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

人口红利代表的是人口转变过程中能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在空间上的转移,会相应形成一种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由于中国长期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便产生了不同的区域经济效应。文章结合人口红利相关理论,对人口红利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进行梳理与分析,并通过对人口红利在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做出的经济增长贡献及其变化差异进行实证研究,证明在人口红利式微的背景之下,存在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流动推迟了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关闭得更晚,实现了人口红利的空间补偿,最大化地提升了人口红利的综合经济效率。而东部地区人口质量红利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进程较中西部地区也依然处于领先水平。与此同时,文章也关注到东部地区吸收的人口红利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则是一种人口红利的流失,使得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受到挤兑,扩大了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基于这一现实状况,秉持着效率和公平兼具的发展观念,文章认为应通过强化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跨区域补偿机制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新路径,通过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和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途径实现质量型“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从市场分割和劳方谈判力量视角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劳动力价格扭曲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利用生产函数法测算了劳动力价格扭曲,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从分地区层面来看,内陆地区的影响幅度较大;从城市规模层面来看,人口规模小于或等于500万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从时间层面来看,2012年之后的降低作用持续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将会通过降低市场分割和增强劳方谈判力量的渠道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面板分位数模型分析发现,在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越大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降低效果越好。     

人口因素对公共医疗服务效率的影响——区域差异与动态变化

本文基于2002～2010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在DEA—Tobit两阶段分析框架下研究了人口因素对我国区域公共医疗服务效率的动态影响。首先,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测算了各省份医疗卫生体系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在此基础上,利用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对效率值及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受教育程度、城市化率等人口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医疗体系的综合服务效率显著正相关,尽管受教育程度和城市化率与综合效率关系并不明显,但是对医疗体系的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仍然存在显著影响。     

人口红利与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研究

中国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工业部门流动,从而促成了中国人口红利在沿海地区的集中释放。本文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考察了人口红利对我国东部产业升级的影响,弥补了以往只关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不足。本文研究发现:二元经济转化中形成的人口红利有利于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客观上促进了东部地区资本在要素禀赋中的比重,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但是大量的劳动力迁入也延缓了东部地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延缓了市场促进产业升级的动力。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效应——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

文章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并未引发生产率悖论问题，不仅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收敛。（2）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效应主要源自产业数字化及其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3）从劳动力就业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收敛。（4）伴随人口红利的转变，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人口红利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增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消解人口红利衰减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潜在冲击。文章认为，在人口红利转变的现实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在抬高劳动生产率收敛水平的同时，也能促使区域劳动生产率加速向自身平衡增长路径上靠拢，从而有利于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     

中部地区省际人口流出对流出地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五普"、"六普"、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人口流出的角度分析中部各省人口流出的变动特征,结果发现21世纪以来中部总体流出人口规模增速虽有上升,但相对全国有所放缓,中部各省中流出人口规模大的省份有流出人口规模增速放缓的趋势,而规模小的省份有增速加快的趋势,中部省际流出人口的流向选择具有明显的区域聚集效应,流向分布以湖南、安徽和江西最为集中,以山西、河南最为分散。基于2002²012年面板数据建立中部省际人口流出对流出地经济影响的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发现中部省际人口流出对中部地区总体经济增长具有微弱负向影响;中部省际人口流出不利于缩小中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此外,中部省际人口流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人口流出总体上降低了第三产业GDP产值比重,相对增加第一和第二产业GDP产值比重。中部地区经济水平的相对落后导致中部地区大规模的人口流出,而人口流出又进一步阻碍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加强对中部经济发展的重视,缓解中部大量人才外流现象,同时中部人口流出对各省的影响不一,政策制定还需因地制宜。     

人口流动对输出地人力资本影响研究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中国人口流动与输出地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口流动对输出地人力资本既有抑制效应也有促进效应,其强弱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收入差距和人口流动规模。基于人口流动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混合OLS和随机效应估计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流动对输出地人力资本的主效应是负向影响,并随着输出地和输入地收入差距的扩大及人口流动规模的增加而变弱。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收入差距水平和人口流动规模而言,人口流动总体上削弱了输出地的人力资本积累。     

我国老龄化进程中的第二人口红利:理论与实证

当前相关研究对第二人口红利的界定并不一致,本文通过对开创性文献及其具体机制的分析发现第二人口红利的本质是居民面临养老风险而提高的储蓄率及其所形成的资本积累效应.利用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计算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和剔除第一人口红利效应之后,计量分析发现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第二人口红利.在我国社会养老体制不断变革的背景条件下,人口寿命延长是形成第二人口红利的主要因素,老人抚养比的增大并没有对居民储蓄率造成显著影响.     

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决定因素--以赤峰农村地区为例

在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大部分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还处于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本文应用个人受教育水平决定模型估计了影响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性别、地区差异及家庭经济条件是影响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的重要因素;在代际关系上,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受教育水平的获得有显著影响,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与此关系不大。     

人口规模、消费结构和环境效率

人口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转型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的关键因素.文章通过超效率DEA方法测得环境效率,并基于STIRPAT模型实证分析我国人口规模、消费结构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0 ～ 2013年间全国各省环境效率整体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区域差异较大.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现阶段人口规模的扩大对环境效率有着负向影响,消费结构作为人口与环境作用过程中的关键中间变量,根据不同的类型与环境效率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具体来看,生存、享受型消费与环境效率呈现“U型”关系,拐点分别为60.18％与29.20％,发展型消费与环境效率呈现线性正相关关系.并且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人口规模对环境效率的不利影响将得到明显的改善.     

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开发与经济发展

本文分析人口加速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影响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将人口红利的具体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使用2001—201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计量估计显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劳动力的数量结构仍是人均产出提高的重要动力,中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而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经济转型。通过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区域转移、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进一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Age structure,educa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echnical change

The significance of deviations from exponential population growth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of growth models that explicitly recognize demographic forces as a potential source of nonstationarities. This paper uses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Specifically, it is assumed that a newly invented technology can be used only if the production unit engages human labor that has been trained for this task (labor-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 In a model of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1-sector optimal growth, there are 3 basic components: population, education and labor, and production and investment. An individual who has been in school continuously from the time of birth embodies, according to this model, the most up-to-date form of human capital. When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is hi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re achieved largely through the constant influx of recently educated young people into the labor force. However, when population declines lead to a slowing down of this influx, increased adult education is necessary to stimulate the continued introduction of innovations into the productive process. The form of the optimality conditions, the comparative statistics properties, and the form of the nonstationary optimal economic growth path in this model are similar to those in the Van Imhoff model of homogeneous human capital.     

基于卢卡斯模型的人力资本外溢效应研究——对重庆的实证检验

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直接参与到经济生产过程。对经济增长有直接作用．另一方面，还通过影响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有间接作用。本文基于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外溢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1990—2011年重庆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样本期间重庆人力资本外溢效应的产出弹性十分显著，但由于人力资本自身的增长过于缓慢，其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推动作用偏小：重庆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推动，经济增长表现出典型的粗放型特征。为此，论文从人力资本开发、教育投入和劳动市场开拓等方面．提出了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文化背景与劳动力转移——基于发展模式与文化背景的国际比较分析

如果农业生产采用规模化的生产方式、工业化采用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模式以及不重视对教育的投入作为一个整体会导致"劳动力转移的陷阱",从而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因此如何突破"劳动力转移的陷阱"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稳定发展的关键。而工业化、教育和农业发展的模式不仅仅受自然资源、投资、政策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一些非经济因素,比如社会文化价值观、对于劳动的态度等文化因素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文化背景很可能是亚洲和拉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从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后果的原因,也就有了不同的劳动力转移后果。     

人口学视角下的产业集聚综述

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产业集聚研究热潮。随着研究的深入,相关研究也不再囿于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藩篱。从人口学视角考察产业集聚也是一种新的学术探索,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产业集聚要求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劳动力)作为基础,但是人口质量的作用更显著,且通过两种途径影响产业集聚:一是不同专业技术知识和特长的劳动力或技术人才组成的专业化人才市场,为产业集聚提供必要的优质人力资本;二是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和高素质人才对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影响。与此同时,制造业向某一区域集聚的同时伴随着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点在国外经验性文献和中国的现实数据中都得到佐证。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n Education Dividend?

The effect of changes in age structure on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in the demography and population economics literature. The beneficial effect of changes in age structure after a decrease in fertility has become known a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this article, we reasses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associations among economic growth, changes in age structur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Using a global panel of countries, we find that after th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dynamics is controlled for, no evidence exists that changes in age structure affect labor productivity. Our results imply that improvement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re the key to explaining productivity and income growth and that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an education dividend.     

重庆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兼论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经济效应

重庆区域经济呈现以下几个特征：区县差异悬殊、地带性差异显著、直辖以来,绝对差异扩大,但相对差异在波动中缩小。与此同时,重庆劳动力呈现大规模转移,一方面是三峡百万移民;另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输出．总计规模达千万。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对重庆区域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第一,有利于减轻三峡库区生态承栽压力和居民就业压力,提高人均GDP水平;第二,有利于提高库区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缩小重庆区域经济差异;第三,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缩小地区间人力资本差异。     

中国失业问题的贝弗里奇曲线分析

中国的失业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劳动力的超额供给,表示失业和空缺岗位关系的贝弗里奇曲线更能解释现今普遍存在的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现象。贝弗里奇曲线既可以用来区别失业的类型,还可以反映劳动力市场运作效率的变化。本文通过贝弗里奇曲线位移的分析,着重从工作搜寻活动、产业结构调整及劳动力队伍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三方面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匹配效率是如何影响失业的。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如何提高供需双方的匹配效率从而抑制大量失业与大量空缺岗位并存的现象、降低自然失业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效应与区域增长差距

本文从人口红利效应角度比较区域之间的增长差距,发现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并非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还受制于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和由知识积累及扩散获得的技术进步以及制度等其他要素从深层次上决定着区域差距的逐渐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