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一个“神话”

梁效不愧为江青的御用工具,竟然宣称武则天“利用佛教打击儒家”,他们用的是“历史研究”的名义,却简直是在“创作”二十世纪的新“神话”。鲁迅早就说过:“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鲁迅全集》第五卷二四五页)按:三教辩论是在初唐,到了武则天时就已“变成大家打诨”,说是“三教同源”了。武则天确曾大大“利用佛教”,但她不是用来“打击儒家”。武则天示意她的嬖臣薛怀义纠集和尚伪造《大云经》;还有些和尚又为此注疏,那就是伪上加伪了。《大云经》已佚,《大云经疏》也只存残卷(且已被盗往国外)。有的同志用两唐书探究《大云经》大     

“无信”与“中庸”——周作人“中庸”观之我见

“中庸”观是周作人思想中一个最复杂也最容易引起人们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 ,由于周作人的“中庸”观是与“无信”即反本体的“空”观思想相连的 ,因此 ,它不仅在本质上与相信存在终级本体的传统儒家中庸思想不同 ,而且内在地包含着冲破封建独断论束缚的革命内容 ,具有深远的启蒙意义     

关于宋代新儒家伦理论中“诚”的概念

从先秦儒学到宋代新儒学 ,其思想继承的核心内容基本是围绕伦理理论中人的本性这个问题展开的。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说”以及作为其逻辑根据而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论 ,成为宋代性理学成立的决定性基础。宋代新儒家在自己的伦理理论体系中努力探求规范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相关关系。为此 ,他们关注先秦儒家的“诚”概念 ,并把它作为天人相关的媒介进行深入阐述。宋代新儒家们以“诚”为媒介将“性”与“命”相统一 ,从存在论上保证了他们的伦理理论根据。朱熹认为 ,“诚”并不是道德的抽象性 ,而是实在的“理” ,用“诚”来概括天理的必然性。这表示宋代新儒家的伦理理论彻底上升至存在论层次 ,意味着基于不变权威的中世纪道德至上主义的萌芽     

“中庸”新探

儒家的“中庸”曾被批判为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或者仅仅被理解为在矛盾对立面之间寻求平衡的思想方法。这都不符合先秦儒家所谓“中庸”的本来含义。“中庸”是以儒家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以合于“礼”的道德准则为其具体内容的一种伦理政治观,抽去其特定的具体内容,就不是儒家所说的“中庸”了。“中庸”说由孔子首创,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实发挥而完成。但关于用“中”的思想则在孔子之前就已产生了,而儒家的“中庸”说正是从前人有关用“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     

“仁者寿”——儒家“道德养生”思想探析

“仁者寿”是儒家“道德养生”思想的核心命题.儒家“道德养生”思想丰富了民众养生方法,为当今道德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开启了中国本土意义治疗的先河.     

论唐玄宗和“开元之治”

唐玄宗执政的年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代。对于唐玄宗一生的政治活动,究竟应当怎样评价,这是唐代历史的重大课题。过去有的史学家说:“唐玄宗是吃现成饭的人,唐玄宗初期的政策,也是武则天的政策”。“四人帮”的御用文人梁效说:“唐玄宗前期,基本上继续唐太宗武则天的法家路线,从而出现了‘开元之治’……从开元末     

斩断“四人帮”伸进文学史领域的黑手——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

杜甫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诗人。历代地主阶级文人、资产阶级学者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对杜甫作了大量的评论。近年来,“四人帮”又从其篡权复辟的需要出发,对杜甫进行了随心所欲的歪曲,把杜甫弄得更加面目全非。我们今天研究杜甫,必须首先清除“四人帮”在杜甫问题上散布的浓烟密雾。一、梁效论杜甫的用意何在“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上遭到惨败后,一九七五年四月,就急急忙忙指使其御用文人梁效,同时抛出《杜甫的再评论》和《论李商隐的<无题>诗》两篇黑文,杀气腾腾地叫喊,要通过对杜甫的再评论,来“坚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     

批判林彪、“四人帮”在农民战争问题上的极左谬论

<正> 林彪、“四人帮”是一伙穷凶极恶而又阴险狡猾的反革命两面派。为了替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曾经指使其史学奴仆关锋、戚本禹、梁效、罗思鼎之流,以研究历史为幌子,把黑手伸进农民战争史领域,炮制了大量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今天,当“四人帮”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他们与林彪反党集团狼狈为奸的罪行已经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很有必要把关锋、戚本禹、梁效、罗思鼎等十多年来先后在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上制造的大量极左的反动谬论,进行一次深刻的批判。这对于彻底揭穿他们“左派理论家”的骗子嘴脸,进一步识别林彪、“四人帮”本是一丘之貉的阶级实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肃清流毒和影响,使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健康发展,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都是极有裨益的。     

以“敬畏为阶”谈儒家“存而不论”的意义世界

“子不语怪力乱神”使得儒家在理解天道、鬼神问题时略有神秘主义色彩。其实,除了“尽心知天”的意义架构路径外,以敬畏鬼神为切入点来“知天”是儒家建构意义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存而不论”的字面意思无法反映儒家对待鬼神的态度,因为这种方式在现实中有一套相应的丧祭礼仪,规范着人们行为,影响、塑造着民俗人情。丧葬礼仪并不简单地是基于神道设教的理论预设需要,而是以内在敬畏的真实情感为基础的意义表达。现代社会对儒家敬畏感的缺失和对鬼神“在场”的消解导致人们避谈儒家的鬼神观念,将儒家建构意义世界的这种方式视为否弃对象。缺乏敬畏的儒家意义世界难以展开,敬畏对象的普世性是儒家在现代社会重获认同的关键因素。本文以《礼记》中的鬼神观念为主要探讨对象,探析儒家另一种“知天”的基本内涵,思考儒家修身学说的理论前提。     

评墨子的“非乐”思想

与儒家的“礼乐”思想针锋相对,鲜明地提出“非乐”思想来的,是墨子。他除了写了专门讨论音乐的《非乐篇》之外,在《三辩》、《公孟》、《节用》等篇中,都一再谈到他的“非乐”思想。他之所以要“非乐”,反对儒家的“礼乐”,是因为他的阶级立场和思想路线,和儒家是根本对立的。     

论王冕“梅花诗”与儒家人格理想

“梅花诗”是元末诗人王冕作品中的奇葩,凝聚了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格理想.“梅花诗”对儒家人格理想进行了诗意化的艺术塑造,以“梅花人格”为独特意象,既彰显出兼济天下的政治内蕴,又凸显出独善其身的人格诉求.作为儒家“君子”人格的时代折射,“梅花诗”既对儒家传统人格理想有所丰富和发展,又对后世儒家士人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毒瘤”与“蛹体”——中西传统超越意识比较

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观点,西方现代社会的缘起得力于基督教所具备的超越意识,而中国之所以无法摆脱传统社会模式,正在于作为主导思想的儒家学说缺乏这一超越意识。海外新儒家对此有所异议,认为儒家体系中不乏超越的意识,悲剧在于基督教的超越是“向外超越”,儒家的超越是“向内超越”。然而这种过于单一的区分并不能解释基督教超越意识曾经给西方中世纪造成的黑暗,也掩盖了儒家学说对中国古代文明所曾有过的贡献。何以曾经作为文明的“毒瘤”的基督教超越意识会一变而为文明的“蛹体”、而曾经是文明的“蛹体”的儒家超越意识却蜕化成文明的“毒瘤”?为此,本文拟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将这两个中西传统超越意识的代表作一比较研究,以期对它们各自的性质及功能转换的内部机制作出合理的说明.     

文武之道的特质与“民本”意涵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孔子认同的儒家政治道统。在孔子看来,文武,在儒家政治道统谱系中是可以取法和效仿的典范。文武之道,简而言之,就是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文王之德纯,武王以义成。文王传授武王“中”道及其“敬德保民”的意涵,客观上为儒家政治价值观的早期形成奠定了民本的根基。文王尚德,是美德政治的楷模;武王以义成,评判武王克商事件的政治合法性,是先秦儒家政治发生史上的重要事件。周初对天命政治的新诠,使得文武之道有了“重民本”的特性,突显了儒家政治道统“敬德保民”的核心意涵。     

“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先秦“文”“质”之争与礼学的演进

“文”“质”之争是先秦以至两汉时期思想家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提出文质彬彬的价值原则,主张外在的仪节与仁义的品质协调相配、先天的生理素质与后天的礼乐教化和谐相济,但其无法割舍对“礼文”的价值追求,这使儒家的文质论在现实中表现出文在质先、文繁难究的弊病,也招致了儒家以外诸子的攻讦.他们或批评儒家质论的偏颇,指出其以道德本性代替自然本性,或批评儒家“礼文”的价值立场所带来的奢靡之弊.作为回应,汉代儒者将“文”“质”发展成为两套礼乐制度,并与“三统说”相关联,形成一套“文质再而复”的社会历史观,以“文质相救”的动态平衡取代“文质彬彬”的静态平衡.     

刘勰的“征圣”、“宗经”思想

<正> “征圣”、“宗经”是《文心雕龙》全书的指导思想。其所征之“圣”为儒家圣人,所宗之“经”是儒家的五经,这是很明确的。既如此,它和不属儒家之道的“原道”观,怎样构成一个文学观的整体呢?主张“征圣”、“宗经”,是否要求文学作品应当宣扬儒家思想呢?评论文学有何“征圣”、“宗经”的必要呢?这些问题,虽过去还未展开具体的讨论,但在许多论著中,是存在着相当歧异的认识的。这既影响及对刘勰“原道”论的理解,更有碍对刘勰整个文学思想的认识。本文即试图对此做点具体研究。     

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

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命”是儒家自然目的论与自由意志观的核心范畴,是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的架构基石。儒家哲学所讲的“命”、“天命”,有命定论意义上的含义,更有自然目的论上的含义,两种含义很长时期里被并用,到朱熹时,才明确区分了二者的差别。儒家学者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理解,基本上就是他们对于“命”的看法     

“郁金香革命”与美国的“街头政治”

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颜色革命”——“郁金香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国内贫困、执政党腐败等一系列国内因素引发的,但同时更离不开美国的输出民主战略——“街头政治”。没有荚国的“街头政治”,“郁金香革命”在吉尔吉斯斯坦是成不了气候的。     

评“四人帮”的“思想专政”论

在“四人帮”的“全面专政”的理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在思想领域”专政。按照“四人帮”的解释,所谓“全面专政”就是在一切领域,即在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所谓“在思想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专政。姚文元说:“上层建筑一切反动思想都要实行专政”;梁效说: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有效的专政”。他们一口咬定,如果不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得“残缺不全”。他们鼓吹用专政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把这种观点概括为“思想专政”论,并对它进行批判。     

儒家“内圣外王”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但其基本精神可归结为“内圣外王之道”。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企求的目标,成为历代儒家讨论的中心议题和学术宗旨所在。随着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中国封建制度的解体,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主义者视作腐朽的封建意识形态,受到无情批判。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继续为复兴和发展儒家这一根本精神而努力。它在当今社会里究竟是仅供人观赏的“木乃伊”,还是仍可散发活力的“活的生命”?在我们看来,只有先弄清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内涵及其发展线索,才能更好地判定它对当代社会及21世纪有无积极借鉴或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