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看中国司法的兴起及理念

关于中国早期"法"的含义,已有很多解释.该文利用古代文献资料和现代学术成果,试图论证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许慎<说文解字>对"法"的解释基本可靠,也比较合理;二是,早期中国"法"与西方法(Jus)的内涵大致相同,也是通过司法审判获得的"正义"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指刑罚.     

《新原道》的判教思想研究

冯友兰先生所著"贞元六书"中的《新原道》一书,体现了冯友兰先生丰富的判教思想,是"贞元六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冯友兰先生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标准,评判中国哲学史上各主要时期以及各主要学派的哲学思想,并以自己所创立的"新理学"体系为结,阐述了"新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本文对《新原道》的判教思想进行具体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试论唐代科举判文题目的性质与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一向以杜佑的"始取州县案牍疑义",后由于选人太多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和"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作为唐代科判题目发展的定论,好像出题本身无关乎现实,尤其是中后期。笔者经梳理发现,科判判题的种类数量不仅与唐代社会的发展建设联系密切,而且有着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鲜明目的,是唐代几个阶段所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的一种文化反映。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意涵

中国文化提倡以"和"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在中国价值哲学视野中,"敬天"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前提,"齐天"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基础,"爱天"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动力,而"用天"则是实现"天人合一"的目的。     

神判与法律器物文化

神判作为一种民族法文化现象，在世界很多民族中都曾存在，而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并对今天民族内部纠纷的解决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影响。神判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应有其合理和可能因素，这表现在各种形式的神判中几乎都有人的因素。对及时解决纠纷，息事宁人，稳定地方，维护习惯法的权威和神性，打击真正犯罪是有利的。中国古代的触角种判、占卜神判和烫伤神判都具这样的文化内涵，但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的神判都一定有人判因素。     

重情、事理、用法与和谐社会秩序——一个法律史分析的视角

本文在致力于中国传统法文化——情理法及其关系研究者们的相关研究基础上,探求为什么会在中国形成情理法的"场效应",通过情理法的"迭相为用",从而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探求其背后隐藏着的人性、人伦及人神分离的中国非宗教信仰意识。作者这一推进式研究,目的在于探寻情理法得以发生发展的"自然法"基础,揭示和谐秩序形成的多元制衡因素,并从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建构所依据的法的工具意识上,剖析情理法交织并存、良性互动的必然性。     

神判与官司:一个西南村庄降乩仪式中的讼争与教谕

在帝制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贵州黔中地区的屯堡村寨的宗族内部与村落自身都急需重新确认与重组人伦关系与道德体系。围绕着祖坟归属而激发的诸多争端,鲍屯鲍氏宗族于1912～1914年间举行了一系列降乩仪式。从这些降乩仪式发生的具体历史场景,以及地方的社会事实和人们的具体实践出发,可以从一个侧面理解乡土社会为平息讼争而进行的神判仪式中所呈现的讼争解决机制、社会秩序、文化价值。对作为"礼教"产物的清末民初地方社会的秩序维系与司法形态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的"宗教"和"法律"概念对我们认识中国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局限。     

"天"说

"天"的观念对于中国上自君王下及黎民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全方位、多层次地探讨古人对"天"的阐述,力图以全新的科学哲学概念对现代"天"的本质属性作新的概括,开拓对于"天"及"天人合一"社会结构探索的展望.     

“法”与水的联想——从“灋”字从水谈起

"灋",从"水",含有公平、正直之义的内涵。上古洪水的传说以及治理洪水的相关文献资料记载说明,洪水是直接导致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和法律的产生的原因。在治水害兴水利的斗争中,先民们衍生出对某种超自然神力的崇拜。"法"字中的"水"则折射出远古神判的色彩。在早期人类大河文明发祥地的法律文化中也具有水因素这一特性,说明法律的起源和人类文明的发轫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唐代拟判体例文辞探析

唐代判牍采用骈体,文采绚烂,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判文中的一朵奇葩。但现今所存唐判多为文人摹拟之作,称为拟判。以拟判为例,对唐代判牍特点、文辞风格和对当今制作判决文书的借鉴意义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司法文书的写作有所裨益。     

“以德配天”与“以人为本”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考的重要问题。商周之际，为了解释周代商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重要思想，开启了神权政治观向道德政治观的转变。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制的瓦解，“公室衰微”．人的主体地位上升，“以德配天”思想被诸子发展为“以人为本”的政治观和系统的民本思想，从而使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研究先秦政治伦理，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借鉴意义。     

先秦“天命”观的发展及其道德内涵 ——从周公到孔子

"天"及"天命"是中国传统伦理所预设的道德彼岸."天"及"天命"作为文化概念的提出在西周初年,其道德内涵则因周公而确立.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周公的"天命"思想,使"天命"由眷顾天下的统治者进而惠及每一个有德者.个体"体天命"的过程亦是"天命"的道德内化过程.     

殷周之际精神信仰的嬗变

殷周之际,政治与文化发生了剧变。这种剧变的背后是精神信仰的冲突。殷商崇拜以帝或上帝为代表的自然神,带有宗教的性质;西周则崇拜以天或天命为代表的人格神,具有理性的光芒。相较之下,西周更注重外在的天命与内在的德性之间的互应,并用"以德配天"的方式进行思想教化。由此来看,西周的思想中已有人文的因子与人性的觉醒,这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大解放奠定了基础。     

《逸周书》“伯父”“叔父”考论

在周代,尤其是西周,天子既应该按家庭行辈制度对父亲的兄长称"伯父",又要按职官礼制对于二位方伯称"伯父";既应该按家庭行辈制度对父亲的弟弟称"叔父",又要该按职官礼制对各位州伯称"叔父"。由此也可见,《逸周书.本典解》成王称周公为"伯父"是没有问题的。     

经学、历史与历史书写——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在两汉经典中,只有《周官·大司乐》提及过一次“圆丘”,而无论是今文经典,还是两汉典礼,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没有圆丘祭天。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平衡经典异义,并以《周礼》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学体系。郑玄将《周官》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认为在南郊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这是郑玄以经文为本,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在政治层面,当“郑氏家法”被普遍接受之后,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史、制度的特点。另外,郑玄把《周官》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周公制作的大典,便成为周代的历史,而且因其具有“经”的地位,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因此,郑玄的经学在杜佑《通典》等史学著作中,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可以说,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塑造历史,同时,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从郑玄论圆丘礼中,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天下同文集》选词刍议

《天下同文集》是元人周南瑞编选的诗文集,存词三卷。该选集有着较高的文献价值,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元词成就。从该集所选词人群体的多元化,对本朝文学的肯定,可以窥见元人海宇混一的盛世心态,元代词坛南北逐步合流的情况;从所选词作的风格特征,可以看到编者受姜、张词派影响,崇尚雅正词风,推尊词体,审美趣味与元代中期平易正大的文风趋近。     

“法先王”思想与周代的特殊关系考

“法先王”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极大,这与周代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其主要表现有：周代“神祖二元”的宗教观与祖先崇拜的空前强化;周代农业的强势主导地位与长期定居生活模式的促进作用;周代宗法制度的特殊影响;周代前期统治的成功以及周代巨大的历史影响力。     

“帝师”与“佐命”：张良形象与南北朝初期的政治实践

西汉以后，张良的形象不断发生演变，从佐汉的谋谟之臣变成集天命与神仙于一身的历史偶像。晋宋之际的天师道建构张良与张道陵的血缘关系以契合刘裕的汉室苗裔身份，为刘宋“与道结缘”制造祥瑞，以达成便于传道与影响政治的双重目的。北魏的寇谦之则利用崔浩“自比张良”的行为，制造了一套“符箓受命”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汉代以来张良“授命”说的改造。天师道利用已非历史原型的张良形象，涉入南北朝的政治活动，也塑造了刘宋、北魏政权中长期存在而又沉浮不定的共同文化意识，并推动南北分裂的政权向着共同的文化目标前行。     

原始儒学“天人观”中的人文思想

“天人观”是原始儒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对天人关系的探讨涉及群己关系、力命关系、义利关系等。原始儒学在“天人观”上的一个重大转向,就是从商周宗教意义的“神学”到人本取向的“人学”的转化,延续并发展了周初出现的“人文精神”。在“人文精神”背景下,原始儒学“天人现”中还蕴涵了民本思想、平等观念、生态伦理等现代精神以及人格修养境界理论等。这些都是儒学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关键。     

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研究

天人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问题之一,汉代哲学就是围绕天人问题展开的。董仲舒以"天"为本,运用阴阳五行说使"天"与"人"建立起同类相感、相应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