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日本的对印度战略及其影响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开展"价值观外交",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更加重视发展与印度在政治、安全保障、经济合作等各领域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以经济合作促进其与印度的政治和安全保障合作的发展,增强了其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维护了海上通道的安全,使中国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日本在亚洲的战略态势显著改善。中日印三国要管控相互间的分歧,加强相互间的各种战略对话,增强战略互信与合作,进而形成互信基础上的协商合作机制。     

论我国"和谐"、"共赢"的外交新理念

"和谐"、"共赢"是新世纪我国外交工作的新理念。把握当前国际社会的发展规律,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提出这一外交新理念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提出这一外交新理念的文化渊源。我国的外交实践充分体现了"和谐"、"共赢"的外交新理念,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奉行"和谐"、"共赢"的外交新理念有利于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促进中国自身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从而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前提和机遇。     

浅谈日本的文化外交

近年来,日本实行借助动漫、影视等"软实力",促进与海外的相互理解和友好,输出其价值观和提高国家形象的新型"文化外交"战略,为扩大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提高国际地位,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而做出了种种努力.日本的"营建日本酷文化,打造日本国家品牌,赢得世界好感"的文化外交理念有着长远的战略目标,在亚洲地区主要是为了缓和侵略战争的历史后遣症,增强年轻人对日本的理解,提高日本的国家形象,培养更多的"知日派"和"亲日派".形成区域内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观,从而实现它所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鸠山内阁“推进共产圈外交”与日韩关系

1954年12月10日，日本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上台执政，组成鸠山内阁。鸠山内阁上台以后在对内外政策上同吉田内阁保持一定距离，提出了具有鲜明鸠山特色的“修改宪法”、“重整军备”、“推进与共产圈外交”三大政策。与之同时，鸠山内阁上台以后，也改变了吉田内阁在改善日韩关系方面的消极态度，在改善日韩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态度。但是，鸠山内阁为了尽快使日本回归国际社会，也为了尽快解决被苏联扣留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的回国问题，最终作出了优先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的决定。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赌注，决心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的鸠山一郎，为日苏邦交正常化造势，采取了与所有“共产圈国家”改善关系的对外政策。在这一大背景下，日中、日朝关系也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松动和缓和。然而，日朝关系的松动和缓和，触动了韩国的敏感神经，刚刚出现缓和迹象的日韩关系又一次进迅速降温，直至后来的岸信介内阁上台，日韩关系才真正被解冻。     

对石桥湛山"功利"外交思想的考察

石桥湛山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他毕生站在"功利"的小国主义立场,明确地提出了和平与反战的主张.他以"功利"的杠杆衡量外交取向,从多方利益的角度看待国际关系,主张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功利"外交思想,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深入考察和挖掘.     

日本“正常国家”战略与安倍内阁对俄外交分析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在日本自身经济实力提升以及国内政治总体保守化的推动下,"正常国家"论逐渐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意识和新的国家战略定位。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在外交、安保等领域加速推进"正常国家"化进程,在对俄外交方面,安倍内阁对俄外交战略服务于日本"正常国家"战略。安倍提出的对俄外交"新方法"突破了以往的思路和框架,并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展现出灵活性。与此同时,对俄外交"新方法"和日俄关系的发展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鸠山内阁外交的基本特征

鸠山内阁在外交政策上强调民族主义,外交自主性有所提高,同时谋求适应东亚地区力量格局变化,构筑新日美同盟关系。而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为核心的日本亚洲外交将成为新的对外战略重点,并争取在构筑东亚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     

有关冲绳归还交涉研究的问题点及研究现状

冲绳归还交涉问题在战后日美关系占据重要地位,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持续性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佐藤荣作内阁通过开展一系列"自主外交"、"民间外交"及"秘密外交"等,最终收回了对冲绳的施政权。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已经取得一系列颇为可观的成果,通过进行学术史的梳理,旨在为加深该课题的深化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战略跟随与外交主体性：印太视域下的日本对南亚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投入;但是,南亚国家之间的国力、政策取向等殊为不同,日本难以将南亚国家完全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日本对南亚的外交,一方面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紧随美国的战略脚步,战略跟随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外交主体性逐渐显露。中国应高度重视其外溢性可能产生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由日本"走入非洲"看其"政治大国"路线

新千年伊始 ,日本军民还沉浸在一年一度年假的欢娱之中 ,首相森喜朗却已在元月七日踏上了前往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和欧洲的希腊进行正式访问的行程 ,从而成为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首位日本首相。此举打破了日本首相年初首访美国或亚洲邻国的惯例 ,同时 ,揭开了日本外交“走入非洲”的序幕。　　森喜朗把新世纪之初的首访地定在非洲国家 ,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这与日本的“政治大国”进程及去年年末森氏内阁提出的“战略性外交”有何关系 ?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加以论述。　　一、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　　 1945年 8月 ,日本…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低碳生活”与“节能”

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低碳生活与节能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低碳生活就是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节能就是应用技术上现实可靠、经济上可行合理、环境和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有效地利用能源,提高用能设备或工艺的能量利用效率。低碳生活与节能是人类的深度思考。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