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严复的现代国家观和国家民族观

1895—1904年,严复的民族/国家思想不断发展演变、逐阶上升,经历了三个各有侧重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895年,严复译出《天演论》初稿,发表《直报》四雄文,爆发出强烈的保种救亡意识,高扬民(种)族主义旗帜。第二阶段为1897—1898年,严复创办《国闻报》,刊发这一时期代表作《拟上皇帝书》,提出现代国家的内政外交方略,显示他已初具民族国家意识。第三阶段为1900—1904年,严复深刻意识到盲目排外的激进民族主义对国家的祸患,遂汲取A History of Politics中的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理论和现代国民国家学说,翻译成《社会通诠》并于1904年出版,由此奠定他的现代国家观以及国家民族观。第一阶段,严复极力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灭种危机、主张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竞争保种;第二阶段,他认识到国际社会有一定公理、中国之危机更多来自内部,所以强调清廷政府要提升内政外交水平、加强国家能力;第三阶段,他则以国家民族观念批判激进民族主义,宣扬法治宪政的现代国民国家以及不分民(种)族人人平等自由的“国家社会”。严复在20世纪初就奠定了其富于现代性的国家理论和国族观,不仅在当时处于世界前沿,至今亦仍有...     

论宋教仁的信息公开观及其实践

宋教仁的信息公开观主要体现在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立法公开等方面,对近代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信息公开观着眼民权保障、紧扣政治改良、致力制度建设,具有鲜明的民主宪政特色。由于受时代制约,也存在刻意的政党营销、冲动的个人行为、忽视的保密底线等局限性。     

常德志士与武昌首义——兼论辛亥常德人才群体的形成

本文集中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常德革命志士对武昌起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 ,在前人从宏观层面研究整个湖南人才群体现象的基础上 ,本文试图在微观层面对辛亥常德人才群体形成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契约论国家观与阶级论国家观的区别及融合

契约论国家观认为国家源于契约,阶级论国家观认为社会的阶级分裂产生国家;契约论国家观认为设立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阶级论国家观则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在对世界的影响上,契约论国家观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稳定、繁荣和进步,而对阶级论国家观的绝对化理解则使众多社会主义国家走了弯路。融合契约论国家观中的合理成分,引导国家踏上社会契约化之路,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民国时期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选择与实践行程

中华民国建立前后,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有过从联邦制到单一制的转变。此后经北洋军阀统治到国民党统治,国家结构形式在制度形态上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民国时期国家结构形式的实践表明,中央集权缺乏相应的权威,地方分离割据势力是中央政府无法消除的心痛;地方自治举步维艰,往往为中央或地方的官僚政治所利用。以独裁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都是一种官治,而官治则是民国时期国家结构形式实践中的病原。     

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国家结构观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联邦制的首倡者,但他对联邦主义并未一以贯之。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之前,他经历了由联邦制到单一制再到联邦制的思想变化。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过程中,孙中山改变立场,转而主张建立单一制国家结构。孙中山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复杂的,这反映他对国情认识的深化,也反映出国家结构问题的复杂性。     

论宋教仁对辛亥革命的理论贡献

宋教仁对辛亥革命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民主政治思想的全面性、系统性;二是其民主政治思想的激进性和深刻性.与此同时,作为革命派群体内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其民主政治思想还具有非常突出的两大个人特色:一是对内阁制民主的极端崇拜,二是强烈的法律意识.这两大个人特色与他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学识素养紧密相连.     

中国地方制度析论

中国自秦统一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以后,为了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逐渐形成了有关地方的建立、授权、调整和治理以及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框架。这样的地方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过不断的调整而趋于稳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地方制度文化。同时,这样的地方制度及其文化,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地方政府的运行、改革和治理。建基于西方国家历史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分析框架,无法全面揭示这样一种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地方制度的独特内涵,因此有必要在全面梳理其历史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对它作出深刻的阐释。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思考--从国家权力看我国国家结构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是一个国家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基础,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本文试图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划分和分析国家结构及其本质特征.结合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可以看出,我国国家结构与典型单一制或联邦制都有很大区别.我国在本质上是单一制,不过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可称之为复合式单一制.准确地把握我国国家结构的本质和特色,对于我们更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观与市场调节观——对国家与市场分析范式的一种解读

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是经济法的基本分析范式,本文以国家干预观和市场调节观作为两条主线,以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两大经济思潮的理论演化为论述起点,在实践层面,分析评价了中国经济转型期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并进行了反思;在理念层面,阐释了国家的法律与社会的法律的理论命题;在制度层面,提出了对国家干预进行宏观调整和微观重构的理论构想,旨在对国家与市场分析范式进行系统解读,寻求经济法的合理内核,实现国家干预权的正确行使.     

马修·阿诺德的国家观

本文通过简要分析马修·阿诺德国家观的渊源与本质内涵,指出其国家观的内核是其文化理想。     

国家与利益--现代西方的四种国家观

国家是一个社会的公共管理组织,是与社会各种利益密切相关的.20世纪的西方学者各自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国家问题,探讨国家性质,形成了四种不同的国家观.其一,认为国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其二,认为国家是统治者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其三,认为国家是各种利益的协调者;其四,认为国家是阶级利益的工具.     

论蔡锷的国权观

关于国权的含义,蔡锷是在国家对外的独立自主权和对内的统一治理权的意义上使用权范畴的;关于国权与人权的关系,蔡锷认为国权是人权的保障,中国人民要享有个人的人权,首先须有国家的国权;关于怎样才能巩固和发展国权,蔡锷认为须建立一强有力之政府。蔡锷的国权理论是在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又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中国地方制度特色论

制度是形式化的规则、固定化的规范。中国的地方制度是适应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民族国家的特点而制定的。同时,中国又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原则"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也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地方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方向。     

论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共生观

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其外交思想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之一。这不仅是由于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出发点,最主要的是其国家利益观具有极强的共生性。从分析其共生性渊源出发,可着重发掘其丰富的共生性内涵,初步展示其在新时期外交践行中的强大生命力。     

黑格尔国家观文献述评

在众说纷纭的国家观中,黑格尔以其独特的高度抽象思辨的国家观在政治思想史中占有突出地位。为更透彻地理解黑格尔的国家观,现将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解说黑格尔思想的研究成果作一文献综述,继而分析黑格尔国家观的自身特点及其对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刍议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学说

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中产阶级奴隶主的思想家,被马克思称作"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也推动了西方国家学说史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专门讨论了政治问题原理,包括什么是国家、国家的类型等。研究这一著作,对于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学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进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希腊城邦制度和古代国家学说。通过探讨亚里士多德国家观学说的基本观点,对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作简要评述。     

论日本地方议会的地位与特征

日本作为世界上较早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之一 ,通过《日本国宪法》以及《地方自治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有关地方自治制度的法律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地方自治制度。其中 ,日本地方议会作为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本政治制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日本宪法的规定 ,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包括地方议会 )是一种对等并列的关系。但大多数情况下 ,两者的关系依然是国家对地方公共团体的干预关系。当然地方议会也会对中央机关的活动起到一定的影响。另外 ,日本地方议会在日本国家体制中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地方议会受国会的影响 ;地方议会与竞选者的动机存在密切的关系 ;地方议会具有浓厚的日本文化特点。     

国家的制度供给模型

本文引入制度自由度、正向性和逆向性制度变迁及制度边际贡献率等概念,分析了国家的制度供给行为,借助边际分析方法建立了国家的制度供给的总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作者认为,任何形式的制度均可用自由度来衡量,自由度的增减分别构成正向性和逆向性的制度变迁.国家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的问题,两者均可导致社会经济的非帕累托最优.国家也存在制度供给结构的失衡,强势利益集团可获得的自由度较大,而弱势群体可获得的自由度较小.总量模型有助于认识现阶段中国制度变迁中的制度供给不足和过剩,结构模型的建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现阶段地区间、产业间的制度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