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思考商法、民法的关系

文章就“民商法”等对商法、民法关系不科学的流行表述,从法的渊源、惯例的地位、法典崇拜、法官的作用、法的确定性与灵活性、提高立法质量等方面,以科学发展观剖析了商法、民法的关系。     

商法法典化的理性透视

商法源于中世纪的商人法,其法典化的形成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然而,商法法典化自其产生之时起就先天不足,其合理性值得质疑。商法具有自身的独立性,民商合一不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采用商法典的立法形式,商事立法应当采用商事单行法的形式。     

浅谈经济法与民法、商法的辩证关系

现在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带来民法、商法及经济法的繁荣,最终将建立三个法律部门间的和谐互补关系。在研究外国经济法的同时,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中国的经济法,使其能够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软商法

在商法的研究方面,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关于软商法的研究,就是思想解放的一个表现.软商法是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可能间接产生某种类似于法律效果的市场交易规则.法多元化理论、回应型法理论、活法理论可以作为其理论基础.软商法至少具有三方面的价值:效率价值、补充价值和转化价值.制定软法的权利来源,一方面是制定主体权力的变异,另一方面是成员的让渡.为了执行软商法,制定主体通常以名誉罚、身份罚和财产罚作为保障执行的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法在价值与体系方面均取得进步,具体表现为人的私法主体地位的逐步确立、私法自治基石性地位的奠定、私人利益与私人权利得以确立并获确实保障、民法的科学性得到长足发展等。不过,现行民法在形式理性化的程度上仍有改进的空间。对中国社会而言,坚持民法的自主性、形式化发展方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必须通过保持民法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来克服形式理性法的某些内在缺陷。     

传统观念与民法结构:再论中国古代民法的价值

中国古代由于受到社会经济等方面基础条件的制约,完全以惩罚性的思维立法,采用了"刑事兼理民事"的治理模式,加上以道德治国为最终的价值追求,所以当代西方式的民法观念及其民法体系难以见容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此种差异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中国古代对法的谦抑性认知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民法结构的这种独特性体现了中国传统"不能与不为"的智慧哲理,正是中国古代民法这样的结构模式才凸显出了中国法律的自主性。     

商法价值范畴论析

商法价值概括了商法的目的与宗旨,体现着商法精神,决定了商法的独立地位。商法价值是人与法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商法的有用性,包括效益、公平和秩序等价值。商法作为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其价值体系应以效益为最高价值。但我国商事立法表现为对安全价值的过度保障,对效率价值重视不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达,商事立法的价值取向应更加偏重效益价值。     

论民法的价值与基本原则--对现行民法基本原则理论的质疑

民法的价值与基本原则是民法领域最重大而分歧极大的基本问题.本文独创性地提出法的价值为合理的秩序,民法的价值为市民社会的合理秩序.我国未来民法典应确立民事主体法律地位平等、私权自治、社会公益与公德三项原则,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商法立法分析——兼论商法的存在价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制定了大量规范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的法律法规,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但伴随《民法典》编纂工作的推进,出现了全面否认商法独立存在价值的观点,显然不利于商事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从商法的起源、历史沿革中重新确认商法的存在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现代商法的独立性

在整个法律体系中 ,如何确立商法的地位 ,如何把握商法与民法的关系 ,即如何认识商法的独立性 ,是自商法产生以来商法理论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集中体现了商法的价值 ,决定着商法的前途和命运 ,一直为学界所瞩目。一、现代商法独立性发展的历史商法是随着国家间商事交往的产生而产生的。早在古罗马法中 ,就曾制定过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但是 ,古代各国的商事交往并不十分频繁 ,有关法规十分简单并与其他法规混杂 ,因此那时并无独立的商法。真正成为一项专门法律的商法产生于中世纪的意大利 ,当时的地中海是世界各国贸易…     

民法的哲思:以民法本位为研究视角

国内外民事实定法本位不断变迁。民法社会本位说多存疑问,所谓民法本位观,即近现代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论,则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人性等理论基础。民法本位即指民法的价值标准和中心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民法本位就是民法最核心的价值,而民法原则则是民法本位价值取向的外载形式。以带有社会顾虑的私主体权利为本位构设中国民法典体系、原则、制度和具体规范是进化的理性的选择。     

论现有立法下商事行为和民事行为的区分

我国学术界一直将“民商合一”作为重要理论之一,“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这样一种说法几乎成了学界的经典学说。但商事行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并且从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上看,商事行为同商事主体密切相连,商法逐渐从民法中脱离出来形成单独的立法。因此,我们应该从商事行为的概念、特征以及与民事行为的联系和区别等方向来真正理解其本质,并根据私法的概念和原则构建这一制度。     

判例·判例法·民法法系

判例和判例法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却又紧密联系。在民法法系国家,判例并没有约束力,但在实践中,它具有说服力。我国应当在考察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对民法法系国家日益重视判例制度的借鉴,加强判例的作用。当然适用判例法制度的种种条件尚不完备,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论诚信原则在民事证据法中的适用

诚信原则具有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补充法律漏洞、规制当事人滥用证据权利和消极履行证据义务等功能,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举证、法官对证据的采信等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民事证据法中确立诚信原则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必要性。     

民法典应确立"其他组织"民事主体地位

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民法通则未确立"其他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不足的分析,从历史潮流和人格理论出发,主张在今后的民法典中应确立"其他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以使我国民事主体制度更趋于完善.     

借鉴与创新:关于民法典问题

民法的法典化是我国民事立法的必然趋势 ,如何制定民法典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 ,借鉴古代或外国民事立法的具体体系和内容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应当从这些优秀成果中找寻规律性的东西 ,即民事立法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与社会经济生活相适应 ,本文通过分析罗马法法律行为形式的发展变化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国民法典不仅要吸收和借鉴 ,而且要创新和发展 ,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物权法私主体权利价值取向论——及至民法本位探讨

近、现代物权法价值取向未变,即都是私主体权利价值取向,只是现代物权法,带些社会化倾向.近现代物权法及我国现今物权法当以私主体权利为价值取向.申明物权法私主体权利价值取向,并非不顾及有些情况下的社会化倾向,只不过这些"顾及"是为次的,这由物权法私法性视角决定的.唯如此,以物权法为代表的私法才可与所谓的社会法、公法之社会、国家价值取向性视角相制约、相抗衡,达成整个法律体系的和谐平衡,否则,全部法律一边倒地以社会、国家为价值取向,则与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中客观存在公私利益之分别不匹配,法律上层建筑则不符市场经济基础.     

论民事补偿制度

民事补偿是由非违法者对受害人的损失予以填补的民事法律制度,非违法者对受害人损失的补偿是特定情形下感激的道德义务的法律化。民事补偿制度有行为人补偿制度、受益人补偿制度和共同体补偿制度等三个类型。但无论是行为人、受益人还是共同体予以补偿,都建立在适法事实的基础上,因而民事补偿的性质是民事义务。民事补偿不具有惩罚性,其范围原则应限于受害人的直接损失。     

论党的先进性质与党的群众基础

十六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这鲜明地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相统一”的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十六大文件精神 ,根据我们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所肩负的任务的重大变化 ,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 ,努力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从而为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一、提高党的影响力需要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世界政坛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