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民权”与“国权”之争论及变奏解析

民权与国权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及不同语境中,民权与国权的内涵不同,民权与国权之争论及变奏贯穿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清末民初,围绕政体设计,由民权与国权孰为优先的争论到国权至上、以民权提振国权的国家主义狂飙,再到民国初期民权派与国权派的激烈交锋,展现了民权与国权之间的复杂关系,彰显出后发国家民主转型与国家发展的内在深刻矛盾。对清末民初民权与国权争论的三个重要阶段的思想内容进行系统梳理阐释,有利于深入理解这些争论的思想实质及近代政治转型面临的特殊困难,也为推进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一些历史借鉴和思想启示。     

清末民初:从“人”到“个人”的过渡——论现代个人观念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清末民初时期,中西文化全面接触、交流、融合,造成旧观念的解体和新观念的产生.中国传统的观念因子、意识结构乃至核心价值发生剧烈的动摇变化,西方"个人"话语以及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理念先后被引入中国.但对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大大冲淡了终极的个人关怀."国民"而非"个人"成为这个时代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名词."国民",是中国现代个人观念起源的基本命题,也开启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之路.     

论“民权即绅权”——中国政治近代化历程的一个侧影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早期阶段，近代资产阶级还处在生命发育的襁褓期，因而无论是当时的思想家还是政治家，都还未能把尚未成型的资产阶级作为“民权”的主体代表。而作为等级时代“四民之首”的绅士则轻而易举地成为“四民平等”时代的“民权”的主体。当时，“民权”是“绅权”的理论前提，“绅权”是“民权”的具体内容。     

晚清知识分子现代国家观念的生成

可从外部的国家与世界,内部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三重互动关系入手,即从国权、民权与人权三个维度,去梳理晚清知识分子现代国家观念的建构:从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出发,趋向是在现代民族观念、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基础上,催生出建立民族国家、捍卫领土主权的"主权"观念,同时确立起通过学习世界先进文明促进国家发展的世界意识;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趋向是在现代社会观念、现代国民观念形成的基础上,彰显"民权"理念,同时培育国民的国家认同;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趋向是在引入现代性的个人观念、自由观念的基础上,催生国家尊重与保障个人"人权"的意识,同时倡导公民个人为国家服务、为国家作出牺牲的公共精神。现代国家建设是包括从普世帝国到民族国家、从王朝国家到国民国家、从君主国家到民主国家在内的现代转型。     

“张之洞反对民权”说剖析——兼析19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涵义

本文针对史学界关于戊戌时期,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以“反对民权”的姿态成为了维新派的对立面这一“定论”,将张之洞反对“民权”的言论置于一定的语境中进行了剖析,详细考察了１９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不同涵义以及时人对这两词的理解和使用。认为张之洞反对倡言“民权”,实是反对将“民权”释为涵义等同于“民主”的“人人有自主之权”、“民揽其权”,而非反对民权的本义即法律规定的“权利”。戊戌时期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以及“民权”实施的条件和程序上,张之洞与维新派并无太大分歧。用是否赞同“民权”来作为区别所谓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尺度是存在问题的     

“尚德”:鲁迅人学的传统模式与现代意识

鲁迅是超前的,他用独出的思想能力把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三个阶段加以浓缩;鲁迅又是“尚德”的,他从思想意义上超越了物质和规范变革的两个阶段,超越“尚物”、“尚法”,而把自己人学的逻辑起点确定在了思想道德的变革上,从而提前进入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观念文化变革阶段。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构建的传统人伦基础——以康有为“天民”论述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的观念构建,可以通过与“民”相关的概念集群来考察。既定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主要基于外来观念框架,只关注“国民/公民”作为政治身份构建的基本概念;而“天民”作为本土性的身份概念,更富有传统伦理层面的基础性意义,为晚清士人熟知却被后人所忽略。其实,在康有为对“大同至公”理念的论述中,“天民”与“国民/公民”只是同一身份观念的不同表述,天民观念以男女夫妇为逻辑起点,依照人伦秩序逐层展开“独立”与“平等”的价值讨论：“独立”运用于“人道”语境,并非论及个体理性,而是重申合乎公理的“人欲”;“平等”运用于“人伦”语境,并非讨论自然权利,而是抹平等级差异的家国天下关系重构,由此呈现的逻辑顺位是,“民”首先是道德主体,其次才是政治主体。以康有为的“天民”论述为中心,回到晚清政治反思与伦理重塑的问题域,发见近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过程中的伦理基础,及其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自有其必要。     

略论孙中山的“共和国图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在中国倡导共和,1894年他拟定兴中会章程时就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宗旨.1905年,同盟会政纲上正式写上“建立民国”的文字,明确了国民革命的政治目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次年,在《军政府宣言》中,孙中山对这个共和国作了具体说明:‘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立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意即以革命方式摧毁现政权,革除帝制,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理想,在辛亥革命时期曾得到短暂的初步实现,那就是如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权.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告,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并重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是一位真诚的民主共和主义者,他主张新国家要把政权完全交到人民手中,真正做到民有民治民享,认为西方的民权政治不完备,三权分立有流弊.西方的议会兼有弹劾权,牵制政府使政府无能,缺乏效率.鉴于西方民主政治的流弊,孙中山在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已创新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与监察“五权分立”     

清末师日立宪的尊皇取径与困境

清末立宪在君权体系下接嵌西式民权制度,在政权形式上是一次具有结构性意义的转型尝试,其蓝图与模型主要是《明治宪法》及相应的法政理论。《明治宪法》以尊崇天皇为基底,由此产生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国体”与“立宪政体”的分立与纠缠,本质上是君权、民权紧张关系的表征。清季朝野各方根据明治立宪模式探索改制路径,因君权、民权立场的差异,持续引发中国的“国体”属性和“国体”“政体”关系的激烈争论,衍生出各种言人人殊但又交织互动的“国体”“政体”观念和主张。清廷试图模拟《明治宪法》,以主权在君的君主国体统摄立宪政体,立宪派则有意淡化君主国体的君权色彩。在汪精卫提出立宪以变“国体”为前提后,杨度甚至声称君主国体亦可由国会总揽统治权,与民主国体无异。清廷固守君权,与革命党、立宪派的民权诉求愈发冲突对立,改制困境日益凸显,预示了革命的必然。     

近代日本“民族国家”论

个体的政治地位是决定国家性格的重要因素。近代日本的“国民”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一方面因缺乏主体性而表现为“臣民”,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与国家的紧密结合。因为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国民,近代日本就不能称为“国民国家”,而只能是“民族国家”。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其“新民”理想观

梁启超思想复杂多变,既有反复之处,也有精进之象,其坚持民权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他明确地将民权与御侮救国,即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同现实的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其本人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维新范畴.他把国民与奴隶予以区分,致力于使民众彻底根除"奴隶性"、抛弃"奴隶行",而成为国民.后来"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展开国民性讨论,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实际上是对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发展.他的"新民"理想观其实比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更有理论深度,更有历史意义.     

南洋公学与国学的初义脉络

中国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生成与演化，是近代学术思想演进中的一大关键。前人追究国学一词的发端，存有数说，在逐渐近真的过程中，揭示各项线索，同时仍有进一步辨析与推进的余地。按诸文献，目前所见，1902年1月6日南洋公学监督沈曾植致周家禄函内“最早”使用“国学”一词指代中国学术。沈曾植“国学”一说，缘起于新政初期整顿南洋公学维持大局，以此消除以《国民》《清议》二报为象征的主张“民权”“自由”的“残缺不全东洋之议论”，与以梁启超为核心的激发国性、培养国民、铸造新国家的“国学”形似神异，而相互争夺对于青年士子的影响力。隐含民国建立前一者在维系皇朝前提下吸纳新学一者以民权国家思想注入中国固有学术的两大国学初始脉络。     

“中庸”谬误剖析——反批判的“俗文化”

传统俗文化中影响最大的观念莫过于“中庸之道”。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子就是“中道”。它不仅被人们奉为处世的根本大理，而且成为一种日常的思维方式。由于它对国民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致它积淀为我们的国民性或民族性格特征之一。研究表明，对他人实际人格的选择序列...     

“辱旗即辱国”：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宣传与国民对辱旗的反应

国家象征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符号资源。国旗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象征，具有培育国民国家观念、塑造国家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等功用。北京政府时期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构建五色国旗的国家象征意义，论述国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宣传“敬旗爱国”，欲使国民认同国旗来认同国家。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敬旗爱国”观念的宣传，国家观念的普及，中国民族主义的持续高涨，“辱旗即辱国”也被更多中国人所认同，五色国旗成为时人表达爱国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符号。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广泛传播和“辱旗即辱国”观念的强化，是时人以国家象征塑造国家认同的体现，也是国家象征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基本素材的体现。     

日本新学与黄遵宪政治思想之形成

在日本明治思想界,“自由”多指上天赋予个人的自主之权,“民权”则为人民应当享有的法律权利,两者实即一体两面.黄遵宪抵达日本后,受到明治新学的影响,初步形成了“民权”思想.他从推崇“君民共主”政体出发,认识到“民权”的积极意义,提出了以人民掌握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和议政之权的设想.不过,由于倾向将“自由”理解为反礼制和反君主,他始终对“自由”持否定态度.如此一来,其“民权”就成了依附于君权的民权,成了没有“自由”根基的民权.在君权尚不能自保的晚清中国,这样的民权设想显然难获实践.     

孙中山国民意识研究

坚船利炮打破了(家国)天下传统,伴随着民权革命的轰隆雷声,子民观念逐渐被国民意识所取代。孙中山对皇帝思想终生批判,然而对于国民意识的内容却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辛亥革命之前,他对中国国民作为共和国民抱有乐观,革命遭受挫折后再次思考国民意识。他的国民意识以近代西方概念符号为外表,然而其内容却来自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并且在行易知难学说中,认为新国民意识的制度性训练只有通过革命党训政才能实现。孙中山的国民意识观念反映出其话语符号与实质规定的内在紧张,这种内在紧张或许是近现代思想家的本土性话语的显示。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原文于道”与刘勰“大文学”观念的形成

刘勰原“文”于“道”,认为“文”是“道”的外化,是人对于自然、宇宙、人生的体认,圣人能够因“文”而“明”道.这种观念立足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古代文化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整体特性,形成了一种有别于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大文学”观,它更加全面地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特点.     

中国传统造物文化中的“现代”启示

本文从“西方中心论”相悖的视角,透析中国传统造物在视角场域、文化背景、概念理解上与西方的异同。从模件体系、实用思维与时空观念三个不同维度,以文化反向输出的方式,审视中国传统造物中那些司空见惯而又极易被忽视的现代特征,而正是这些特征成为中国传统造物进行现代转型的重要文化依据,甚至成为影响世界现代进程的重要因素。     

语言视角的中国文学“古代转型”与“现代转型”比较论

文学转型在深层基础上取决于语言变革。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学的古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前古代汉语”向古代汉语的转型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从语言上说 ,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源于古代汉语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源于现代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