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黄河漕运历史变迁及其对陕州发展的影响

历史时期陕州的发展与黄河漕运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三门天险处在黄河漕运的咽喉之地,历代黄河漕运治理均围绕三门天险展开,使陕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漕粮转输中心和漕运航道治理中心,也使陕州的漕运枢纽地位得以确立。与此同时,漕运的繁华也对陕州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琳琅满目的商品,往来如织的商贾,促进了陕州商业的繁荣;壮美的漕运景观,云集的旅客游人,带动了陕州旅游业的兴起;文人墨客赞美黄河景观、讴歌治黄治漕精神的文学作品,促进了漕运文学的生成。以此为基础的漕运文化,使得陕州地域文化更加具有独特性,并向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明代漕抚创制史迹考略——以王竑为中心

以王竑为中心的明代漕抚创制过程,实际包含两条线索轨迹:一是由永乐以来的单一武职总漕,演变为文武双轨制;二是由宣德以来对南直隶江北派设的巡抚,演变为由文官总漕的兼职.明清以来史家多关注前者(漕)而忽略后者(抚),导致一方面混淆了二者的概念和时间次序,另一方面则忽视了王竑之前南直隶江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不断调整并日趋稳定的史实.漕抚定制的真正意义在于使永乐北迁后明廷必须解决的南漕北运和加强对南直隶行政管理得以有效兼顾.此外,王竑两任总漕之间的七年间,文官漕抚的职位虽无人填补,但其权力却有所分散、转移,其中监督各府州仓粮和卫所屯粮之权由"总督南京粮储"都御史接收,而管理河道和镇守淮安之权,则重新归属于漕运武臣之手.     

明代漕军制的形成及演变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漕运高度发展的时期,在大规模的明朝官方漕运队伍中,存在着人数达十万余人的职业运输军队。明朝的漕运法经过了支运、兑运与支运相参,最后变为长运后,职业性的漕军应运而生,成为漕运的主要运输力量。漕军对维护明王朝漕运的正常运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维系明朝京都命脉的重要支柱。     

唐代转运使的设置与裴耀卿

唐代转运使的设置与裴耀卿有密切关系,作为首任转运使的裴耀卿,对漕运曾经作过重要贡献.本文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同时联系有关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论述.(一)在我国历史上,自秦汉以后,开始有漕运和管理漕运的官吏.能够知道的,如汉代有护漕都尉,晋朝曾设督运御史.隋置募运米丁,漕转关东汾晋之粟供给京师,但是漕官阙如.总观隋代以前,漕官还不是一种常设的制度.到了唐代.漕运大为兴盛,才常设转运使     

明代中叶后漕军的积债问题

明代漕军是漕运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明中后期由于漕军的收入有限而负担却异常沉重,又遭受种种剥削勒索,陷入了非借债不能维生的地步。借债不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反而成为漕军的另外一项重负,致使漕军逃亡与侵盗漕粮不断。明代政府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明代漕军的积债问题反映了明代漕政的废弛与明代吏治的腐败。     

合族共漕:清代地方基层的一种漕务应对实态

漕制,在传统社会当中是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的一项重要国家制度,尤以明清两朝为盛.明末,漕运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摊派、腐败等.清代所延续的明代一条鞭法赋税制度实际是整合了明末各种摊派后的结果,给基层民众所带来的负担颇为繁重,作为“天庾正赋”的漕赋则更加如是.清代基层社会民众对于漕务的主要应对实态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积极完漕;二是极端抗漕;三是消极拖逃.近年学界对于抗漕与漕粮拖逃的样态关注相对较多,因为碰撞冲突能够较为直观地呈现社会结构的动态.而对于地方基层多数民众如何完漕及其影响则关注相对较少.事实上,合族共漕可以说是清代地方基层社会的主要漕务应对实态,其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样态:一是通族共漕,即能以一族之力应对;二是联族共漕,即多族联合应对.基层社会正是通过这种灵活多变的形式得以突破困境进而求得发展,同时也在较长时期内维护了地方基层乃至整个王朝社会的稳定.     

明代漕船漂流的规定

明代,运送漕粮的漕船经常在运河上遭遇风浪,导致漕船被损坏,漕米被漂失。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也为了防止漕运人员为图谋不轨而假捏漕船漂流,明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规定,如勘查漕船漂流的规定、漂失漕粮赔补的规定、对相关人员的处罚规定。     

唐代地方运使述略

唐代有中央运使和地方运使。地方运使与中央运使的区别,要把运使的本官行政空间属性、职能和施政范围三个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唐代地方运使可分为三种类型。陕州和河南运使,是"漕达于京师而足国用"的一定时期内固定的地方运使。河西、朔方、代北、范阳和平卢淄青运使,是在边境方镇,为"漕以自资"或物资交换而设,多由节度使充任的一定时期内固定的地方运使。鄂州运使和淮颍水运使,是两个较特殊的地方运使。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之争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围绕治河方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两次合并。二者争斗看似是治河、通漕与维护祖陵的理念之争,实则体现了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明代总漕设置于景泰年间,总河设置于正德年间,设置目的在于应对黄河决口后临时性的漕运危机。总漕与总河的设置仓促而成,其职掌多有重合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组织效率低下与相互争斗的泥潭。这是明代体制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清咸丰五年"湘潭章程"考析

清咸丰五年湖南率先实行的湘潭章程在清代赋役制度史,特别是漕运制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湖南钱漕改章的先导,而且深刻影响了东南有漕各省改章的进程.但湘潭章程的核心内容,即漕粮改折条款,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与主纂光绪<湘潭县志>的王闿运所记却大相歧异.今人论及咸同之际有漕各省改章这一重大事件时,不可避免地要追溯事情的原起--"湘潭章程";对"湘潭章程"的定性与评价,学界则有"裁减漕赋"和"裁革部分浮收"两种观点的对立.事实上,"湘潭章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率先变通漕运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自下而上地突破"不加赋"思想禁锢和政策禁区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唐代河南的仓储体系与粮食运输

唐代的河南是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典型区域之一,是唐王朝的主要产粮区.在河南境内普遍设立了太仓、正仓、转运仓等完备的仓储体系.由于仓廪制度的完备,使河南粮食运输发达,除地方性粮食运输外,唐代全国性的粮食运输主干线都是通过河南而得以实现的,河南的许多粮仓都担负着转运仓的职能.唐初以降,由于漕、陆运输干线的发展变化,河南境内的一些粮仓也随之兴衰.     

唐代河南地区粮食作物的种植分布

唐代河南各地区的粮食生产是不平衡的,农作物的种植各不相同,有着自己的特色。除申州和光州没有产粟的记载外,河南各州府都盛产粟,种植面积连成一片,是唐代粟种植的最佳地区。河南地区的麦类生产呈大面积分布的特点,大部分都是小麦的重要产地。由于受气候、水源等条件的限制,河南地区的水稻种植呈星星点点的分布状态,仅在部分州县种植面积较大,出现了一部分精致的产品。河南地区主粮生产实行轮作复种制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作物种植的轮作复种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日人圆仁视野中的唐代乡村社会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取佛法的旅行日记。此书涉及到唐代农村社会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乡村交通与旅行生活、社会组织、饮食、宗教信仰、道德风尚、种植养殖、交往礼节、节日、绿化等。通过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乡村社会史料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唐代乡村社会的认识。     

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相关人事考辨

上世纪20年代初,日本佛教美术学者、净土宗学僧小野玄妙、常盘大定、关野贞先后对山西省五台县唐代佛光寺东大殿内塑像及寺内两座唐代经幢探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于上世纪30年代末对佛光寺经幢题刻、唐人题记甄别爬梳。诸先师于建筑、壁画、雕塑领域发前人未发之覆,功不可没。佛光寺唐人刻记题记"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身份及相关人事无人问津,笔者不揣浅陋,率尔操觚,求教于方家。     

由《全唐诗》的考察看中唐“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

中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列锦辞格发展演进的重要时期。中唐踵继初唐与盛唐,在列锦模式上又有了四种新的变化。列锦辞格在中唐的运用是相当普遍的,它对诗歌作品意境与画面感的营造,对诗歌韵律美的营造,都有很大作用。不过,中唐诗歌中虽然列锦辞格的运用相当普遍,但也有许多形式上类似列锦而实非列锦的辞例,这种情况是需要予以厘清的。     

唐代伤悼诗序及其文化解析

唐代诗序是与唐诗密切结合在一起且同样精彩的文化形态。现存唐代伤悼题材诗序共24篇,占唐代诗序总数的2.58%,是唐代诗序的一个小类别,但它形象化地再现了300年间唐代文人感伤生命消歇、探索生命质量、关注生命、思考生命的心路历程;不仅如此,唐代文化的诸多因素也借这类诗序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是我们解读唐诗以及唐代诗人所不应忽略的文化遗存。     

论北宋七绝中异于唐人的典型创作技法

七绝创作在北宋时期,其风格与唐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创作技法的改变是造成唐宋七绝易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北宋七绝在鉴照唐人的基础上,使用的创作手法是逆唐人之道而为,如对镜览物,其面反向,形成了异于唐人的自我风格。     

再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对《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一文的异议

本文主要论证了今本《大唐新语》实是以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唐世说新语》为底本并更改其书名而成,也探讨了《唐世说新语》与其以前的《大唐新语》的关系,从而阐明今本《大唐新语》与唐代以来至明代前期所流传的《大唐新语》———也即《大唐新语》旧本———并非一书。     

唐代诗歌语言研究刍论

唐代词汇研究是整个汉语词汇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唐代诗歌语言数量极为丰富,既有对先秦汉魏词语 的继承和发展,又创造了大量新鲜的有生命力的诗歌语言,同时吸收了民间口语方言,成为近代语言研究的宝贵资 料之一。文章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唐诗语言的特点和研究概况,试图在总结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其不足。     

唐代的日本留学生与遣唐使

对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墓志所涉及的日本遣唐使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分析了古代日本派遣大批留学生随遣唐使来中国的历史背景、日本留学生的待遇与生活,阐述了玄、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中的著名人物的留学经历,指出了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发现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