。 1、所谓烟价就是勒索“偿补”曾经由清政府合法没收和销毁了的、英国人从事贩卖毒害中国人民的毒品——鸦片烟的价值。马克思曾经指出,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贪得无厌地追逐利润,不借利用最卑鄙的手段。这种手段之一就是“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正是依赖这种贸易的走私性质”,“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大     

体量宏大贯通古今新见迭出

由于是校友加朋友,高有鹏教授每有新作,常常惠赠一部给我。而每次接到他的新著,我都不禁肃然起敬。他的长篇历史小说《袁世凯》,运用新材料、新观念,将历史考据和文学描述结合起来,把人们心目中彻头彻尾的“反面人物”、“窃国大盗”——袁世凯写得有血有肉。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庙会文化》,     

汤化龙、进步党与民初政局

长期以来,我们对立宪派在民初的政治活动研究不够,评价也欠客观和公允。对立宪派的重要领导人汤化龙的评价即是一例。有的研究者因汤化龙支持过袁世凯,就说汤的“政治利益和袁世凯紧密联结在一起,因而为巩固袁的专制统治格外卖力。”或说他“为袁世凯推行专制统治效力。”对其领导的进步党,有人讲其“真正意图就是要建立一个驾驭各党之上的政党,以便控制全国政局,帮助袁世凯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动政府,以巩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它建立后,“成为袁世凯的反动工具。”对此评价,笔者不敢苟同,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