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科研项目简介 “集部儒学文献萃编”项目启动

<正>"集部儒学文献萃编"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规划的重大科研项目,项目的规划设计者是周广璜教授、李梅副教授。2012年4月26日,"集部儒学文献萃编"项目启动仪式在山东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高度肯定了该项目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并就项目的实施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从而拉开了这一重大工程的序幕。这是继"《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之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所实施的第二个重大科研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向以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分类,其中集部收录文献最为宏富,蕴藏着丰富的经学、儒学单     

古籍整理也应遵守学术规范

近年来 ,学术“造假”和“打假”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一状况现已蔓延到了古籍整理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十三经注疏》(整理本 )获“国家图书奖”第五届提名奖名不符实 ,其中由浦卫忠整理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存在严重的抄袭问题 ,我们认为古籍整理也应遵守学术规范     

从“十三经”注疏看中华文明的传承

中华文明一脉相传没有中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民族对文明成果不断归纳总结,补充完善,中国古代经书的注疏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十三经”是中华文明成果的组成部分,而注疏是“十三经”流传至今的保证。今天对“十三经”重新作注,进行今译,是古籍整理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弘扬中华文明的需要。     

试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得以问世的客观条件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是清代的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够问世,客观上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条件的俱备。所谓"天时",谓乾嘉时期。乾嘉时期,朝廷的稽古右文政策,完成了由清初偏袒宋学到偏袒汉学的转变,校勘学成为一门显学。所谓"地利",谓以江浙地区为依托。当时的江浙地区,不但是研究经学的学者数量最多、水平最高的地区,而且是国内图书最齐备的地区。所谓"人和",谓阮元兼有封疆大吏和汉学领袖的双重身份,登高一呼,应者云从,能够组织起一个最高水平的整理《十三经注疏》的科研团队。     

凤凰本朱熹《诗集传》校点商榷

凤凰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王华宝先生点校本《诗集传》,是通行本中点校质量较高的一个本子。据该书"整理说明"所言,本书以《四部丛刊三编》本所收的宋代二十卷本《诗集传》为底本,同时也参校了《诗集传》的其他版本,以及中华书局版的《十三经注疏》[1],使得该点校本为当今学者广泛使用。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小问题,虽说是大醇小疵,但终究不便学者使用。本文特对本书的校点疏失加以纠正,以使本书精益求精,亦是为了便于学界更好地利用本书。本文揭出其中     

“百年儒学精华系列·孔孟荀编”项目启动(1900-2000年)

<正>"百年儒学精华系列·孔孟荀编"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科研项目,项目的设计者为颜炳罡教授。2012年7月18日,"百年儒学精华系列·孔孟荀编"项目启动仪式在山东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高度肯定了该项目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并就项目的实施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这是继"《十三经注疏》     

略论阮元的“实事求是”之学

阮元是清代乾嘉学派后期一位具有总结性的人物。他在从政期间,先后创办了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校刻了《十三经注疏》,汇刻了《皇清经解》,主编了《经籍馔诂》,并亲自摆写了一部总结我国天文学与数学成果的科学史专著《畴人传》。由于他一生大力提倡朴学,勤奋编辑与著述,不仅自己在经学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还培养了一批经学人才,所以钱穆称     

"无友不如己者"释义正解

《论语·学而》(1·8)云:“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这是孔子强调君子修德进业的千古名句之一。然而,对其中“无友不如己者”之释义,却历来众说纷纭。概而言之,约有三端:其一,理解为“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朱熹《论语集注》、皇侃《论语义疏》、杨伯峻《论语译注》、赵杏根《论语通译》等皆持此说。)其二,理解为“不要与不同类的人交朋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唐满先《论语直解》、来可泓《论语直解》、杨润根《发现论语》、钱逊《儒学圣典〈论语〉》、安作璋主编《论语…     

“率土之滨”释义辨正

《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目前通行的各种注本,都把后一句“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成是“凡四海之内所居住的人,都是周王的臣民。”其中“率土之滨”被解释为“四海之内”,诸家均无异议。但是追本溯源,却发现这种解释颇有牵强之处。 这种解释的来源是毛《传》、郑《笺》和孔《疏》,主要是孔《疏》(见《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毛《传》:“率,循;滨,涯也。”郑《笺》:“此言……王之臣又众矣。”孔《疏》:“诗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尽近     

江永

江永（1681～1762年），字慎修，号慎斋，婺源江湾人。 江永出生于一个寒儒之家，自幼聪慧过人，6岁时便能写数千言日记，少年时读书过目成诵，凡有藏书之家，必上门求阅。不久，江湾便没有江永的可读之书，江永也因此被视为奇才。曾见《大学衍义孙》征引《周礼》，非常喜爱，朝夕诵读，于是开始研究《十三经注疏》。     

阮元本《十三经注疏》误刻六则——兼谈古籍校勘中参校对象的问题

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校勘精审,号称善本,是学界使用的通行本,但是其中也偶有误刻现象存在。本文就笔者所发现的六则误刻,多方参校稽考,为之辨明,并纠正北大整理标点本的误读以及校勘之缺陷,藉此以说明校勘古籍应在有所甄别的前提下广泛参校与之相关的各类书籍。     

读者来信

|编辑先生: 读贵刊1987年第10期《齐鲁文化之异同论纲》一文,很受启发.但其所用材料,尚有些不确切处,举如下: 一、文章对《左传·定公四年》条附注为:“杜预注:‘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周之宗盟,异姓为后”二语,见于《左传·隐公十一年》条,孔颖达《春秋正义》曾经引用.《春秋正义》后收入《十三经注疏》.依此,这两句话应是孔颖达疏,而不是杜预注. 二、文中说:“战国田氏代齐后,齐桓公竞设立‘喷室之议'的议政机构”.按“啧室之议”出自《管     

日藏《毛诗诂训传·唐风》残卷研究

《毛诗诂训传·唐风》残卷,为初唐写本、奈良朝钞本,现藏日本东洋文库.今存113行,大小字约2200字.所存内容为《毛诗唐风》中的《蟋蟀》、《山有枢》、《扬之水》、《椒聊》、《绸缪》、《杕杜》、《羔裘》、《鸨羽》八首诗及《毛传》与《郑笺》.本文在详细介绍此写卷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试以该卷为底本,取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四部丛刊本《毛诗》及敦煌本《诗经》进行校读.以期对该写卷的价值,特别是对诗经研究的价值作出更为准确的评估.     

是故作谦虚还是“夫子自道”?

随着对孔子的重新评价,他说的一句话又被引用起来。那就是:“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对“何有于我”应怎样理解,向来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见于《十三经注疏》本,认为那是表示“不难”之辞。另一种见于朱熹《四书集注》,认为那是表示“不敢当”,是“谦而又谦之辞”。因此,有人把它译为:“这些对我有什么困难呢?”(《光明日报》1978.7.18《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更早则见《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又有人译为:“在我这里有什么呢?”即“这三件事我都没有。”(王力《古代汉语》1978年重印本,更早则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两种解释恰好相反。     

《尚书注疏汇校》《尚书注疏校议》介绍

<正>"十三经"是十三部儒家经典的合集,早期只是单一的经文。经文古奥,在传授的过程中,陆续产生汉晋经学家解说经文的"古注",南北朝时期解释经文、古注的"义疏",唐宋官方敕定的"正义",从而形成了"十三经注疏",总结前人经说,融经文、古注、音义、疏文于一体。随着诸经文本层次的增加,版本形态亦随之丰富,有白文本、经注本、经注音义本、单疏本、经注疏合刻本、经注疏音义合刻本等。宋代以后传世的主要版本是注疏本。鉴于诸经内容及版本之复杂,历代学者都希望通过校勘,确定不同版本之关系,判定版本异文之是非,     

试论《吕刑》的制定年代

在西周法律史的研究中,《吕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欲论一代之制,必先辨其史料的真伪.因此,对《吕刑》制定年代及内容真伪的考证,实为研究西周法制不可缺少的一环. 收于《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勘本)中的《尚书正义》源于《孔传古文尚书》,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尚书》最早版本,自宋人吴棫对其真伪提出质疑后,经几代学者考证,《孔传古文尚书》为伪书已成定论.然而,伪讬之中,却也有着真迹的存在,目前学界已断定《孔传古文尚书》中有三十三篇源于汉代伏生所传,《吕刑》即为其中之一.《今文尚书》中言尧、舜、禹、夏、商、之事的《虞书》、《夏书》、《商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及其他

儒家经典《春秋》无单行本,《春秋》经文附着于《公羊传》《毂梁传》《左传》之中。三传之中,《春秋》经文有异,此称《春秋》三传异文。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作底本,但不知道《汇纂》对三传异文的择取标准。经考证,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春秋》的底本来源于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胡传）。一般情况下,胡传采用某传微言大义,便择用其《春秋》经文,三传异文的选取取决于微言大义。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集各家注疏,并断以己意,三传异文与微言犬义之间失去本来的紧密关联;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中,三传异文与微言大义已了无联系,其解经方法亦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格格不入,显现出理雅各的《春秋辉本与中国本土《春秋》注疏的疏离关系。     

皇侃《礼记义疏》略论

皇侃的《礼记义疏》代表了南朝《礼记》注疏的最高成就。皇侃采用的宗郑为主,兼采他说;阐释义理为主,间引文献互证;运用科判体式,重视总结段义;注重从礼仪变迁的角度阐释异文等方法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南朝经学注疏的一般特点。其成果不仅为唐修《礼记正义》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历代研究者所吸纳,具有重要的经学史意义。     

阮元“师从孙梅”辨

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撰著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洋洋七大卷,近370万字,其篇幅之巨,材料之丰富,论析之精当,久为学界所称。但是,该书在评述阮元的骈文理论时云: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提倡朴学,主编《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等,著有《揅经室集》。他曾师从孙梅。孙氏留意骈文,著有《四六丛话》,这对阮元爱好骈文,加深对骈文艺术的认识有一定的作用。《清代文学批评史》的著者之所以认为阮元曾师从过孙梅,其根据当是阮元的《(四六丛话)序》,因为序中阮元坦陈自己与孙梅有师生关系:     

《尚书》中的“迪”字新释

"迪"字是《尚书》(据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中的常用字,今本《尚书》中凡45见,其用法颇为复杂.由于字书对"迪"字释义比较含混(如《说文》"迪,道也"之训),故占人往往随文训释,如孔传释"迪",或释为天道的"道",或增字释为"蹈道",甚或释为言道的"道",因此疑义甚多.清王引之经梳理后提出新说,认为"迪"字有可释为语词之"用"、发语词及句中语助者.[1]王氏见解有其独到处,但亦有疏失,本文即针对部分尚存疑义的"迪"字,结合出土文献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